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有很多人聲稱一种文化跟另一种文化沒有优劣之分，然而西方至少在一點上明顯地要高人一頭：它把自由帶給現代世界，而自由則使許多美好的東西成為可能。
在這個講究政治正确性的年代，有些知識分子當然是很惊訝地發現：西方在這一點上竟是獨一無二的。比如，哈佛大學歷史社會學家Orlando Patterson曾准備寫一本解釋奴隸制的起源的著作，然而他很快就意識到，奴隸制在古代世界無處不在。需要探究的倒是為什么自由單單出現在西方而不是其它地方，這就成了他的獲得全國圖書獎的著作《塑造西方文化的自由》（Freedom in the Making of Western Culture ，1991)一書的主題。
Patterson談到了古代美索不達米亞和埃及的奴隸制。在歐洲人到來之前奴隸在非洲是很平常的事，在中國用奴隸作陪葬品。Patterson也討論了切諾基印第安人把沒有殺死的戰俘用作奴隸。他談到在歐洲人到達之前生活在南美的Tupinamba部落會吃掉他們的奴隸。
Patterson想要弄清楚，為什么“人類文明一開始就有奴隸制，而西方卻在18世紀晚期的一段時間中把奴隸制看成是最大的罪惡？”他寫道，“其主要目的之一……是凸顯自由是西方獨有的价值和理想……自由是整個西方歷史上最核心的价值……而西方人必須仔細地研究和解釋其對于這种价值的獨特的貢獻。”
在進行《自由的胜利》（The Triumph of Liberty,）一書的研究時，我試圖包容盡可能多的國家的思想家，人數最多的是美國人，其次是英國人和法國人，還有三位澳大利亞人，兩位荷蘭人、兩位意大利人、兩位蘇格蘭人、德國、匈牙利、愛爾蘭、俄羅斯、西班牙、瑞典、瑞士各有一位，女性、黑人和猶太人都有所体現。我曾想選几位不錯的非西方的思想家，但我沒有關于他們生平的充足資料，因此最后選出的60位作者都是西方人，我也常因此而受到質疑。
然而，除了中國的智者老子有一些零散的思想之外，關于自由的几乎所有觀念都是西方人提出的：個人權利、有保障的財產權、言論自由、新聞出版自由、結社自由、宗教自由、貿易自由、分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等。同樣，保障自由的各种制度，比如成文憲法、權利法案、司法獨立、私有化、任期限制也都是在西方發育成熟的。西方是頭一個消滅奴隸制的文明。西方固然出了很多征服者，然而西方也存在非常引人矚目的反軍國主義的傳統，持不同政見者勇敢地大聲疾呼反對征兵、要求和平。
那么，自由為何發源于西方并在此繁榮壯大？Patterson提出，是希腊的女奴第一次使自由成為一种价值，在波斯戰爭(公元前492-449年)中希腊人開始擔心，如果他們被俘也將成為奴隸，于是自由成了他們的一种价值。
地理因素可能在自由的發育成長中發揮了一定作用。希腊有很多港口可以庇護他們的船只，也有很多島嶼，島上的人民絕大多數都是通過海外貿易來維持生計。歐洲不規則的海岸線，成百上千的港口、大河都有通往海洋的航路，所有這些也都推動了商業發展。商業就意味著跟形形色色的人、觀念和物品打交道，商人如果要想成功就必須學會寬容和理性。Thomas Sowell在《移民与文化》（Migrations and Cultures，1996)中指出，“沿海具有其文化上的獨特性，在与外部世界的接触中，沿海的人常常更見多識廣，在技術上和社會上比內地更先進。”
而歐洲小國林立，它們之間的政治競爭也确實有助于自由更容易從此生發，16世紀還帶來了宗教上的競爭。是的，在某些特定地區，天主教（南歐、西歐）或新教（北歐）确實占壟斷地位，但它們都面臨宗教上的對手，而這在世界其它地方是少見的。而且新教內部本身就有很多彼此競爭的教派。凡此种种都意味著慘烈的戰爭，但同時也意味著不存在一個中央集權的宗教國家。伏爾泰曾經寫道，“如果英國只存在一种宗教，它就有陷入專制統治的危險；如果有兩個宗教，他們就都想取對方的命；但如果存在三十种宗教，他們就會愉快地和平共處。”
這些因素盡管能夠解釋為什么西方的條件有利于自由，但是卻并一定就必然產生自由。在某些時期，比如20世紀中葉，歐洲就在血腥獨裁者統治之下。誕生了自由的地方未必就能總是保有自由。
自由依賴個人
