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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8月15日訊】 最近些年來，胡适這個名字，在中國大陸知識界又象火一樣燒了起來。胡适聲望的漲落，一直是現代中國命運的一個重要指標，特別是他与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真可稱得上是”一損俱損，一榮俱榮”的了。
談到中國二十世紀現代思想文化史，胡适這個名字恐怕是繞不過的。最近筆者与余英時教授有一次關于胡适的長談，深感對當代中國而言，胡适的精神仍然賦有現實感和生命力。
胡适的歷史地位在于，把中國文化從原有的封閉傳統中，帶到了現代世界上。作為中國文化現代化和學術現代化的肇始者，他的第一個貢獻，就是白話文。這是一個惊天動地的變化。從前在中國小說里也有白話文，可是沒有人正式說要用白話文作為主體語言來表達學術与思想，正是胡适，打破了界線，打破了傳統士大夫和民眾之間的隔閡，把古典文化和通俗文化溝通起來，這是現代化一個很重要的方面。
第二，他對中國傳統國學的研究有很大的突破。代表作就是他一九一九年出版的《中國哲學史大綱》。顧頡剛等人就是從他那里受到的啟發的。所以這也是一個把中國傳統的古典學術變成現代學術的一個關鍵。這兩點，奠定了他在學術上基本的地位。
在學術界，他發起了中國的所謂”哥白尼式的革命”，它是一個典范的轉換，是重大的轉折點。胡适是開風气的人。近代中國的思想界，有這种影響的只有兩人，在他之前有梁啟超，在他以后就再沒有別人了。這兩個人是開天辟地的。
胡适為什么在當時五四前后，產生如此重大的影響？主要因為是天時地利人和的條件，剛好湊在一起了。在天時上，民國初建的時候，思想上正要開辟空間的時候，他指出方向，這是最重要的。在地利上，他剛好對東西兩邊文化都有很深的接触，他早期在中國經史的教育也相當深厚。在人和方面，他為人非常平和，甚至其論戰對手梁漱溟也承認，他沒有給北大校長蔡元培先生帶來任何麻煩，他永遠能照顧到他人。
五四當時及以后，在學術界，文化界，思想界發生了一系列重大爭論，胡适都參与其中，甚至差不多經常都是主角。譬如，關于整理國故，關于問題与主義之爭，關于科學与人生觀的論爭，關于東西文化的論爭，關于人權問題的論爭，關于民主与獨裁的論爭等。五四時期，影響中國文化的思想家和學者，作為領袖人物，人們一般容易提到三位：胡适、陳獨秀和魯迅。論及所受外來影響，魯迅和陳獨秀主要受日本的影響，胡适受美國影響。有人常說，受日本影響的思想家更深刻，而受英美影響的思想家比較淺，比較明白。但是我以為這一印象有其盲點。而我自己，更看重思想的內涵、傾向及生命力。
論及胡适在中國思想文化學術界的影響，顯然，他這种所謂”淺”，并不是沒有內涵，而是把一种久經考驗的思想深入淺出地表達出來。這是一項很了不起的才能。從長遠的影響來看，從正确性看，從与人性的黏結程度看，胡适在歷史上，就對中國思想的影響而言，要超越上面提的那兩位。陳獨秀先生走過的曲折道路就不必提了。若論及胡魯二位，這里特別想指出，胡适是比較有建設性的，其思想相當健康。而魯迅，基本上只有否定性，只是挖中國社會的黑暗面。而魯迅在晚年思想逐漸左傾化，這一點實際上和中國后來的政治社會的悲劇發展有一定的關系。魯迅誠然比較深刻，他對中國社會的黑暗面，極其痛恨，但是由于過于偏激，且受到共產主義的影響以后，恐怕對中國的知識界的影響，就不完全是正面的，有時候，甚至是負面的，這使他在晚年一度走入歧途。魯迅在近代中國的否定性思潮中，占有很高的位置。但這种否定思潮后來流于一种虛無主義了。胡适給中國指出的路，像民主与科學，是經得起考驗的，這方面他的貢獻無人能出其右。若僅有破坏而無建設來平衡，最后造成的結果，就是一片廢墟。簡單說，魯迅的思想很難作為一個建設社會的主流思想，或者說作為一個建設法治社會的主體思想。而胡适的思想則可以說和整個世界的文明潮流融合。比如胡适對自由主義的基本价值，關于人權，關于法治，關于民主，關于自由，他一生都堅守不渝履踐承諾。
胡适常被人批評的，是所謂”全盤西化”。但是這种印象并不是他的全貌。這一印象主要源于他中文的言論和著作。你如果把他美國的英文言論跟中國的言論作一個對比，你會看到另外一個胡适。他在美國作大使時，很重要的一個特點，就是從來不罵中國的傳統文化，他反而是把中國文化跟現代民主自由科學理性精神相協調的地方拼命挑出來講，從這里可見他是有民族精神的，他的國家意識也是很強的。
