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10日電】上一代人的經歷會被當今的青年視為“傻冒儿”，然而那“傻冒儿”中透著熱忱。
我們不能一味譴責“讓球”，就像我們不能一味贊美“讓球”，任何事件割斷它的歷史都是談不清的。上一代人的种种經歷會被當今的青年人視為“傻冒儿”，會被認為走過了半生盲從的道路。然而，那“傻”中常透著熱忱，那盲從中也不乏追求，哪怕走錯路也是在美和善的信念驅使下邁出的。“讓球”
不過是一种時代精神的衍生。
1956年，在人民共和國成立不久，國際奧委會迫使中國退出這個机构，也使几代運動員被剝奪了最珍貴的机會，中國運動員常常感受到一股勢力在歧視著他們。中國人最喜愛的足球、籃球等諸多運動項目，中國運動員無緣參加國際足聯、籃聯的正式比賽，中國觀眾沒有觀賞的机會，這种“壓迫”難道需要
中國人以善報惡、以理性對待專橫嗎？在1959年第25屆世乒賽上，容國團過關斬將，与匈牙利西多爭奪單打冠軍，日本隊教練面對攝影机發出了輕蔑的嘲笑。這激勵了中國運動員勵精圖治，与洋人一爭高下，而那一代中國運動員与整個社會高昂和不甘屈服的士气相吻合，他們在比今天艱辛得多的條件下，成為新中國体育界出色的拓荒者。
1961年，北京在飢餓和春寒料峭中舉辦了第26屆世乒賽，人禍与天災交織的年月使數億人整日伴隨著飢餓，但中國人對理想格外強烈的追求，使他們覺得幸福就在并不遙遠的彼岸。中國乒乓球隊是那個年代志气的寄托——中國人連世界冠軍都能拿，還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難嗎?整個乒乓球隊就像面臨著一
場殊死的搏斗，他們听說日本報界揚言最多讓中國拿一分，都捏緊了拳頭，非在球台旁教訓一下傲慢的日本人不可。那屆比賽，中國乒乓球隊士气如虹，把日本隊掀下了乒壇王座，整個中國都被他們的戰績振奮了。在單打比賽中，為了更有效地對付外國選手，首次采用了“一致對外”的戰略。
來自湖北的胡道本在單打比賽中連闖數關，他扣殺凶狠，在往日練習賽中有過戰胜李富榮、徐寅生甚至庄則棟的戰績，他如果超水平發揮，很可能進入前3名。但乒乓球隊領導把各教練召集在一起，几經權衡，還是讓胡道本讓。乒乓隊的領導委托胡道本的教練找他談了話：“小胡，為顧全大局，使單打冠軍不落在日本人手里，我們考慮再三，還是讓李富榮去打把握更大些。你看能不能讓他上?”領導多少有點探詢的口气。胡道本爽快地點點頭：“好吧。”他沒有表現出絲毫的不快。五六十年代的革命傳統教育，使運動員們都懂得，連人都是党和國家的，犧牲生命都可以在所不辭，更何況名次呢?在男女混雙比賽中，當時最杰出的女運動員孫梅英主動找了領導，她說：“我和王傳耀還是讓給年輕選手吧，外國選手不了解他們，出線希望更大。”