畢竟，自由只有在有足夠多勇敢的、獨立的思想家甘為自由而冒生命之險的地方才能繁榮昌盛。而我們西方人則幸運地是這些思想家的勇气的受益者，這些思想家首先甘愿自討麻煩并互相激勵直到建立起自由的傳統。
比如西塞羅（Marcus Tullius Cicero）大膽地抨擊吹噓自己屠殺了25万日爾曼人的征服者凱撒（Julius Caesar）的暴政，在凱撒遇刺之后，西塞羅則抨擊其繼承者Mark Antony，為此Antony將他斬首，然而千年之后，西塞羅的觀念和功績一直激勵著西方人。
西塞羅受到伊拉斯謨的尊崇，他出生在荷蘭，16世紀時堅定地捍衛寬容。然后到了17世紀，誠如一位評論家所說，“學校中流行的時尚”是把西塞羅的De Officiis (On Duties)作為倫理學課本。
哲學家洛克（John Locke）推荐過西塞羅的著作。西塞羅的自然法觀念影響了洛克、Samuel Pufendorf及Cato's Letters的作者 John Trenchard 和Thomas Gordon，他們都對美國革命產生過直接的思想影響。在德國，西塞羅受到戲劇家Friedrich Schiller 的尊敬。主張權力分立的法國的孟德斯鳩男爵認為西塞羅是“最偉大的人物之一”。伏爾泰則說西塞羅“教導我們如何思考”。法國大革命時期，正是受西塞羅的啟發，記者Jean-Baptiste Louvet de Couvray勇敢地批評羅伯斯庇爾的恐怖統治。
在刑事司法審判中我們視為理所當然的正當程序保障可以追溯到勇敢地捍衛自由的英國“衡平者”（Leveller）John Lilburne。他寫了一本小冊子挑戰英格蘭教會的殘暴壟斷。當時常規的司法程序就是訊問當事人直到他們自証其罪，然后就被投進監獄。Lilburne拒絕自証其罪。未經正式指控就被監禁，他要求必須提出指控，然后他才有机會在有陪審團的法庭上証明自己的清白；所有這些人身保護權利經常都被人漠視。Lilburne還爭取由律師代理的權利，他要求有足夠的時間准備答辯。他要求有權与原告對質。為了獲得這些權利，他的人生歲月大半消磨在監獄中，他曾四次被判死刑。
Lilburne1657年去世后，其他人追隨他的足跡提出同樣的權利要求，他們所遇到的打擊沒有那么厲害了，逐漸地發生了很大的變革。歷史學家G. M. Trevelyan評論道：“清教革命擴大了遭指控的被告相對于起訴方的政府之自由，誠如對John Lilburne的審判所顯示的，……法律的問題与事實的問題現在都留給了陪審團，他們可以自由地宣告某人無罪而不用擔心后果；起訴方的証人現在一般都得帶到法庭上，不得不面對他們所指認的囚犯；辯護方的証人最起碼可以被召出庭；被告不再接受國王樞密院的質詢，不在承受刑訊逼供，被迫自証其罪。經過血与淚的過程，正義和自由逐漸地增加了。”歷史學家H. N. Brailsford則說：“正是由于這位年輕人的勇敢，英格蘭法律不再只是听信供詞了。美國人則把這种權利看作是根本性權利，于是將其具体規定在美國憲法第五修正案中。”
黑人与婦女的平等權利
西塞羅、Lilburne和洛克的理念通過美國的建國者特別是Thomas Jefferson而塑造了美國的政治文化。Jefferson雄辯地論証了自然法思想，并將其体現在《獨立宣言》等官方文件及大量書信中，其影響遠遠超出他生活的時代。廢奴運動偉大的領導人William Lloyd Garrison和Frederick Douglass就經常引用《獨立宣言》并把他們的訴求建立在天賦權利基礎上。
Garrison需要相當大的勇气，因為北方的絕大多數人根本就不想听到任何有關奴隸制的事。反對奴隸制的討論將可能會破坏經濟、分裂聯邦，同時，即使是反對奴隸制的那些人士一般也并不喜歡黑人。Garrison被監禁在Baltimore，北卡萊羅納指控他煽動奴隸反叛。喬治亞州懸賞5000美元緝拿他，要讓他回該州接受審判，很有可能被判絞刑。六位密西西比奴隸主也懸賞20000美元抓Garrison。擁護奴隸制的人在他的住宅前立了一架九英尺高的絞架，波士頓的歹徒曾想對他動用私刑。
Douglass生來就是奴隸身份，然而逃亡到馬塞諸塞州，用自己的親身經歷大聲控訴奴隸制的恐怖。他好多次遭到質問和拷打，他一直受到通緝，直到后來朋友們才贖回了他的自由。他在講話中要求把“包含在《獨立宣言》中的偉大的政治自由和自然正義的原則”擴展到黑人身上，使他們像美國白人一樣擁有自由。
