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高級職稱”既是評審，有人通過，有人通不過，本是很一樁正常的事，但了解了一點評審過程之后，便不得不對這种評審生出了一些疑惑。
作家以作品安身立命，是一個簡單的常識，古今中外皆然。猶如蛋之于雞，如果不管蛋如何，很隨意地給誰挂上“國家一級雞”“國家二級雞”的牌牌，當是一樁很無聊的事。便是那雞，如果不是特別虛榮，特別不省事，也會覺得尷尬，平白多招一些關注，多惹一些非議。但是，挂了牌牌之后會多得几把谷糠几條虫虫，大約許多雞都愿意挂的。眼下，中國体制內的作家，便常常面臨這樣的誘惑。
七月流火。酷熱中去參加首屆湖北文學獎頒獎大會，從踏進賓館大門到步入會議大廳，一路上許多相遇的朋友師長神情都有點怪异，握手祝賀之后，便是欲言又止，終于說了：“一喜一憂啊。”，我知道，他們說的一喜，當然是指獲獎，一憂呢，大約是說評高級職稱被淘汰。然后便是惋惜，同情，疑惑甚至義憤——原來大家都知道了兩天前的高級職稱評定結果。沒想到一樁极隱秘的事這么快就流布四方。打那天之后，關心這件事的朋友師長越來越多，其中包括一些參与者和知內情者。忝列二級已經八、九年了，但從來不清楚這評審是如何操作的，這次才多少清楚了一些。
本來，寫作是一种非常個人化的事，無須、也很難排個座次出來。如果硬要比較個优劣，那是要靠讀者和時間來評判的。可眼下要為体制內的作家（當然，也包括其他所有的藝術行當——畫家、演員、編劇、導演、作曲家、指揮家……）按照体制的模式定出級別來，便把許多各自勞作或不勞作的人扯到一根根標竿下比試高低了，因而又生出許多作為与是非——宛如女人，本來各自養豬飼雞或撫琴作畫，相安無事自得其樂，一旦成為大老婆二老婆小老婆，便會生出計較与齟齬。想想也是非常無聊的。但這种比試之后，給你的不光是一個頭銜，同時還是一張資源分配券求求每月多上百元工資，分房多几十個平方，看病多一個紅本本，重病時說不定還可以住進高干病房……人們便很難無視它了。
作為一個作家，如果你多少想寫一點像文學的東西，那么你就不要期望得到太多，你就要准備拒絕或放棄。俗話說吃人的嘴軟，拿人的手短，什么都占著，一樣不落下是很難的。所以，當年初單位通知我評職稱時，我已准備放棄。一來，近些年來一批又一批的“國家一級作家”“國家二級作家”如雨后春筍般冒出來，使我對這神圣的頭銜多少失去了一些興趣——又是國家，又是一級，這樣的作家，該是頂了尖的大師級人物，可這類人物在我們這個巴掌大的文壇上已有數十個，比俄羅斯文學鼎盛時期的全部巨匠加起來還多。其中許多人領了這一頂桂冠之后，便只剩“一級”而不見“作家”了——在此我絲毫沒有与誰過不去的意思，寫不寫東西、寫什么東西，對于每一個人來說都是他自己的事情——我只是疑惑這評審的意義何在？二來我當時正忙于搬家，昏天黑地的，所有的資料都裝箱打包無處找尋，也害怕填寫那几本厚厚的表格。后來單位管人事的女士再三催促，并說先替我報名及墊上３００元評審費。于是忙亂中履行了一應手續。此后便再沒有過問這件事了。
７月的一天晚上，一位朋友來電話說，后天要進行職稱評定，你看是不是給有關評委打個招呼，大多都要這樣做的。說完告訴了我這次的評委名單。我說我不習慣這樣做。我宁愿相信評委的公正性。這位朋友有些惘然，停了一下說，我反正已經跟你說了，你自己決定。我謝了他的好意，接著便說了几句不合時宜的話，我說這些評委的資格是如何确定的？他們中的一些人有沒有能力來評審他們要評審的人？
評審結束后，有人告訴我，我沒有通過。（這當然是私下通風，評審活動從頭至尾都是非常保密的，直到現在，我也沒有得到任何正式的通知。）前面說到的那位朋友也抱怨說，讓你打個電話，你不打……
既是評審，有人通過，有人通不過，本是很一樁正常的事，但了解了一點評審過程之后，便不得不對這种評審生出了一些疑惑。
第一，就是我前面提到的那個問題，誰有資格來當評委？有沒有一個產生高評委的合法程序？据說評委們大多是投票前一兩天或三五天由某單位臨時通知的，連那一紙聘書也是評審當日現發的。當評委唯一的硬性指標便是具有正高職稱。評委的組成也不公開，神神秘秘地聚攏來完事后又無影無蹤地散開去。他們事先也不知道要評誰審誰，這樣無備的狀態這樣短促的時間，且不說他們有無評審的學養、識見、操守及文學藝術感受能力，便是讀一讀上十位評審對象數百万字的作品都是不可能的。因此，許多評委只是在很短的時間里听知情人作一些介紹，看一看表格中填寫的資料目錄——發表過哪些作品，獲過哪些獎項，最多臨時翻翻一些主要作品附件，有些長篇小說，也只來得及瀏覽几頁。然后，憑自己的感覺、印象或別的什么便開始工作了。
第二，評審程序的合法性來源于何處？除了上面說到的評委組成，評多少、如何評？多少票算通過，誰有資格參評？与歷次評審相比，有沒有較為恒定的標准？似乎都很隨意，听說有些標准是評審開始之后，某某廳打來電話定下的，而被評人中，還有几乎与文學無涉、据說近似于騙子的人，拿來一些与文學無甚關聯的材料，其中還有自刻公章自任評委的“全國文學大獎”的獲獎証書……因其是某某廳硬塞進來的而引起一些爭議，將本來就极稀少的一天時間又占去了許多。說起來那么嚴格的一層層參評資格審查，又是如何一層層順利通過的？