打到最后，男子單打只剩下四名中國選手了，他們是庄則棟、徐寅生、李富榮、張燮林，此刻已不存在冠軍旁落的問題。但在半決賽中，四位超一流選手打得并不精彩，曾在團体賽中連扣星野十二大板的徐寅生退出了近台，多次放出高球，使庄則棟輕而易舉地以3丫0獲胜。另一個把星野、三木打得暈頭轉
向的張燮林也失去了“怪”勁儿，他削的球不低也不轉，李富榮沒費什么大勁儿便進入了決賽。在爭冠亞軍時，場上沒有奪魁的白熱化气氛，庄則棟左右開弓，打得揮洒自如，李富榮華麗的大板扣殺，更增添了表演色彩。
根本沒有人在考慮這是不是奧林匹克精神，奧林匹克委員會把几億人摒棄在它的大門外，几億人也自然把它視為無公正可言的机构。在崇尚“一元化”、“大一統”的時代，從運動員到觀眾，都不會對“讓球”這种做法有任何非議。
到了第27屆世乒賽，又重新籌划确保中國選手奪冠的戰略。中國男選手以令人信服的實力橫掃千軍，庄則棟“使勁快打”的風格發揮得淋漓盡致，張燮林魔術師般的削球，使三木圭一無所适從，賽后他抓耳撓腮地對在場的記者說：“張的削球猶如一團火，落在我的球案忽的一下燃燒起來。”木村興治更坦蕩地說：“我所以輸給張，是因為我比不過他。”在單打比賽中，最后四名選手又是中國人。決賽又在庄則棟和李富榮之間進行，其實情又像很多人所猜測的那樣。
又過兩年，28屆世乒賽在南斯拉夫盧布爾雅那舉行，世界乒壇史上的一大奇跡出現了。連續三屆比賽，單打冠亞軍都是同樣兩個人，這不僅前無古人，也后無來者。李富榮站在矮庄則棟一頭的領獎台上，也許他內心深處有微微的惆悵和失落，但60年代的人只要學習一下毛主席有關“顧全大局”、“無數先
烈為了人民的利益犧牲了他們的生命”的語錄就會想通的。況且，他能登上亞軍獎台，也有隊友開道的功勞。在女隊，勇胜匈牙利高基安和日本關正子的小黑馬李莉，也在半決賽中讓給了林慧卿，她對“讓”表現得相當坦然。庄則棟高高舉起獎杯，在巨大的榮譽面前，他顯得很平靜，几屆比賽，他都說：“我只代表集体來領取獎杯。”這些60年代的年輕人，是一代人風貌的縮影，他們那樣單純、狂熱，他們那樣發自內心地去接受組織的選擇。中國大地上几億青年的追求都伴隨著個性的泯滅，他們的理想与熱忱也在被畸化“讓球”在當時又有什么可非議的呢?
文革時期“讓球”被賦予更濃厚的政治色彩。然而一個真正出色有實力的運動員，會把這种“游戲規則”當作恥辱……
文化大革命，一切体育比賽中斷，數年后恢复比賽，“讓球”又被賦予新的涵義。就像勒緊褲腰帶去支援比我們過得還好的國家一樣，“讓球”又在顯示著“中央大國”的气派。我們民族自我中心傾向古已有之，“四海之內莫不服王化”，威加海內、施惠四方，便是這种心理的体現。我們自稱中國是世界
革命的中心，怎樣讓体育比賽与“中心”相适應呢?連最沒資本的足球也在“讓球”，請來一些非洲三流球隊，我攻你7個，再讓你5個。最近中國足壇元老年維泗在他的回憶錄《欣慰与悲愴》中就談到，他在比賽前常常接到的指示是“能不能先讓一個”，“讓球”竟成了足球隊的一門學問。“讓球”讓得隊員