家庭主婦Elizabeth Cady Stanton也是受到了Jefferson著作的鼓舞。1848年，她發起爭取婦女平等權利的運動，她的《權利与情操宣言》的開頭跟《獨立宣言》惊人地相似：“我們認為這些真理是不証自明的：所有男人、女人都是被平等地創造出來的，造物主賦予了他們某些不能被剝奪的權利，這些權利是生命、自由及追求幸福的權利。”
Susan B. Anthonywrote在寫給她的同志Stanton 几個月后即1902年10月Stanton就去世了 的最后一封、也是最感人的一封信中說，“我的整個一生都在緊緊追隨著您。我們相遇已有51年，我們一直在奮斗要喚醒這個世界承認婦女的權利……我們開始我們的征程的時候并沒有幻想，并沒有抱太多希望，也沒有年輕人的幻想，如今半個世紀過去了，我們不得不把完成戰斗的任務交給下一代婦女。但我們內心充滿喜悅，因為我們知道當她們開始這一使命時，她們具備更好的條件，她們受到高等教育，擁有商業經驗，人們也完全承認了她們在大庭廣眾之下說話的權利，而所有這一切在50年前婦女還根本沒有。實際上除了選舉權尚需努力爭取之外我們已經擁有了一切。這些堅強的、勇敢的、才華出眾的年輕女性將從我們停腳之處出發完成我們的使命。她們有一大群，而我們當時只是极少數。舊時的偏見已經被削弱，公眾的觀點更自由化了，而婦女也已經充分地証明了她們的能力，我絲毫不怀疑他們將繼續我們的征程直至胜利。”
挑戰极權主義
再也想象不出比21世紀更令人絕望的時代了，在這個世紀，政府在和平時期屠殺了1500万人、戰爭中又殺戮了几千万人，然而就是在這個時代，也有一些勇敢的獨立思想家极大地鞏固了自由社會的根基。
所有這些思想家都生活在西方，其中有些人是從暴政下流亡出來的。這些思想家中包括奧地利人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作為一位年輕的經濟學家，甚至早在列宁鞏固其在蘇聯的權力之前他就明确指出了社會主義的致命缺陷。1940年，法國淪陷之后，他從希特勒統治下的歐洲流亡到美國，在這里寫出了《官僚制度》（Bureaucracy ，1944)，《全能政府》（Omnipotent Government 1944),及《人類行為》（Human Action，1949) 等著作，极為深刻地解釋了為什么自由市場經濟能比政府控制經濟做得更好。他寫作這些著作之時，有十几個國家都采用了蘇聯式的五年計划，而那些有聲望的經濟學家都忽視或嘲笑他的著作。蘇聯的可恥的崩潰則戲劇性地証明了他的正确性。Robert Heilbroner1990年在《紐約客》雜志上承認，“它當然証明了米塞斯是正确的。”
曾在維也納跟米塞斯同事過的哈耶克（F. A. Hayek）也被証明是跟米塞斯同樣具有獨立精神的思想家。1931年他移居倫敦，提出大蕭條是由政府干預經濟造成的。而當時盛行的是英國經濟學家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觀點，即為了拯救經濟必須由政府來干預。政治家們當然愛听凱恩斯的話，他們信奉凱恩斯學說，而哈耶克在經濟學專業圈內實際上成了被排斥者。1940年代初，他在英國劍橋的一個改造過的谷倉中寫出了《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1944)，一下子惹翻了整個思想界，因為他竟然斷言社會主義將導致极權主義。Herman Finer的The Road to Reaction就是那些心地卑劣者攻擊哈耶克的典型。歷史証明了哈耶克的先見之明，特別是証明了他所堅持的這一點：沒有經濟自由，就不可能有政治自由。
Milton Friedman從來沒有過輕松的日子，他是俄羅斯移民的儿子，遭到了猛烈的抵制。因為堅持自己的觀點，他用了四年時間才拿到博士學位，他認為大蕭條是由糟糕的貨幣政策引發的，而不是私人部門的錯，這一觀點曾遭到猛烈攻擊，然而他与Anna J. Schwartz收集的大量証据終于令那些批評者啞口無言。盡管Friedman長期以來因主張廢除許多廣受歡迎的法律而備受嘲笑，但他繼續贏得全世界熱愛自由的人們的尊重。
