顾渚贡茶，是加在长兴和宜兴先民身上的一项沉重负担。曾任浙西观察使和湖州刺史的袁高，在亲自督造贡茶的过程中，体察到贡茶的艰辛，一次在起贡时，袁高专作《茶山诗》一首，力陈贡茶的痛苦和弊端，用以谏君。其诗中有“动生千金费，日使万姓贫”；“一夫旦当役，尽室皆同臻”；“悲磋遍空山，草木为不春”；“造纳无昼夜，捣声昏继晨”等悲愤凄凉之句。关于揭露贡茶严酷的诗作，还有如李郢的《茶山贡焙歌》等，其诗句“陵烟触露不停探，官家赤印连帖催”；“驿骑鞭声砉流电，半夜驱夫谁复见？十日王程路四千；到时须及清明宴”，则从另一角度，诉说贡茶限时限刻，必须在清明前三天贡到京城的艰难。唐代茶叶，有“蒙顶第一，顾渚第二”之说，那么，贡焙为什么不设在蒙顶而设在顾渚呢？蜀道难行，这主要就考虑要在清明前能把茶赶送到京的关系。
贡茶，实质上也是一种赋税。如上面《新唐书》记及的贡茶，就是一种实物税；而顾渚贡茶，则是带有一种劳役性质的赋税。但是，真正课收茶税，还是德宗李适统治期间的事情。建中三年(七八二年)，为筹措常平仓本钱，赵赞上言“收贮斛豆斗匹叚丝麻，候贵则下价出卖，贱则加估收籴，权轻重以利民。从之。”于是赵赞“乃于诸道津要置吏税商货，每贯税二十文；竹、木、茶、漆，皆十一税一，以充常平之本。这也是我国文献中最早的税茶记载。课征茶漆十一税第三年，朱泚乱，德宗逃到奉天(今陕西乾县)，为减轻百姓负担，诏罢商货税。但不久，如《文献通考》所说，贞元九年正月，盐铁使张滂以水灾两税不登，请“于出茶州县及茶山外商人要路，委所由定三等，时估每十税一。”德宗从之，恢复茶税，并自此把税茶作为定制。
贞元时茶税岁人不超过四十万贯，还不算太重。但是至穆宗长庆元年(八二一年)，因“两镇用兵，帑藏空虚”，又加“禁中起百尺楼，费不胜计”，于是盐铁使王播请大增茶税，“率百钱增五十一，使每年的茶税一下增加到六十万贯以上。文宗时，王涯为相，为尽取茶利，他进一步提出了官营官卖的榷茶制度，于大和九年颁令榷茶，自兼榷茶使，强徙民间茶树于官场，并焚其积旧，商人只能购买官场的茶叶，而且大增茶税，一时搞得天怒人怨，不久，王涯被诛，榷茶也随之中辍。武宗会昌元年(八四一年)，崔珙任盐铁使，“又增江淮茶税。是时，茶商所过州县有重税，或掠夺舟车，露积雨中；诸道置邸以收税，谓之榻地钱。”(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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