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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7月11日訊】 高爾基在其《不合适宜的思想》一書中有這樣一句話：”說出真理和實情，這是一切藝術中最最困難的的一門藝術。”唯其最最困難，所以很多事情的實情也許永遠也說不清楚，永遠也不能真相大白。有些事情即使說了，也只是部分還原了真實。而有些事情即使是真相大白了，也是事過境遷多少年之后了。
于是，人們對事情真相的被湮沒、被扭曲，乃至被消滅已經司空見慣。比如，近些年一些歷史事件被揭開了真相：”為了六十一個階級弟兄”中的61個階級兄弟是被一個階級兄弟下毒而遭的禍；”惡霸地主劉文彩”的种种劣跡中有相當一部分是為了政治需要而捏造的；我國引進彩電生產線的主要原因是為了更好地展示領導人的光輝形象（1999年第7期《華聲月報》）；1970年云南通海發生7.7級地震，當時既隱瞞了死亡人數，又人為壓低了震級。等等，對于這些被扭曲、被封鎖的消息，已經習慣的人們便想：過去的就讓他過去吧，歷史宜粗不宜細，咱們還是即往不咎吧！
不過高爾基似乎不同意這种觀點，他說：”對我們來說這种真理和實情又是最好的、最必需的！””這种對真相的追求，是人們對自己崇高道德要求的明證。”他認為，追求真理和真相是社會道德的進步，真理和真相是一個社會的必需品。因此，我認為，盡管現在我們的社會已經取得巨大進步，民主正在逐步普及，但對那些謊言制造者、真相的消滅者一個都不能寬恕。否則，那些曾經的和當下的謊言受害者就會死不瞑目，否則消滅真相的悲劇就會一次次上演。
因此，我們要追問綦江大橋垮塌時當地政府為什么要對外封鎖消息，以至于新華社記者不得不冒充受害者親屬，在社會主義的今天卻要像解放前樣樣進行地下采訪？我們要追問為什么京珠高速公路隧道塌方后當地部門要用活人冒充死人，將死亡人數由9人隱瞞至5人？我們要追問為什么朱鎔基總理在視察中央電視台說的那句震耳欲聾的話—“我也是你們的監督對象”一開始不見報導？
分析起來，某些部門、某些人隱瞞真相、消滅真實的理由其實很簡單：為了保住頭上的烏紗，為了一方利益，所以要把災難降低到最低點，所以要把丑惡掩蓋得一絲不見，所以要把各种對”自己不利”的政策中途截留。當然他們還有一個最大的、足以使任何人都閉上嘴的理由—為了維護地方、乃至全國安定團結的大好局面。你過多的暴露困難、腐敗、丑惡，就會給社會主義抹黑，整個社會的秩序就會亂套，而且還會影響人民群眾建設社會主義的積極性。眼下，這個理由已被濫用到極致；一個市里，貪官頻出，下崗職工生活惡化，不讓報道：要維護全市安定團結的大好局面；一個縣里，長期拖欠教師工資，不讓報道：要全縣維護安定團結的大好局面；一個鄉里，農民負擔過重，民不聊生，不讓報道：要維護全鄉安定團結的大好局面；一個村里，農民手里都是欠條，不讓報道：為維護全村安定團結的大好局面。
其實，這种理由荒唐之極。我不明白，貪官頻出、下職工生活無著、教師工資被拖欠、農民手里都是白條，怎么可能安定團結呢？又怎么可能是”大好局面”呢？這樣的”大好局面”究竟有什么好維護的呢？可以肯定，要維護這樣的”大好局面”不知要付出多少代价。英國作家奧威爾在《一九八四》”新話詞典”中說描述：秩序建立了，但代价卻是精神的麻木，安定取得了，但代价卻是心靈的死滅。也正像捷克作家哈維爾質問的：”誠然，國家有安定的局面。但難道你不會說，他安定得像停尸房或墓地？”
突然，我想起了俄國詩人涅克拉索夫說的一句話：對于祖國來說再沒有比對一切都滿意的愛國者更可怕的敵人了。
原載《世紀中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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