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有很多人声称一种文化跟另一种文化没有优劣之分，然而西方至少在一点上明显地要高人一头：它把自由带给现代世界，而自由则使许多美好的东西成为可能。
在这个讲究政治正确性的年代，有些知识分子当然是很惊讶地发现：西方在这一点上竟是独一无二的。比如，哈佛大学历史社会学家Orlando Patterson曾准备写一本解释奴隶制的起源的著作，然而他很快就意识到，奴隶制在古代世界无处不在。需要探究的倒是为什么自由单单出现在西方而不是其它地方，这就成了他的获得全国图书奖的著作《塑造西方文化的自由》（Freedom in the Making of Western Culture ，1991)一书的主题。
Patterson谈到了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奴隶制。在欧洲人到来之前奴隶在非洲是很平常的事，在中国用奴隶作陪葬品。Patterson也讨论了切诺基印第安人把没有杀死的战俘用作奴隶。他谈到在欧洲人到达之前生活在南美的Tupinamba部落会吃掉他们的奴隶。
Patterson想要弄清楚，为什么“人类文明一开始就有奴隶制，而西方却在18世纪晚期的一段时间中把奴隶制看成是最大的罪恶？”他写道，“其主要目的之一……是凸显自由是西方独有的价值和理想……自由是整个西方历史上最核心的价值……而西方人必须仔细地研究和解释其对于这种价值的独特的贡献。”
在进行《自由的胜利》（The Triumph of Liberty,）一书的研究时，我试图包容尽可能多的国家的思想家，人数最多的是美国人，其次是英国人和法国人，还有三位澳大利亚人，两位荷兰人、两位意大利人、两位苏格兰人、德国、匈牙利、爱尔兰、俄罗斯、西班牙、瑞典、瑞士各有一位，女性、黑人和犹太人都有所体现。我曾想选几位不错的非西方的思想家，但我没有关于他们生平的充足资料，因此最后选出的60位作者都是西方人，我也常因此而受到质疑。
然而，除了中国的智者老子有一些零散的思想之外，关于自由的几乎所有观念都是西方人提出的：个人权利、有保障的财产权、言论自由、新闻出版自由、结社自由、宗教自由、贸易自由、分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等。同样，保障自由的各种制度，比如成文宪法、权利法案、司法独立、私有化、任期限制也都是在西方发育成熟的。西方是头一个消灭奴隶制的文明。西方固然出了很多征服者，然而西方也存在非常引人瞩目的反军国主义的传统，持不同政见者勇敢地大声疾呼反对征兵、要求和平。
那么，自由为何发源于西方并在此繁荣壮大？Patterson提出，是希腊的女奴第一次使自由成为一种价值，在波斯战争(公元前492-449年)中希腊人开始担心，如果他们被俘也将成为奴隶，于是自由成了他们的一种价值。
地理因素可能在自由的发育成长中发挥了一定作用。希腊有很多港口可以庇护他们的船只，也有很多岛屿，岛上的人民绝大多数都是通过海外贸易来维持生计。欧洲不规则的海岸线，成百上千的港口、大河都有通往海洋的航路，所有这些也都推动了商业发展。商业就意味着跟形形色色的人、观念和物品打交道，商人如果要想成功就必须学会宽容和理性。Thomas Sowell在《移民与文化》（Migrations and Cultures，1996)中指出，“沿海具有其文化上的独特性，在与外部世界的接触中，沿海的人常常更见多识广，在技术上和社会上比内地更先进。”
而欧洲小国林立，它们之间的政治竞争也确实有助于自由更容易从此生发，16世纪还带来了宗教上的竞争。是的，在某些特定地区，天主教（南欧、西欧）或新教（北欧）确实占垄断地位，但它们都面临宗教上的对手，而这在世界其它地方是少见的。而且新教内部本身就有很多彼此竞争的教派。凡此种种都意味着惨烈的战争，但同时也意味着不存在一个中央集权的宗教国家。伏尔泰曾经写道，“如果英国只存在一种宗教，它就有陷入专制统治的危险；如果有两个宗教，他们就都想取对方的命；但如果存在三十种宗教，他们就会愉快地和平共处。”
这些因素尽管能够解释为什么西方的条件有利于自由，但是却并一定就必然产生自由。在某些时期，比如20世纪中叶，欧洲就在血腥独裁者统治之下。诞生了自由的地方未必就能总是保有自由。
自由依赖个人
