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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5月8日訊】 由《大參考》得知，已具香港永久居民身份的徐澤榮在大陸被捕。原因據說是他在《亞洲周刊》發表《中國湖南的馬共電臺大曝光》一文，觸怒中共軍方高層。對此我有些懷疑。有多少人知道馬來亞共產黨？即使知道，又有多少人感興趣？徐先生揭出中共革命史的黑幕，自有學術價值，他實在是有心人，但那些陳年舊帳對中共政治並沒有什麽直接威脅。當然，文章說到：“中國支援世界革命，奉行的是‘階級高於主權’（全世界無產階級的利益高於國家的主權），與美國現今鼓吹‘人權高於主權’有異曲同工之妙。若不掩飾自己當年推行階級高於主權，便難於批評美國如今鼓吹人權高於主權。這也許是北京如今對其當年支援世界革命的事實遮遮掩掩的原因。”這段分析確是踩到中共痛處。
除了金融風暴，我們對東南亞向來極少關注，加之官方對集體記憶的清洗，東南亞共産主義固已被忽略，而東南亞共産主義背後的中國因素尤其被我們遺忘。我自己略有留意，但可以涉獵的相關資料太少，不易形成較清晰的認識。──這次徐案發生，倒使我對此問題的一些零星印象融會串聯起來……追昔撫今，不禁唏噓。
我有個派駐新加坡的朋友曾談到一事：有次打的，司機忽然問他：“您是大陸來的嗎？”聽到肯定的回答，那司機激動莫名：“那麽我們要叫一聲同志了──我是馬共的！”按我原來理解，那新加坡司機他鄉認同志，大約是出於共産主義的兄弟之情，如今讀畢徐澤榮的文章才明白：因爲中共曾是馬共的實際支持者，他才會那樣熱情地叫中國人同志啊！
五十年代，正值中共統治確立，西方殖民制度衰微，此時東南亞的共產黨勢力之盛，赤色中國的影響之深，遠非我們現在所能想象。林保華先生回憶韓戰爆發時，他正在印尼讀初中，當地華人學校已爲中共地下黨控制，圖書館儘是蘇聯和中共的革命文藝，班級更訂立“愛國公約”，保證不看反動（國民黨系）報紙，不看美國電影……這正是後來印尼排華的真正背景。原來蘇加諾採取親中政策，並利用印尼共產黨的支援，而１９６５年蘇哈托推翻蘇加諾，掀起屠華的腥風血雨，動機就是對印尼共産主義的恐懼和反擊。
在這方面新加坡也同此涼熱（不同的是新加坡的華人占大多數），只不過它是反共的溫和版本。李光耀自稱“民主社會主義者”，他參與發起並領導的人民行動黨一開始就聯合共產黨（馬共）反對英國殖民統治，容許共產黨人加入人民行動黨；１９５９年，人民行動党贏得競選勝利，李光耀以党秘書長身份任總理，但兩年後，人民行動黨即與共產黨決裂。可以說，李光耀一人做了蘇加諾（聯共）和蘇哈托（反共）兩人做的事，但他避免了血腥；還可以說，李光耀是重演了蔣介石的好戲，蔣介石不正是先聯合共產黨北伐，然後對共產黨反戈一擊，籍此確立國民黨的一家天下嗎？
英國歷史學家霍爾的舊作《東南亞史》分析東南亞各國畏懼中國的原因有三：一、中國對於霸主地位的傳統要求和它最近對邊界領土的要求，二、共産主義，三、居住在東南亞各國的一千萬中國人對該國獨立的潛在威脅。（商務印書館１９８２年版下冊，頁９７１）後面兩點實際上是相關聯的，因爲東南亞共産主義與華人本就不可分，華人當然未必就是共產黨，可共產黨卻多是華人啊。“……由於共産主義在中國的勝利，東南亞的每一個國家都開始不安地意識到在它們當中存在著一支潛在的中國的‘第五縱隊’。”（頁９７４）對於東南亞國家，東南亞華人，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構成了三位一體的赤色陰影。不過，在東南亞各國中，只有與中國山水相連的北越（越盟），其共產黨因爲得到中共的直接援助才贏得軍事勝利（越南後來的排華，是共產黨國家之間的種族清洗，與東南亞其他國家的排華性質不同），而其他地區共產黨的暴動全遭失敗。１９５３年史達林死後，共產黨的國際戰略趨向溫和，不再公然承認當地共產黨的合法性，改爲通過暗渡陳倉的手段進行顛覆活動。
