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21日訊】人間許多事，按理論，誰都承認該如何如何，但實際，你卻不敢或無法依理而行，硬要認理或明知不可而為之，就要陷自己于困境甚至碰個頭破血流。
安徽利辛縣孫廟鄉几位鄉干部私設牢房，以种种莫須有罪名將200多名無辜群眾非法拘禁，時間最長達170天，致使一位孕婦在糞尿遍地的牢房里生下孩子，不少家庭為贖人而多方舉債，變賣家產。几位鄉干部的做法顯然是無理的，豈但無理，簡直天理難容國法難恕，而200多名被拘禁者則“根本沒有任何過錯”。按說，后者應該据理力辯“憑什么抓人”，應當起而抗爭，例如到鄉政府去講理，到縣上去舉報，甚至將這些違法殘民形同土匪的狼吏扭送公安局。但這是不實際的。人家配備著專車和打手，并且是以行政的名義，村民怎么与之抗爭？私設的牢房与鄉政府僅一街之隔，鄉政府明知而放縱，你還能找它講什么理嗎？不堪忍受的村民終于上縣舉報了，但又有人為非法抓人者“撐起了更大的保護傘”（事見2000年11月24日、29日《中國青年報》）。
江西省南丰縣三溪鄉農民吳伯亮狀告鄉政府久不履行合同，欠款不還，地區中院判決：被告在判決生效后7日內向原告一次付清欠款及利息64万多元。數十個7日過去，吳伯亮只拿到6000元，法院似乎也拿鄉政府沒有辦法。按說，法律高于一切，執法机關怎能沒有辦法呢？“農民欠錢不還要被投牢，可這鄉政府就可以欠錢不給，沒人去封它的財產，也沒人去坐牢。”為什么“理”在這里變得蒼白無力？哀哀無告的吳伯亮問天問地問記者：“這法律是專對付農民的嗎？”（1月6日《中國青年報》）法律自然不是專治農民的，但你吳伯亮告的是政府，如果對方是農民或其他普通群眾，情況就會不同。法院未必不想落實判決，只是法院与鄉政府的關系和
与一個普通農民的關系并不像理論上講的那樣平等。“鄉里要面子”，法官得考慮一級政府的“形象”，即使他不考慮，他的同級或上級領導很可能打招呼要他考慮。不妨再假設一下，一個普通農民狀告縣政府，辦案的是法院，能設想法院去封不履行判決的縣政府的財產或將政府法人代表“投牢”嗎？
這其實是個很折磨人的老問題，至少一千多年前參与“永貞革新”的柳宗元已經深思過。柳宗元說，地方上的官員是干什么的？是民眾的仆人而不是奴役民眾的。依靠土地生活的農民，拿出他們收入的十分之一雇佣官員，是要他們公平地為自己辦事的。但拿了民眾錢而不認真為他們辦事的到處都是，豈止不認真，還要敲詐貪污。假若雇一個人來家，它拿了你的錢不認真為你做事還偷盜你的財物，你一定會“甚怒”而赶走他，處罰他。按說，對于類似的官員也應該照此辦理。但事實上老百姓卻是“莫敢肆其怒而黜罰者”。這是為什么呢？柳氏已給出了答案：理雖同而“勢不同也”。（《送薛存義序》）“勢不同也”，精當之至。“勢”者，情勢、具体情況之謂也，即地位、權力、人際處境之類。官在上，民在下；官有權有強制手段鎮壓工具，民膽敢反抗便是“作亂”；官有官的背景，民惟布衣朋友。縣太爺“怠其事”，小民怎么扣他的薪俸？知府大人貪賄如盜，百姓敢叫他卷鋪蓋走人？所以，“官為民役”在當時只能是個美好的理想。
今天，我們已邁出了通向這理想境界的重要一步。然而，也僅一步而已。比如，人大是保証人民行使政治權力的机构和渠道，但不能不承認，許多地方的人大還是例行公事的時候多，很難隨時按照人民的意愿來評判“公仆”之优劣，決定其去留；對同級政府和兩院的監督也往往缺乏剛性規則。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不能不履行法院判決的原則已得到确認，但在“法院在政府之中”變為“法院在政府旁邊”之前，讓法院制約政府終究是靠不住的。
理歸理，勢歸勢。改變官民關系的舊“勢”，增強民眾行使權力的可操作性，該是体制改革的當務之急。（摘自20日中青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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