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澤民養父秘稱汪道涵恩主
一九八九年六月，來自上海灘的江澤民在鄧小平親自指揮的北京戒嚴部隊的嚴密保護下，以坦克開道，借机槍壓陣，逼迫趙紫陽拱手讓出總書記交椅，從此開始了中共政權“第三代領導核心”的時代，中南海的紅牆便向汪道涵日夜敞開。
江澤民一九八五年在上海時，是從汪道涵手中接任的上海市長職務，海外報道文章曾經報道過此二人關系的非比尋常，但充其量也只能說出他們之間曾經過的上下級和“新老交替”關系，對于二人如何成為忘年之交的細節，即使在中共內部也是鮮為人知。
無論是劉瀾濤之于李鵬、還是李一民之于喬石，其間不過都是前輩提攜后進的關系，用共產党的官式語言解釋，即所謂的“上下級關系”。而汪道涵之于江澤民，在有所謂“上下級關系”之前，即已有多層的私人關系。
首先是同鄉關系，查中共中央關于党內領導人物介紹，汪道涵是安徽人，江澤民是江蘇揚州人，其實，江蘇揚州只是江澤民出生的地方，其祖籍也是安徽。江澤民祖父江石溪早年從安徽老家移居江蘇省江都縣仙女鎮，在此地行醫，先后生下七個子女，長子江世俊即江澤民的生身父親，六子江上青即江澤民的義父。江上青僅比江澤民年長十五歲，少年時代分別在江蘇南通和揚州中學讀書，十六歲秘密加入中共青年組織——共青團，十七歲時因為參加學運曾被當地國民政府逮捕，出獄后干脆正式加入了共產党，二九年他考取了上海文藝大學文學系，成為當地中共地下党里有名的才子。
江上青的夫人名叫王者蘭，上海人，有較高的文學修養。一九三五年她于江上青結婚后，只生兩女，長女名江澤玲，次女江澤慧，按照當時的傳統習慣，長兄江世俊便將自己次子江澤民過繼給江上青為為子。當時江澤民還在讀小學的年齡。也正是因為江家是安徽人，所以抗戰爆發后，已經有近十年党齡的江上青在揚州地區從事了一段抗日救亡選活動后，即被派往安徽，從事對國民党地方政府、地方武裝的統戰工作，很快打入國民党第六行政區專員兼保安司令盛子謹的身邊，成為專署秘書長兼保安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在共產党內秘密職務則是中共“皖東北特派員”，下轄泗縣、五河、嘉山等九個縣。而此時根据江上青的要求，從上海地下党派出的一批城市地下党員，則被充實到這些縣里擔任党政職務，其中就有為參加中共活動而毅然放棄學業汪道涵，則被江上青委任為他領導下的嘉山縣委書記。同時，江上青又說服盛子謹，給了汪道涵一紙縣長的委任狀。一九三九年江上青戰死之前，短短兩年時間即把皖東北地區的地下和公開活動搞得有聲有色，本人再成為在當地頗有影響的抗戰領袖人物，近几年有中共党史研究著作稱江上青實際上是中共皖東北抗日根据地的創始人，評价如此之高，當然同他養子江澤民突然成為中共第三代領導核心有直接關系，但也不能否認江上青當年确實是一位杰出的、功不可沒的地方抗日領袖。
“烈士遺孤”倍加關照
汪道涵比江上青小四歲，從到皖東北工作后，便對江上青的宣傳鼓動和組織工作能力深為佩服，听到江上青戰死的消息時，汪道涵曾難過地為江上青修建烈士墓，可見其昔日交往之深。
按照中國過去的封建傳統，江澤民既然已經正式過繼給本家叔叔，那么在繼承祖業方面，他就不再從屬自己生父那一支，而是過去的叔父江上青的唯一繼承人，所以，江澤民之于江上青、王者蘭夫婦，從法統上講就是儿子与爹娘之間的關系，還不像李鵬之于周恩來、鄧穎超夫婦那樣，僅僅是義子和養父之間的關系，更何況這個“養子”是否曾正式“冊封”還是一段歷史懸案。
所以，江澤民也從來為自己是中共“烈士遺孤”而自豪，中共方面的公開宣傳材料也拼命強調這一點似乎是要以此彰頭江澤民“紅色接班人”的法統地位是与生俱來。