動作走形、心理异常，讓得無法适應大型比賽。以至1974年參加德黑蘭亞運會時，隊員們都感到不大适應那种寸土不讓的气氛。當然，乒乓球還最有讓的資本，盡管實力今非昔比，但瘦死的駱駝比馬大。于是，一切虛假、捉弄、不真誠都在墨綠色的球台旁演出了。文革中多少偏遠地區的人衣不遮体，我們也要花巨資搞与自己國力不相适應的亞非拉邀請賽，外國選手的机票、食宿全被包下來。一大批連球都不會發的選手与中國運動員登場獻藝，為了讓每個隊拿一分，中國運動員不得不連續向球网和球台外扣殺，不得不發出既不轉也不刁的和平球。一些非洲運動員對戰胜世界聞名的運動員既有哭笑不得的，也有略帶害羞笑彎了腰的。
但是，一個有出息有實力的運動員，會把這种“恩惠”當作恥辱。南斯拉夫优秀選手斯蒂潘契奇在一次比賽中發現中國運動員在讓他，比賽剛一結束，他气憤地把球拍扔在球台上，球拍狠狠地撞在球网上，又被彈了回來。還有一次比賽，中國運動員用讓球“貓膩”把第三國選手整下去，而保住友好國家的
名次，這位被整選手含著淚說：“此生不再到中國來比賽!”周恩來總理后來曾批評類似做法是“分配獎杯”的大國沙文主義。內部“讓”，對外“讓”，几乎每一次大賽都要伴隨著“讓球”的內幕。人們還記得70年代的張立，她無疑是當時最好的女子選手。但出于國家間關系的需要，她連續兩次讓給了另一國的選手，蓋斯特杯上再也不會鐫刻她的名字，后代人不會承認她是世界冠軍，她的履歷表上無從反映她的實力与貢獻，就是出國當教練也亮不出世界單打冠軍的牌子。這對一個付出了多年血汗而又才華橫溢的運動員來說，無疑是個悲劇。而被讓的選手并不領情，人家回國受到元首式的迎接儀式，又一再強調力挫各國強手，難怪至今回首往事，張立也不禁唏噓。
還有那位手執魔杖的蔡振華，他是一位力挽狂瀾的人物。中國人在70年代末慘敗匈牙利后，正是依靠他和謝賽克在兩年后奪回斯韋斯林杯。但在与另一位團体賽中表現不如蔡振華的選手爭冠軍時，卻被授意“讓球”。此時并不存在“祖國榮譽”的問題，因為誰得冠軍也是中國人，但蔡振華要服從命令，況
且他還得到“以后再叫他讓你”的許諾。但兩年后他的“魔杖”因規則更改被取消，他的實力与銳气大減，當年的許諾也沒有人再提，而讓重新相遇的兩個人真打。据說蔡振華賽后流下了辛酸的淚水——他失去了一個明明可以得到的榮譽。因此，對“讓球”有刻骨之痛的蔡振華在執教中國隊之后曾公開宣稱、并告誡隊員“公平競爭，不再讓球！”
有多少屆比賽、多少個獎杯、多少枚金牌，就有多少名“開路先鋒”作鋪墊，但它与現代社會的發展越來越格格不入……
商品經濟社會要實現自我价值，從個人權益出發去建設社會合理秩序的人才是當代社會所需要的。它不是不要國家榮譽，甚至同樣珍視這個榮譽，但應該在全人類所認同的現代文明規則之內。尤其体育走向產業化，不制止會使“黑手”滲透到這個領域，使比賽變得肮臟，使比賽愚弄觀眾，足球界的“假
球”已經成為全社會聲名狼藉的流行語，走向市場化的乒乓球要引起警惕。如果“讓球”永遠延續下去，其真實的情況被全盤捅出來,難道會對國家榮譽產生什么好的效應嗎?