如果我們要尋找大膽的獨立思想家的話，那就非Ayn Rand莫屬。她在蘇聯共產主義制度下長大，并決心出逃，1926年她成功逃出蘇聯。她曾經夢想成為好萊塢据本作家，這听起來优點荒謬。她從第一本小說We the Living (1936)中僅獲得100美元的版稅，但卻絕不气餒。她費盡心血才找到愿意出版她的小冊子Anthem。 她寫作第三本書The Fountainhead (1943)用了4年，只得到1000美元預付版稅，但她仍堅持將其寫完。本書的成功和后來改編成電影帶來的收入使她得以用14年時間用于Atlas Shrugged的寫作，這本書与其它著作深刻地論述了個人主義和自由的倫理基礎。
長期以來，還有很多無名英雄在默默地努力著。比如，在西塞羅流亡期間希腊書商Atticus為他提供了資助。Hugo Grotius曾因在加爾文教的荷蘭捍衛自由意志而遭監禁，是一位20歲的女仆幫助他逃脫并得以繼續寫作他的最著作的著作The Law of War and Peace。William Penn, John Locke,和Algernon Sidney流亡期間，荷蘭貴格派商人Benjamin Furleyro為他們提供了避難所。Robert Morris為美國革命籌集了大筆資金，正是用這些資金華盛頓才能夠帶領他的軍隊從紐約進軍弗吉尼亞的約克鎮，并在那里打敗英國的Charles Cornwallis將軍。 Marguerite de Bonneville把窮困潦倒、瀕臨死亡的Thomas Paine帶到她在紐約城的家中，使他在在稍許舒适的環境中渡過余生。Arthur Tappan、Louis Tappan等貴格派教友資助William Lloyd Garrison，使他堅持下來。而來自Ellen Winsor、Rebecca Winsor Evans和Edmund C. Evans的支持，才使Albert J. Nock能寫出他最好的著作，比如Mr. Jefferson及Our Enemy, The State。米塞斯剛到美國那時，記者Henry Hazlitt幫了他很大忙，還幫助米塞斯的繼女逃离納粹控制的巴黎，并說服耶魯大學出版社出版了米塞斯的著作Bureaucracy, Omnipotent Gov-ernment,和 Human Action.。Harold Luhnow支付了米塞斯在紐約大學的工資，還支付哈耶克在芝加哥大學的工資，他資助了Milton and Rose Friedman的講座，后來結集為Capitalism and Freedom出版，他還批准了一筆資助，從而使Murray Rothbard得以寫作Man, Economy and State。在哈耶克的鼓勵下，Antony Fisher提供了倫敦the 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的啟動資金，然后幫助建立全球各地的自由市場研究机构。
歷史表明，自由如果得不到切實的保護，那必然出出現這种局面：知識分子宣揚國家主義觀念，特殊利益集團加緊院外活動尋求保護，政治家則會獲得更多權力。我們所有人都能發揮重要作用：讓自己見多識廣，教育我們的孩子，在學校的聚會中大聲疾呼，告訴我們的朋友，運用我們的專業影響力，風險時間和金錢使這一獨一無二的繁榮的文明保持生命力。
原題Why Has Liberty Flourished in the West?
秋風2001年2月19日譯自Cato Policy Report，September/October 2000。
作者Jim Powell是the Cato Institute高級研究員，Laissez Faire Books編輯，www.libertystory.net网站的編輯，著有The Triumph of Liberty: A 2,000-Year History, Told through the Lives of Freedom’s Greatest Champions。
－－轉自思想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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