前几年，江澤慧被安排為中共江蘇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外界有評論認為這完全是中共組織部領導人在拍江澤民馬屁。其實，江澤慧之所以有如此政治榮譽，當然与江澤民本人是中共總書記不無關系，但還有一個重要因素，那就是江澤慧本是江上青的親生女，如果沒有這一層關系，江澤慧僅此一個大學教授的身份出任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中共組織部敢于這樣安排，江澤民本人也要顧慮一下，“一人得道，雞犬升天”的群眾議論。
江澤民步入中南海后，海外關于江澤民身世的文章，只要提到王者蘭的，几乎都將其說成是江澤民的生母，其實，江澤民的生母叫吳月卿，早已去世，而海外在報道江澤慧時，也往往都把江澤慧說成江澤民生父江世俊的女儿。許多曾經与江澤民的家庭有過走動的人，也都把長期被江澤民侍奉供養的王者蘭老太太當成他的生母，所以也難怪海外報刊寡聞。
至于汪道涵，則出于對故去上級江上青的怀念和情誼，從五十年代開始即時常到江家看望烈士遺孀，而同鄉關系加之与其繼父的故情交往，是汪道涵与江澤民的交情由淺至深的第一因素。
直到當年江上青去世之時，江澤民還是少不諳事，与汪道涵也從未謀面，在中共對外公開的江澤民的簡歷中，他一九四七年大學畢業至一九四九年兩年間的經歷空白，但有海外報道說，一九四七年七月，江澤民在上海交通大學机電系畢業后，是從報紙上找到一則美國商人在上海開辦的“海宁洋行”的招聘廣告，前往應試后，美國佬認為他机電方面的專業知識比較不錯，英語表達能力不行。不過最終還是將他錄取了，因為該洋行的動力管理部門實在急需一名懂得這方面業務的職員。
中共進城后，得知在洋行內任職的中國人中，還有一名叫江澤民的曾經是上海交通大學發展的學生地下党員，于是便安排他參与軍管會領導的接收工作，不久，洋行下屬的工厂改名上海益民食品一厂，江澤民被委任為副總工程師。
另有報道說，一九四九年在中共接收上海的過程中，汪道涵以華東軍事委員會工業部長身份主管工厂接收，江澤民則作為從地下党員中挑選的技術人員參加這一工作，向汪道涵自報山門，汪道涵才得知之就是他要找尋的江上青的遺孤，自此，開始了兩人的忘年交。
确實如毛澤東、王震等人一貫強調的那樣，共產党的紅色江山是無數共產党烈士的生命換來的。有幸活著看到共產党坐江山的一天并因此而得到論功行賞、封官晉爵者，自然都要把關心和培養烈士遺孤的工作，變成党內不成文的規矩，李鵬和鄒家華等人的成長過程也都証實了這一點，同樣道理，自汪道涵与江澤民見面時，無論從“党性”出發，還是從人性角度，責任感和使命感都迫使他要對這位烈士遺孤倍加關照。
惺惺相惜建立共同語言
如果說汪道涵對江澤民最初的關照還只是建立在這种“階級感情”的基礎上，那么令汪道涵与江澤民成為“酒逢知己千杯少”的忘年之交，除了江澤民在工作中表現出的能力和對汪道涵的尊重之外，兩人投身革命之初的相似經歷也是他們之間有越來越多“共同語言”的一個重要因素。
汪道涵三十年代在上海交通大學就讀，一九三三年起開始參加中共學生運動并加入中共地下党，比汪道涵小十一歲的江澤民經汪道涵進入上海交通大學地下党支部秘密接收為党員，日后兩人談論起這段經歷，江澤民曾謙虛地表示自己是步汪老前輩的后應，令汪道涵更加感覺与自己的這位小學弟簡直就是“相見恨晚”，階級親情之外，又增加了一層難得的緣分。
五十年代初，大批中共華東系統的干部被充實到北京中央政府，汪道涵被任命為第一机械工業部副部長，江澤民則被安排到第一机械工業部在上海的直屬机构第二設計分局，任電器科長。當時，汪道涵有心帶江澤民一同赴京工作，因為王者蘭身邊需要有親人照顧，才放棄了這一打算。
王者蘭出身上海名門閨秀，能詩擅文，其夫江上青戰死后，曾親做七律悼亡詩一首，令參加追悼儀式的汪道涵等人感動至极，其中“十年壯志山河動，一片丹心日月明”堪為佳句，而“誓撫遺孤承素志，盡除奸頑報深情”兩句，更是道出了王者蘭作為烈士遺孀對盡心撫育江澤民和他兩個姐姐的責任感，此后，王者蘭果然終身未有改嫁。
