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國湧:2011年關鍵詞──不安

【大紀元2011年12月29日訊】又是一年將終,龐大的帝國沒有真實的興奮,連真實的痛苦也沒有了,有的只是虛假的繁華,有的只是若隱若現、若有若無卻揮之不去的不安感,這種不安不僅是底層為日常消費日益高漲的不安,不僅是中等社會對正義、公平缺失的不安,也不僅是帝國特權階層可持續地撈取最大利益的不安,而是一種深入社會每一個細胞的時代的根本性不安,如果要為這個年度找一個關鍵詞,我想,就是「不安」。
  
我認識一個在餐館看門的保安,他來自內陸農村,已年過半百,有一次他聽我們幾個朋友聊天,淡淡地對我們說,現在的日子還不錯,但恐怕好日子不長了。他的感受是樸素的,卻是真實的。誰都知道,中國已進入大轉變的前夜,怎麼變?往哪個方向變?雖然充滿了不確定性,但變是確定的。

今天動用一切行政資源、國家機器布下一張維穩的天羅地網,充其量只是一種權宜之計,不是根本解決之道,連治標都算不上。它可以延緩但阻擋不了變的步伐,就是維穩本身也只是時代不安和求變的派生物,維穩是應對這個大時代風浪起伏、暗潮湧動而產生的對策,它也是時代不安的組成部分,甚至是劇變的前奏曲,是國家機器與社會的一種此消彼長、此起彼伏的較量與博弈。古往今來沒有一個帝國靠這樣的維穩手段可以維持長治久安的,維穩的成本將隨著時間水漲船高,最終會成為帝國不堪重負的沉重負擔。簡而言之,維穩類似於鯀的治水之道,不斷地築壩攔截,這種辦法或許可奏效於一時,最終還是擋不住滾滾而來的時代洪流。
  
這一點連許多不在其位的紅二代也感受到了。在不久前舉行的紀念粉碎「四人幫」三十五週年座談會上,馬文瑞的女兒馬曉力提及當年黃炎培在延安窟洞裡對毛澤東提出的「週期律」問題,就是其興也勃矣、其亡也忽矣的興衰週期律。她直言不諱地指出,一直到現在,這個週期律問題還沒有解決,「這個黨是不是可以解決這個週期律問題呢?我們能不能避免這條路?可能我們有點著急,我們不希望這個國家亂,我們最害怕亂了,就因為不願意讓它亂,老百姓過點安生日子,我們的幸福長遠一些,我們要有一個好的機制。」葉劍英女兒葉向真提出一定要反對封建專制,認為「我們現在是短腿,經濟和上層建築應該相應地發展,但是我們的上層建築缺失了很多。……這個問題發展下去,是非常危險的一條路。」

陸定一的兒子陸德列舉一系列數據來證明「黨的腐敗現象嚴重」,雖然他用的還是二○○四年的數據已經足夠觸目驚心,這七年還不知到了怎樣驚人的地步──「二○○四年,全國公款吃喝三千七百億、公款用車四千零八十三億、公款外出旅遊三千億,二○○四年我們財政收入三萬多億,三分之一拿去吃喝玩樂了。請問,全世界有哪一個政府敢這麼花錢?公務性支出,美國在這方面花的錢,佔整個財政支出的百分之九點九,加拿大是百分之七點一,法國是百分之六點五,韓國是百分之五點零六,英國是百分之四點一九,日本是百分之二點二八左右。我們中國這方面的支出是多少?同志們,百分之三十七,是美國的四倍。為什麼?沒有監督,沒有制衡,這種現象再發展下去怎麼辦?」(見《炎黃春秋》二○一一年第十一期)
  
這種感受與普通民眾是接近的,到處在發生的群體性事件,呈現出暴力化的趨勢,這也是社會情緒惡化的不安信號。錢明奇十年維權,求告無門,只能以死相搏,既是警告官員,更是提醒世人,這是一個什麼樣的時代,一個什麼樣的國家。這個廣土眾民的大國,汪洋大海般的底層人口,面對超級強大的強權只有深深的無奈、無望和無力感。與無力感相隨的是刻骨銘心的不安,正在不斷加深、不斷擴散。沒有人知道這樣的不安何時才是盡頭,但我知道,一個社會經不起這樣的不安。當這些紅二代清楚地看到了問題所在,公開對現實發言,呼籲政治改革,我們可以察覺到不安同樣困擾著他們。這些紅二代之所以憂心忡忡,就是怕如此下去,他們父輩打下來的江山持續不了多久,就將面臨新一輪的不可逆轉的動盪。