我們無法再用20世紀60年代運動員的標准去要求當今年輕一代的運動員，老的、舊有的觀念与今天的現實產生了猛烈的撞擊，運動員對這种安排越來越難以承受。他們不能不考慮，几年的血汗都得不到報償，公平競爭又如何体現? 自己感覺并不比隊友差，為什么偏叫我讓?比賽的結局不僅是榮譽，也伴隨著獎金，為什么拱手讓出?自己的教練、自己所在的省市、俱樂部也在這种安排中失去了不該失去的，這种損失又該怎樣計算?尤其讓球要人為地安排，缺少一种無懈可擊的標准，用行政包攬司法終歸會有漏洞。指派絕對不會有公正，在奧運會上，像塞巴斯蒂安‧科和劉易斯這樣的巨腕儿都曾因選拔賽被淘汰，沒有別的運動員讓他們，甚至薩馬蘭奇出面為塞巴斯蒂安‧科說情也遭斷然拒絕，從而确實保証了無可指摘的公平競爭。
好在不合理終歸要被時間淘汰。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國乒乓球隊中一些不大順從的舉動出現了，有的運動員听說“讓”臉上陰沉沉的，不滿開始溢于言表；有的既然叫“讓”，干脆吊儿郎當，明眼人一眼看穿；有的牢騷滿腹，把“讓”的內幕向外透露。及至1987年世乒賽上，終于爆發了前所未有的“何智
麗事件”。何智麗先是接受了陳靜的讓，接著又被指派讓給管建華，但她上場后劈里叭啦真地打開了，管建華不知所措，場外的焦志敏也喊：“管建華，你真打吧，她不讓你了。”代表團一位領導也在何智麗揀球時輕聲說：“何智麗，你過來一下。”何智麗知道這話的分量，她連輸10個球，但她突然發誓：
“我不能讓，我一定要贏!”她最后還是拿了下來，當她与管建華握手時，管建華的眼圈紅了，不愿与她的目光對視，管建華哭了，她對教練說：“說讓，這叫什么讓啊!”后來何智麗戰胜梁英子拿了冠軍，她第一個當了“讓球”的叛逆。有人說何智麗太自私，說她缺乏道德，她應該在与陳靜比賽前講明，從這
一點講她有“不道德”之處。其實，即使真在賽前講了也不完全“道德”，她應該在參加大賽前在北京就講明“我不讓球”，那么她也不可能入選國家隊。第二年，何智麗被排除在奧運會之外，她的老師孫梅英在体育報上列表，表明何智麗在1987年3月至1 988年7月國內外比賽中共負4場，而戴麗麗共負8
場，隊內模擬比賽何智麗9胜1負，戴麗麗5胜4負1棄權，而戴麗麗入選何智麗卻落選了。何智麗离開國家隊前給李夢華主任留下一封信：“感謝國家体委多年來對我的培養，由于大家知道的原因，我自愿离開國家隊……”
在奧運會之后，另一位比何智麗更出色的選手焦志敏也退了隊，她在半決賽中被通知讓給李惠芬。她的實力最具冠軍相，若真打，她多半會贏李惠芬，決賽再碰陳靜，也會占上風。但她只能束手就擒，她不愿充當第二個何智麗。她在离隊前也交織著愛与惆悵，她說：“我非常感謝這個集体，是這個集体培
養了我……對于讓球我不想說得更多，我只想說，我已經讓過四次了，這次讓球，我在思想上一點准備都沒有。我本可以再打二三年，我不想再打下去了。”
焦智敏成了韓國媳婦，她不愿披韓國隊球衣和中國人打。何智麗成了日本媳婦，她憋著一口气，而且真在“夭息”聲中打敗了奧運會冠軍陳靜、世界冠軍喬紅和雙料冠軍鄧亞萍。在“海外兵團”中有很多人不愿像何智麗那樣披外國的戰袍，甚至她最信服的恩師孫梅英都說：“我可以指導你，但感情上使我
不能在賽場出現。”也有的人早就穿上了外國隊的球衣，只不過球技不如何智麗而無緣“招恨”。在第23屆奧運會上代表奧地利隊的丁毅与中國隊陳龍燦打時又喊又叫，只是他胜了陳龍燦后又被別人刷掉了。
如今多屆世乒賽向人們証實中國乒乓球不讓球也同樣可以輝煌。過去計划經濟可以“計划”出冠軍，這個龐大的乒乓搖籃也不斷無償地向世界各地輸送人才，并給自己培養強勁的對手。我們走向職業化的各体育項目應該像NBA籃球与意大利甲級足球聯賽那樣，在寸土必爭絕不相讓的“內戰”和競爭中保持
自己的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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