一九五五年第一机械工業部奉命興建大陸汽車工業時，抽調一批技術力量到蘇聯莫斯科斯大林汽車厂實習，在汪道涵的特別關照下，江澤民名列第一批赴蘇實習生名單，一年后，江澤民完成學業回國，無奈他所學的專業當時只有在東北長春開始興建的第一汽車制造厂才能因才施用，無法在回上海工作，于是，他先是在“一汽”擔任動力處副處長，不久又升任動力分厂厂長。
大陸第一汽車制造厂位于吉林省長春市郊，不但天寒地凍的气候令江澤民這位江南才子難以忍受，當時大陸東北地區的城市居民“供應糧”又是以高粱米、玉米面和大碴子（破碎了的玉米粒，大陸東北人用此煮食稀飯）為主，江澤民這位自幼以大米為主食的南方人更是無福消受，時間一長，得了胃病，只能私下里向汪道涵訴苦。
汪道涵那里除了江澤民個人的身体原因，同時也考慮到了一直留在上海的王者蘭也确實需要儿子回到身邊照顧，于是僅以烈士遺孀不能怠慢這一理由，江澤民便于一九六二年名正言順地回到了上海，進入一机部上海科學研究所擔任副所長（副局級干部）。
經過毛澤東時代的大陸人都有記憶，當時全國實行“支援三線”，無論原居內地，沿海大中城市的知識分子都要高唱“哪里需要哪里去，哪里艱苦哪安家”，被調往東北、西南等地區，而要想被調回大城市，尤其是北京、上海、天津、廣州這些自然條件和生活條件相對优越的城市，簡直比登天還難，而就是因為留住大城市的原因，往往是夫妻雙方有一人被調到艱苦地區后，另一方宁可長期“兩地分居”，過“牛郎織女”的生活，也不愿跟對方前往，為此，不知制造了多少人間悲劇，而當時江澤民居然能從一汽調回上海，對汪道涵的感激之情可想而知。
文革落魄成忘年交
“文革”初期，江澤民已經從上海調往武漢市，但仍沒有脫离汪道涵所領導的第一机械工業部系統，擔任該部在武漢的熱工机械研究所所長兼党委書記，雖然小受政治“衝擊”，但一頂“烈士遺孤”的保護傘，使得造反派不敢過分對他為難，不久，他便被調進北京，出任第一机械工業部外事局副局長，兩年后又升任局長。
而在這段時間里，汪道涵卻一度十分落魄，雖然后來也被“解放”出來分配工作，但長時間家庭經濟情況不好，雖說“文革”前即已成為副部級干部，但因“文革”中斷而后又恢复的高級干部“特殊供應”，當時在北京也只有正部級干部才能享受，所以，汪道涵的家里長時間同北京的普通居民一樣，微薄的物質享受全部都是憑票供應，食油每人每月四兩、糖每人每月半斤，最難堪的是每月一人一斤肉票，買了豬肉就買不了牛肉，買肉解饞就不能再買雞蛋。
如今已經官居中共國家副主席，在中共所有“党和國家領導人”里排名第八的“無党派人士”榮毅仁，說起來在“文革”前即已擔任過上海市副市長、中央紡織工業部副部長等職務，但“文革”中雖有周恩來偶然關照，竟然也抽不上高級香煙，幸而有當時被毛澤東留用的王震即時照顧，將自己的“特供”香煙每月分出一部分，令儿子送到榮府，八十年代初，榮毅仁籌建中信公司之始，王震的儿子王軍便可以軍人加商人的雙重身份進入中信，后來干脆連王震的另一個儿子王兵也拉了進去，都是因為王震与榮毅仁曾有患難之交，王震去世后，榮毅仁曾親自撰寫并公開發表怀念文章，贊揚王震對“党外人士”是如何厚待！無獨有偶，江澤民也是因為“文革”中同情汪道涵的生活境遇而与汪氏進一步成為忘年之交。
七十年代初，江澤民因為沾了從事“外事工作”的便宜，一度擔任專家組組長，被派駐羅馬尼亞，雖然當時只是個行政十五級干部，比汪道涵低了六級，但實際生活待遇反而比汪道涵要好得多，從羅馬尼亞滿載而歸后，江澤民立刻赶到汪道涵家，送上從羅國帶回的奶粉糖果之類，令汪道涵全家大開“洋葷”。
直到八十年代初期，中國大陸像北京、上海這樣的大城市里，如果誰家能夠得到一套羅馬尼亞家具，必定會招來街坊鄰里的羡慕和妒忌的眼光，在此基礎上退后十年，來自羅馬尼亞的奶粉和糖果，就更不是一般意義的禮品了。
文章來源: 名將風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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