整個座談會的氣氛就是對現狀不滿,表現出迫切求變的心態,可以看作是他們這些人在喊話。要求掌權者在政治改革上有所作為,不要裝聾作啞,原地踏步。一位朋友說,中國又一次走到辛丑年和辛亥年之間,歷史留給統治集團的時間不會太多了,如果沒有主動變革的勇氣、決心和智慧,只會維穩一招,把警察、軍隊作為自己的依靠和磐石,他們將被歷史毫不留情地甩出去。不安的後面是絕望,絕望的後面是什麼?溫家寶在南開中學的這幾句話倒是清醒的:
  
「一個領導者最重要的是要懂得民情、民心、民意,而民心向背決定政權的存亡……一個政府如果忽視民眾和民生,就是忽視了根本。而公平和正義是社會的頂樑柱,失去了它,社會這個大廈就會倒塌。『國之命,在人心』,說的就是民心向背決定社會的發展和政權的存亡。」決定時代走向的最終還是人心向背,不是警察和軍隊。
  
任何溫和的漸進變革主張今天都被視為洪水猛獸,非把一切扼殺在萌芽狀態,以保持鐵桶江山,維持整齊劃一的表面穩定,這樣的穩定恰恰是危險的。我經常想,中國最大的危險來自兩極,首先是特殊利益集團為了保持現有地位不計後果、不惜代價地壓制任何不同聲音、阻擋任何健康力量的成長。然後是不分青紅皂白的民粹主義情緒,當然後者是前者培育出來的,日復一日,溫和變革的聲音都成為打擊對象,只會把越來越多的人趕到民粹主義的陣營,社會心態越來越焦慮不安,根本的緣由在這裡。人們通過自己生活的感受發現,那些有節制的變革主張一而再地遭到拒絕,自然而然對此不抱希望,轉而尋求另外的道路。在歷史的十字路口,最為明智的選擇就是給公民社會一定的成長空間,而不是堵死一切通道,讓中國人有學習做公民的可能性,無論未來如何,通往公民社會的這個方向是不可逆的。只有一個健全的公民社會基礎上,才有可能建立一個健康的有生命的民主制度。

前段時期,我在一個公眾場合回答聽眾提問時曾說,公民社會的成長是一個過程,永遠沒有結束,只有更好、沒有最好。中國人有一個巨大的誤區,在古老的農業社會有一個大同夢想,包括康有為寫《大同書》,孫中山喜歡「天下為公」。我們從先秦時代就有大同夢想,這是一種農業社會主義空想,我們很容易接受高大空的東西,不容易被公民社會這樣尋常的理想所吸引、陶醉。公民社會不可能從天上掉下來,它只能在地上生長出來的,要帶有泥土氣息,只有在我們的公民生活當中才有可能生長出公民社會。
  
我們在一起討論歷史的、現實的問題,這種形式本身也是公民生活的一部分,也是我們通往公民社會道路上的一個微不足道的夜晚,但是這樣的夜晚很重要。未來的公民社會就是由一萬個、一千萬個、五千萬個、一億個……這樣的夜晚構成的。有這樣的夜晚就會有公民社會。其實公民社會沒有那麼宏大、那麼高深莫測、不著邊際,它很具體,也許就是我們寫一篇博客,發一條微博,一百四十個字不到,也許就一條短信,十個字、二十個字。就是如此而已,但是在這些微不足道的舉動當中,我們的公民社會正在慢慢地成長起來,像一棵樹一樣從土地上長起來。
  
我特別不相信天上掉下來的東西,一夜之間恩賜給我們的東西,我只相信自己用付出努力千辛萬苦得來的果實,那些東西才真正屬於我們,才靠得住,雖然我為此付出了血汗。這樣的公民社會也才真正靠得住,無論誰來當政,我們都能驕傲地對他說,我們是這塊土地真正的主人,你只不過是我們臨時僱用的公僕。到那時,中國的公民社會就成型了。
  
在不安困擾的帝國黃昏,談論公民社會的平凡理想很不過癮,很不雄渾,缺乏大刀闊斧、氣吞山河的雄圖大志,缺乏激動人心、直搗黃龍的豪言壯語,自陳勝吳廣以來,我們經歷了一次次的改朝換代、取而代之,今天我們更要尋求的是一條全新的道路,在更深刻的層次上不是指向政權的更迭,而是制度的重建,文明的更新,腳踏實地,步步推進中國的公民社會,最終達到制衡強權的目的,這個過程也許點點滴滴,平平常常,缺乏大戲的驚心動魄,但對於見慣了太多大戲的中國人來說,這一輪的轉型可能完全不同。這個古老民族在不安中將看到,歷史的又一次峰迴路轉如何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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