毕竟，自由只有在有足够多勇敢的、独立的思想家甘为自由而冒生命之险的地方才能繁荣昌盛。而我们西方人则幸运地是这些思想家的勇气的受益者，这些思想家首先甘愿自讨麻烦并互相激励直到建立起自由的传统。
比如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大胆地抨击吹嘘自己屠杀了25万日尔曼人的征服者凯撒（Julius Caesar）的暴政，在凯撒遇刺之后，西塞罗则抨击其继承者Mark Antony，为此Antony将他斩首，然而千年之后，西塞罗的观念和功绩一直激励着西方人。
西塞罗受到伊拉斯谟的尊崇，他出生在荷兰，16世纪时坚定地捍卫宽容。然后到了17世纪，诚如一位评论家所说，“学校中流行的时尚”是把西塞罗的De Officiis (On Duties)作为伦理学课本。
哲学家洛克（John Locke）推荐过西塞罗的著作。西塞罗的自然法观念影响了洛克、Samuel Pufendorf及Cato's Letters的作者 John Trenchard 和Thomas Gordon，他们都对美国革命产生过直接的思想影响。在德国，西塞罗受到戏剧家Friedrich Schiller 的尊敬。主张权力分立的法国的孟德斯鸠男爵认为西塞罗是“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伏尔泰则说西塞罗“教导我们如何思考”。法国大革命时期，正是受西塞罗的启发，记者Jean-Baptiste Louvet de Couvray勇敢地批评罗伯斯庇尔的恐怖统治。
在刑事司法审判中我们视为理所当然的正当程序保障可以追溯到勇敢地捍卫自由的英国“衡平者”（Leveller）John Lilburne。他写了一本小册子挑战英格兰教会的残暴垄断。当时常规的司法程序就是讯问当事人直到他们自证其罪，然后就被投进监狱。Lilburne拒绝自证其罪。未经正式指控就被监禁，他要求必须提出指控，然后他才有机会在有陪审团的法庭上证明自己的清白；所有这些人身保护权利经常都被人漠视。Lilburne还争取由律师代理的权利，他要求有足够的时间准备答辩。他要求有权与原告对质。为了获得这些权利，他的人生岁月大半消磨在监狱中，他曾四次被判死刑。
Lilburne1657年去世后，其他人追随他的足迹提出同样的权利要求，他们所遇到的打击没有那么厉害了，逐渐地发生了很大的变革。历史学家G. M. Trevelyan评论道：“清教革命扩大了遭指控的被告相对于起诉方的政府之自由，诚如对John Lilburne的审判所显示的，……法律的问题与事实的问题现在都留给了陪审团，他们可以自由地宣告某人无罪而不用担心后果；起诉方的证人现在一般都得带到法庭上，不得不面对他们所指认的囚犯；辩护方的证人最起码可以被召出庭；被告不再接受国王枢密院的质询，不在承受刑讯逼供，被迫自证其罪。经过血与泪的过程，正义和自由逐渐地增加了。”历史学家H. N. Brailsford则说：“正是由于这位年轻人的勇敢，英格兰法律不再只是听信供词了。美国人则把这种权利看作是根本性权利，于是将其具体规定在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中。”
黑人与妇女的平等权利
西塞罗、Lilburne和洛克的理念通过美国的建国者特别是Thomas Jefferson而塑造了美国的政治文化。Jefferson雄辩地论证了自然法思想，并将其体现在《独立宣言》等官方文件及大量书信中，其影响远远超出他生活的时代。废奴运动伟大的领导人William Lloyd Garrison和Frederick Douglass就经常引用《独立宣言》并把他们的诉求建立在天赋权利基础上。
Garrison需要相当大的勇气，因为北方的绝大多数人根本就不想听到任何有关奴隶制的事。反对奴隶制的讨论将可能会破坏经济、分裂联邦，同时，即使是反对奴隶制的那些人士一般也并不喜欢黑人。Garrison被监禁在Baltimore，北卡莱罗纳指控他煽动奴隶反叛。乔治亚州悬赏5000美元缉拿他，要让他回该州接受审判，很有可能被判绞刑。六位密西西比奴隶主也悬赏20000美元抓Garrison。拥护奴隶制的人在他的住宅前立了一架九英尺高的绞架，波士顿的歹徒曾想对他动用私刑。
Douglass生来就是奴隶身份，然而逃亡到马塞诸塞州，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大声控诉奴隶制的恐怖。他好多次遭到质问和拷打，他一直受到通缉，直到后来朋友们才赎回了他的自由。他在讲话中要求把“包含在《独立宣言》中的伟大的政治自由和自然正义的原则”扩展到黑人身上，使他们像美国白人一样拥有自由。
