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高速計算機的普及讓依據新凱因斯主義總體經濟模型建造的企業，進入高速發展的快車道。
美國學術界更讓人有經濟組織機械化的刻板印象：拉動這個拉桿，投資就會提高；轉動這個飛輪，消費就會增加──所有這些零件都平滑地嚙合成一個不鏽鋼機心。
一九六○年大選和甘迺迪總統的哈佛故交，讓一批經濟學家得以領導白宮，這些人對他們的新政策工具信心滿滿。
就因為政府對「機械之神」的信心，讓甘迺迪在一九六二年做出毫無先見之明的聲明，表示在意識型態方面沒有任何問題需要解決；國家面臨的只是「技術問題……行政問題」。
新凱因斯主義在一九七○年代大通膨時束手無策而失寵，導致與芝加哥學派相關的新古典經濟學開始復甦，在「新古典主義」的大旗下，出現許多新理論。
新古典主義和芝加哥大學商業研究所的「效率市場」金融理論人士之間，有著緊密的聯繫。
這個商學院是尤金．法瑪（Eugene Fama）、默頓．米勒（Merton Miller）和麥倫．修斯（Myron Scholes）等人的大本營，他們在現代投資組合理論和金融衍生商品的數學計算方面，做了許多基礎性的研究。
到二十一世紀初期，計量經濟學家攻占美國絕大多數的財經學院，以及華爾街的所有公司。
但是，新理論橫掃世界，源自二十世紀初期的反對聲音仍舊持續著。金融市場，至少在困難時期，並沒有依照模型中的那些平滑曲線變動。
一九八七年股票市場崩盤，就提供一個很好的例子。在普遍認為市場將出現泡沫式上漲的氣氛中，史丹佛大學的專家開發出「投資組合保險」。
投資組合經理人為他的投資組合設定所要的底價，如果價格開始逼近這個底價，電腦就在芝加哥市場上賣出股票期貨。如果投資組合的價值跌破底價，期貨市場上的收益將抵銷股價的損失。
後來，市場呈現多頭走勢──很可能是因為有如此眾多的投資人都買了投資組合保險──但是最後市場還是走跌了，而且跌到電腦依照運算法則必須「賣出」的那個點。
但是買方並不一定是電腦，不會用數學方法冷靜計算出合適的價格。在這個時候，就像大多數生意人面對拋售狂潮的情況一樣，大家都受到驚嚇，也開始拋售。
因此，不僅沒有平滑、持續、可微分的價格曲線出現，反而出現一大段一大段根本沒有價格的區間。「黑色星期一」股市指數重挫二三％，就是史上單日最大跌幅。
在最近的信貸市場崩盤中，人們可以提出這種看法，認為金融模型實務確實促成財務槓桿的極端情況，這些東西已經坍塌為我們周遭四散的瓦礫。
容許我先賣個關子。基本上，大多數新古典總體經濟模型的市場概念是所謂的「艾羅─德布魯」（Arrow-Debreu）經濟」。
這是芝加哥學派夢寐以求、毫無衝突、十分純粹的一種經濟。但是這種經濟的特徵是，所有市場都是「完整的」，即任何資產或風險部位都可以完全轉換成「有求償權」（contingent claim），例如：某種金融衍生商品。
直觀的想法是，如果有定價合理且涵蓋每種風險的金融衍生商品，那麼所有風險都將轉嫁給那些最想要也最有能力持有這類商品的人手上。
整個體系因此也變得更為穩定，並且更有彈性。聯準會內部那些保守的經濟學家認同這種推論──他們確實相信二○○○年代金融衍生商品激增，降低風險程度！*葛林斯潘多次發表這類言論。
而且，這種信念讓他們輕忽大規模槓桿作用的累積，也放任無人瞭解的金融衍生商品不斷激增。
p.172 *有關當時的一份詳細聲明，詳見白宮官員凱文．華許（Kevin Warsh）於二○○七年六月五日在英國倫敦歐洲經濟金融中心發表的這篇演說＜金融中介與完整市場＞（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and Complete Markets）。
注意一下當時的日期：就在貝爾斯登（Bear Stearns）次貸避險基金爆發破產的二週前──接著，金融市場就開始掀起骨牌效應。
華許當然針對足夠的流動性表達適度的關切，但是整體來說，他的語氣告訴大家，嶄新的未來已經來臨，而且他根本是依據新古典主義的說法來描述「完整市場」。
基本上，信貸危機跟毫無節制的貪婪、欺騙和公然欺詐有關。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但是我們也都知道，賺取巨額財富的機會，會讓那些平常溫文爾雅的人不惜踐踏講究榮譽和美德的傳統觀念。
更棘手的問題是，在伯南克這些聰明絕頂人士的關注下，人性的貪婪竟然還能擴大到如此的規模？答案似乎是，這群聰明人士透過一組非常特別的鏡片來看待這個世界。
想法更現實的人，比如巴菲特、索羅斯和沃爾克，以及很多很多其他的人，早在二○○三年和二○○四年就看出眼前的險灘，而且他們其實在更早以前就看出端倪。
但是，經濟學家透過主流經濟和金融學派的神奇眼鏡去看這個世界；在他們眼裡，市場似乎成為他們的天堂，而且這個世界再好不過。@(待續)
摘編自 《大師的智慧：巴菲特、索羅斯和沃爾克教你洞悉市場的真相》 商周出版社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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