開初胡适是想完全作一個學人。他從海外歸國之后，曾有一句話：從今二十年內不談政治。他的想法是現在有些東西還沒有弄清楚，需要研究清楚后再說話。但是后來卻身不由己的卷入了很多的中國的政治社會事件中去了。那恐怕在當時中國國情下是很難避免的。列強在中國的橫行，特別是三十年代日本逼著中國沒有辦法冷靜下來，中國就走上一條靠發動群眾來進行抗日的風潮。而共產党為了自己的生存，必須爭取跟日本人打戰，抗日也确實是一個正大光明的題目，胡适當然也是主張抗日的。但是他希望能夠效法列宁，接受類似當時德國《布列斯特條約》這樣要求，然后一步一步建設自己，最后再站起來抗擊。這是兩种不同的方式。但這种方式在抗戰激昂時代，沒人會听的進去的。他變得非常孤立。他的老朋友象丁文江，象蔣廷黻都主張新式獨裁，但他認為獨裁不是辦法。獨裁只能飲鴆止渴，會使中國現代化往回倒退。這就是當時一場著名的論戰。民主与獨裁之爭。其實蔣廷黻跟丁文江這些人也是受了現代教育，他們也是推崇自由民主的，但是他們覺得中國當時必須要獨裁才能應付危局。然而歷史表明，恐怕胡适是想得更深遠一些。
一個實際的證据是，台灣的民主化与胡适的關系就很大。當國民政府退守台灣以后，《自由中國》雜志于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號創刊，以雷震先生為主編。當時胡适雖然人在美國，但他是該刊的發行人和精神領袖。他一直和《自由中國》保持密切聯系，常常對他的編輯方針提出建議，并且在雜志遭到困難的時候，利用自己的影響与上層關系，設法為之緩頰。從五七年開始雜志就推出15篇系列社論，總題是中國的問題，以”反對党問題”作為總結，作為最關鍵的問題。鮮明果敢的提出，反對党問題是解決一切問題的關鍵所在。這個問題就是胡适挑出來的。胡适自美國返台以后，在《自由中國》的歡迎宴會上發表演說，主張知識份子出來組織一個不以取得政權為目標的在野党。隨后《自由中國》馬上發表了”積極開展新党運動”的社論。這是胡适對中國的民主包括台灣的民主的轉化非常大的貢獻。共產党有意把他宣傳成像蔣介石的奴才一樣。事實上，他跟蔣介石之間的矛盾非常大。對蔣介石當面的批評是非常嚴格的，非常厲害的，是當眾批評。一九五八年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長職務時，蔣介石前來恭維他，他一再說總統錯了，當時气得蔣介石臉都變色了。他作為一個獨立自主的學人，從來沒有向政治權威低過頭。譬如，《自由中國》主編雷震于一九六０年八月宣布要在九月底之前成立中國民主党，九月四號雷震就被逮捕，并被判處十年徒刑。當時遠在美國的胡适，立即在九月四號的當天，向行政院長陳誠發出電文，指責”國府此舉甚不明智，政府畏懼并挫折反對派運動，必將蒙摧殘言論自由之惡名，恐將貽笑世界”。這些事實都說明胡适是做了事的，而不是象一些傳言所說的那樣害怕了退縮了。
台灣之所以能夠走向民主化，跟胡适為代表的這樣一群知識份子的風格是有很大關系的。由在中共建政之初就在知識界開展了大規模的批胡适運動，因此關于他的觀念及行為，大陸民眾都很隔膜。所以有關胡适思想与人格的研究，不單是為胡适進行個人申冤的問題，更重要的是攸關中國未來的前途。對中國人來說，特別是中國知識界來說，胡适先生的命運，他在中國的地位，都是值得反复深思的。
胡适的基本形像，如果從人品學品兩個方面說，他基本上是現代理性精神、平實的見解和寬容的胸怀的代表。這樣一种基本象征，對中國，不管是學術文化界包括對政治社會生活恐怕都是相當重要的。自由主義跟其他意識形態根本不一樣的，在于它基本上只是一种人生的態度，一种生活方式，不是一套嚴格的形上學的理念，而且以自由主義為根基确立的憲政體系，是對其他任何意識形態都開放的。因此在這一意義上，自由主義具有對意識形態的超越性。這個在中國現代是很重要的。所以今天在中國提倡自由主義，主要不是想把自由主義在理論上造出多少深奧的東西來，而是怎樣讓它變成一個普遍的態度，就是說個人的自由應該受到保障，但是我也不被允許侵犯別人的自由，整個社會用法治來保障這种自由。而這正是胡适當年身體力行的。所以，簡言之，當代中國國民人格建設的任務，在某种意義上，就是普及胡适。就是胡适的普遍化。這一點，恐怕也正是胡适先生留給當代中國人最重要的遺產。
原載《BB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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