家庭主妇Elizabeth Cady Stanton也是受到了Jefferson著作的鼓舞。1848年，她发起争取妇女平等权利的运动，她的《权利与情操宣言》的开头跟《独立宣言》惊人地相似：“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证自明的：所有男人、女人都是被平等地创造出来的，造物主赋予了他们某些不能被剥夺的权利，这些权利是生命、自由及追求幸福的权利。”
Susan B. Anthonywrote在写给她的同志Stanton 几个月后即1902年10月Stanton就去世了 的最后一封、也是最感人的一封信中说，“我的整个一生都在紧紧追随着您。我们相遇已有51年，我们一直在奋斗要唤醒这个世界承认妇女的权利……我们开始我们的征程的时候并没有幻想，并没有抱太多希望，也没有年轻人的幻想，如今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们不得不把完成战斗的任务交给下一代妇女。但我们内心充满喜悦，因为我们知道当她们开始这一使命时，她们具备更好的条件，她们受到高等教育，拥有商业经验，人们也完全承认了她们在大庭广众之下说话的权利，而所有这一切在50年前妇女还根本没有。实际上除了选举权尚需努力争取之外我们已经拥有了一切。这些坚强的、勇敢的、才华出众的年轻女性将从我们停脚之处出发完成我们的使命。她们有一大群，而我们当时只是极少数。旧时的偏见已经被削弱，公众的观点更自由化了，而妇女也已经充分地证明了她们的能力，我丝毫不怀疑他们将继续我们的征程直至胜利。”
挑战极权主义
再也想象不出比21世纪更令人绝望的时代了，在这个世纪，政府在和平时期屠杀了1500万人、战争中又杀戮了几千万人，然而就是在这个时代，也有一些勇敢的独立思想家极大地巩固了自由社会的根基。
所有这些思想家都生活在西方，其中有些人是从暴政下流亡出来的。这些思想家中包括奥地利人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作为一位年轻的经济学家，甚至早在列宁巩固其在苏联的权力之前他就明确指出了社会主义的致命缺陷。1940年，法国沦陷之后，他从希特勒统治下的欧洲流亡到美国，在这里写出了《官僚制度》（Bureaucracy ，1944)，《全能政府》（Omnipotent Government 1944),及《人类行为》（Human Action，1949) 等著作，极为深刻地解释了为什么自由市场经济能比政府控制经济做得更好。他写作这些著作之时，有十几个国家都采用了苏联式的五年计划，而那些有声望的经济学家都忽视或嘲笑他的著作。苏联的可耻的崩溃则戏剧性地证明了他的正确性。Robert Heilbroner1990年在《纽约客》杂志上承认，“它当然证明了米塞斯是正确的。”
曾在维也纳跟米塞斯同事过的哈耶克（F. A. Hayek）也被证明是跟米塞斯同样具有独立精神的思想家。1931年他移居伦敦，提出大萧条是由政府干预经济造成的。而当时盛行的是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观点，即为了拯救经济必须由政府来干预。政治家们当然爱听凯恩斯的话，他们信奉凯恩斯学说，而哈耶克在经济学专业圈内实际上成了被排斥者。1940年代初，他在英国剑桥的一个改造过的谷仓中写出了《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1944)，一下子惹翻了整个思想界，因为他竟然断言社会主义将导致极权主义。Herman Finer的The Road to Reaction就是那些心地卑劣者攻击哈耶克的典型。历史证明了哈耶克的先见之明，特别是证明了他所坚持的这一点：没有经济自由，就不可能有政治自由。
Milton Friedman从来没有过轻松的日子，他是俄罗斯移民的儿子，遭到了猛烈的抵制。因为坚持自己的观点，他用了四年时间才拿到博士学位，他认为大萧条是由糟糕的货币政策引发的，而不是私人部门的错，这一观点曾遭到猛烈攻击，然而他与Anna J. Schwartz收集的大量证据终于令那些批评者哑口无言。尽管Friedman长期以来因主张废除许多广受欢迎的法律而备受嘲笑，但他继续赢得全世界热爱自由的人们的尊重。