霍爾還指出：“共產黨中國的目的是通過顛覆活動來促使當地政府樂於執行爲它所滿意的政策。它的策略的一個顯著變化是，停止關心華僑利益的宣傳路線，明顯地抛棄他們的利益以便減輕當地政府對它的意圖的恐懼。”（頁９７３）也就是說，中共由原來支援當地華人共產黨進行暴力革命，轉爲有限的地下支援，而在公開政策上則承認當地國家的合法統治，包括對這些國家血腥鎮壓華人共產黨的一切行動表示中立；同時，東南亞華人也不再被視爲“中國人”了。蘇哈托對印尼華人大開殺戒，已經站立起來的“中國人民”（真正站立起來的只是中共，“中國人民”不僅沒有站立起來，反而跪得更低了）又做了什麽？數十年後，共産主義的幽靈早已灰飛煙滅，但印尼的反華情結依舊黑雲壓城……１９９８年，籠罩在暴力陰影下的華人還是那樣無助，遙遠的北京還是那樣默不作聲。那是別國“內政”，我們不能干涉呀！
中共對待東南亞華人的策略，正是蘇聯對待中共策略的翻版。史達林不也長期與蔣介石政府結盟而犧牲中共？中共原是蘇聯的媳婦，至此終於熬成東南亞共產黨的婆婆了；蘇聯爲了自己的國家利益犧牲中共，中共也爲了自己的國家利益犧牲東南亞共產黨。──只是，蘇聯犧牲的是非我族類的共產黨，而中共犧牲的卻是血濃于水的共產黨啊！
暹羅王瓦棲拉兀曾將東南亞華人比作“東方的猶太人”，這是事出有因。華人在文化和傳統方面都不同化於當地“南方的野蠻人”，同時華人在經濟上又佔據了壟斷地位，這些都近似於歐洲的猶太人。但東南亞華人與歐洲猶太人趨同之處，更在於他們在東南亞國家被排擠和清洗的命運！印尼反共排華之後，物理學家楊振寧去過雅加達，當地唐人街每晚六七點鍾就在門口放下了鐵門，“在半開的鐵門間，在半明半暗的街燈下，我感覺到了籠罩在幾百萬在印尼居住的中國人頭上的恐懼！在希特勒的時代，在德國的猶太人要帶一個黃的星。今日的中國種族的人在印尼也必須在家門口放一個標誌。雅加達以後我又去了鄰近馬來西亞的新加坡。那次旅行所給我的印象，就是整個東南亞許多國家都在有計劃地把中國人排擠出去。”（《我對一些社會問題的感想》，１９７０年）楊振寧的印象當然不錯，但在整個背景中卻未免片面，他只強調排華的種族主義因素，而完全忽略了對共産主義恐懼的因素。要知道，東南亞華人並不像歐洲猶太人那樣完全是政治順民，而是最危險的顛覆勢力，“黃色的面孔有紅色的污泥，黑色的眼珠有白色的恐懼……”羅大佑的《亞細亞的孤兒》恰可作爲東南亞華人的生動寫照。東南亞排華是種族情緒與反共政治的混合物，要評說其中是非功罪，又談何容易！
東南亞華人跟歐洲猶太人還有一個重要差別：華人有祖國，而猶太人沒有……可是──有祖國而爲祖國遺棄，豈非猶痛于沒有祖國？！
身爲華人，在祖國之內則受一黨專制之害，在祖國之外則受異族強暴之苦，孰始爲之，孰令致之？
──原載《開放》五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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