第三，評審有無制衡机制？對這樣一种專業性、學術性很強的評審，每一個評委都應該拿出很負責任的、專業性的、可以經受檢驗的評審意見，你評誰不評誰，都應該有一個合乎評委身份的說法。但据說不是這樣，大家東東西西談了一些感覺印象之后（据說連記錄都沒有），便是無記名投票，因為是無記名，便可以對投票的結果不負任何責任，成為永遠的匿名者。于是便誕生了許多領到一頂“國家一級作家”“國家二級作家”的桂冠之后，多少年再見不到什么作品的作家。而當初授予其桂冠的人們也不見了。据說此次便有一位評委從頭到尾只投一個無甚作為的人，等于投了一張廢票——這位評委忙乎了一天，自己把自己用紅牌罰下。一位評委事后說，如果要求每一位評委都要寫下自己的評審意見，那他晚上不睡覺也要多少讀一讀作品的，并拿出說得過去的文字意見來。另一位評委說，如果要求每一位評委說出為什么評誰為什么不評誰，那么他想幫誰的忙也會收斂一些。也有評委說，可以寫一本《評委心理學》了……
看起來評委們行使了一次民主權利，但這种無須言明理由也無須承擔責任的民主，實在是一种“暴力民主”，這种“暴力民主”在數十年中已做下了許許多多的坏事惡事蠢事，從土改時眾人一呼將台上的地主富農拖去槍斃了，到文革中代表們手一舉，永遠開除劉少奇党籍，從集体決定上馬一個爛污工程，到槍斃遇羅克張志新林昭……在這一類“暴力民主”的掩護下，每一個個人都可以遁影藏形，所以至今我們只能看見歷史上的這些事件，而看不見決定這些事件并對它們負責的個人。
第四，參評者有沒有知情權？歌手大獎賽，評委的打分是亮在自己的電視圖像上的，歌手看得見，觀眾也看得見。足球比賽，主裁邊裁要舉旗亮牌做手勢，球員看得見，球迷也看得見，還有電視重放的慢鏡頭。連學生高考，還可以查卷，上面除了判分依据，還有閱卷老師的代碼，這等于給了被評審者的知情權的同時，也給了觀眾、球迷、學生家長以監督權。由于高評委是臨時組合的，評委們是匿名的，所以每次職稱評定都是偷偷摸摸開始，悄沒聲息結束，參評者也懵懵懂懂申報，糊里糊涂了結。如果你不去打听或沒人給你通風，是沒有誰給你一個正式通知的，更不會給你一個為什么評上為什么評不上的說法。有時候想一想，交了几百元評審費，也沒听見人家怎么對你評，也沒听見人家怎么對你審，找個瞎子算算命，他還要身前身后給你說上半天，想想真是怪不划算的。
第五，對評審有沒有告申复議机制？我問一個知內情的朋友，法庭判案，經過公開的庭審調查辯論舉証，判決后不服還可以上訴一下。如果評委或被評者對評審結果有疑議，或出現了前邊說到的某評委自罰紅牌的非常事件，有沒有什么應對辦法？那位朋友說，評委都是臨時招來的，一次性的，一天下來，吃了喝了拿上６００元評審費，投下一份与己無關痛痒的選票，誰把它太當一回事？因為這种暗箱机制，被評的人什么都不可能知道求求即便道听途說一些，也無法舉証，多少年來如此。后來，有評委告訴我，即便評委有意見，也沒有權力改變什么求求沒有給評委告申复議權。況且你是人家請來的，下一次是不是你還得人家說了算。于是，在這种最文明的地方，我們也看到了一种不受制約的權力。
當然，和眼下許多事相比，這是一樁小到無聊的事件，只是作為當代文壇現象一种，錄下聊以備考。但我還是愿意听到評委們的意見求求不管什么樣的意見，听听總歸有好處的。所以，我把他們的名單公布于下，作家寫完作品得署上名，享受榮譽也承擔批評，還得經受數十年后被翻揀出來的考驗。作為生產中國最高級別作家的高評委，是否也該為自己的作品署個命呢？我想，我們的評委只有對自己那神圣的一票負責，才能建立真正的評委的權威。我也希望听到他們對目前這种評審制度的意見和建議，以使它更完善准确合理。
附評委名單：
涂怀章：湖北大學中文系 教授
周百義：長江文藝出版社 社長
劉益善：長江文藝雜志社 社長 主編
馬曉玲：湖北省社科院文學所 研究員
樊 星：華中師大中文系 教授
王先霈：華中師大中文系 教授
於可訓：武漢大學中文系 教授
陳美蘭：武漢大學中文系 教授
方 方：湖北省作協 國家一級作家
葉明山：湖北省作協 國家一級作家
董宏猷：武漢市文聯 國家一級作家
池 莉：武漢市文聯 國家一級作家
召集主持人：韋啟文，朱莎麗 省作協党組
（附注：听說我在寫這么一篇文章，一位我敬重的長者給我打來電話，望我一不要往心里去，二不要把關系搞僵。我笑問他是不是受人之托，他說是。我對這位長者說，一，我不會往心里去，文章寫完也就完了。二，不存在把關系搞僵，我只是對已發生的事說說我的看法而已。而且，在眼下這种做法得不到改變之前，我將再不會參加此類游戲了。）
(轉自凱迪网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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