如果我们要寻找大胆的独立思想家的话，那就非Ayn Rand莫属。她在苏联共产主义制度下长大，并决心出逃，1926年她成功逃出苏联。她曾经梦想成为好莱坞据本作家，这听起来优点荒谬。她从第一本小说We the Living (1936)中仅获得100美元的版税，但却绝不气馁。她费尽心血才找到愿意出版她的小册子Anthem。 她写作第三本书The Fountainhead (1943)用了4年，只得到1000美元预付版税，但她仍坚持将其写完。本书的成功和后来改编成电影带来的收入使她得以用14年时间用于Atlas Shrugged的写作，这本书与其它著作深刻地论述了个人主义和自由的伦理基础。
长期以来，还有很多无名英雄在默默地努力着。比如，在西塞罗流亡期间希腊书商Atticus为他提供了资助。Hugo Grotius曾因在加尔文教的荷兰捍卫自由意志而遭监禁，是一位20岁的女仆帮助他逃脱并得以继续写作他的最著作的著作The Law of War and Peace。William Penn, John Locke,和Algernon Sidney流亡期间，荷兰贵格派商人Benjamin Furleyro为他们提供了避难所。Robert Morris为美国革命筹集了大笔资金，正是用这些资金华盛顿才能够带领他的军队从纽约进军弗吉尼亚的约克镇，并在那里打败英国的Charles Cornwallis将军。 Marguerite de Bonneville把穷困潦倒、濒临死亡的Thomas Paine带到她在纽约城的家中，使他在在稍许舒适的环境中渡过余生。Arthur Tappan、Louis Tappan等贵格派教友资助William Lloyd Garrison，使他坚持下来。而来自Ellen Winsor、Rebecca Winsor Evans和Edmund C. Evans的支持，才使Albert J. Nock能写出他最好的著作，比如Mr. Jefferson及Our Enemy, The State。米塞斯刚到美国那时，记者Henry Hazlitt帮了他很大忙，还帮助米塞斯的继女逃离纳粹控制的巴黎，并说服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米塞斯的著作Bureaucracy, Omnipotent Gov-ernment,和 Human Action.。Harold Luhnow支付了米塞斯在纽约大学的工资，还支付哈耶克在芝加哥大学的工资，他资助了Milton and Rose Friedman的讲座，后来结集为Capitalism and Freedom出版，他还批准了一笔资助，从而使Murray Rothbard得以写作Man, Economy and State。在哈耶克的鼓励下，Antony Fisher提供了伦敦the 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的启动资金，然后帮助建立全球各地的自由市场研究机构。
历史表明，自由如果得不到切实的保护，那必然出出现这种局面：知识分子宣扬国家主义观念，特殊利益集团加紧院外活动寻求保护，政治家则会获得更多权力。我们所有人都能发挥重要作用：让自己见多识广，教育我们的孩子，在学校的聚会中大声疾呼，告诉我们的朋友，运用我们的专业影响力，风险时间和金钱使这一独一无二的繁荣的文明保持生命力。
原题Why Has Liberty Flourished in the West?
秋风2001年2月19日译自Cato Policy Report，September/October 2000。
作者Jim Powell是the Cato Institute高级研究员，Laissez Faire Books编辑，www.libertystory.net网站的编辑，著有The Triumph of Liberty: A 2,000-Year History, Told through the Lives of Freedom’s Greatest Champions。
－－转自思想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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