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2年07月22日訊】長期以來，中共利用其控制的 輿論宣傳工具持續不斷的向中國民眾強力進行一言堂的愚民欺騙洗腦宣傳，太多的中國人對中國共產黨的本質，對發生在中華大地上的諸多歷史及 現實事件，認識糊塗，或是偏激片面，或是認識不清，或是根本就不知道，陷在中共刻意營造的錯誤泥沼中不能自拔，嚴重的影響了對事物的客觀 判斷而不自知。本文擬就當今及歷史上被中共或是扭曲或是掩蓋的諸多歷史事件中的部份大事的如實解讀，幫助你廓清迷霧，恢復良知。
關於「封建」與「封建社會」 （四）
七、中外學界對「封建」與 「封建社會」問題的反思
在本文的開頭，我們指出了 「封建」與「封建社會」問題的實質事關中共革命的合法性，其實，即便拋開本質原因不談，僅就「封建」與「封建社會」問題的表面，也是舛誤 多多。也就是說，「封建」與「封建社會」之所以會成為一個問題被廣泛討論，正在於封建本身存在大量問題。歸納起來主要有以下幾方面問題： 一是名實不符。這是最為明顯的一個問題，另外還有一個未被學者談及但實際存在的問題，就是關於衡量封建標準的問題，究竟以甚麼標尺來衡 量，才是符合歷史實際的，以古義、西義還是馬義？之所以在「封建」問題上產生歧義，意見難於統一，實際也是因為標準不統一。非馬列學派， 主要取古義與西義通約的部份，即分封建邦與依附關係，側重於從政治制度方面解釋封建，這是封建的本質；馬列學派當然要以馬列封建觀為圭 臬，但讓馬列派為難的是，馬恩的封建觀與列寧的封建觀並不一致，而且不是大套裝小套的問題，是相互不兼容，形制上有抵牾矛盾之處。硬要統 一，必得削足適履，這又頗費躊躇。馬恩乃祖師自不敢褻瀆，列寧的階級鬥爭理論又最符合中共的胃口，難以兩全其美。好在中共造假比較拿手， 槍手又多，一邊造假，一邊誤導，多管齊下，總算把羊角裝到馬腦袋上去了，弄了個中國特色的封建主義——名為封建，實為中央集權的官僚統治 形態。吆喝了幾十年，中國人也都信了，習慣了。
圍繞「封建」問題的是是非 非，近百年來，特別是近些年來爭論不斷。這是一個跨學科的問題，不僅是學術問題，同時也是政治問題、社會問題，不僅在學術界，在民間也多 有爭議。一個引人非議的問題，要麼是人們不瞭解，要麼是自身存在問題，二者必居其一，甚或都有。統看起來，學術界的爭議當然是學界的本 職，主要集中於封建概念的名實之爭及封建觀的是非判斷，特別是對秦以後二千多年的歷史是否封建社會性質的論爭；而民間的爭議主要是對封建 濫用的不滿。關於爭論的價值與意義在前邊已指明，此處主要就相關專家學者的爭論內容作一簡單介紹。需要說明的是，本文所引相關論述，以否 定派居多。對於肯定派的議論，由於其站在中共當局立場上，其論述或者牽強附會，或者強言霸語，有悖於事實與邏輯，基點及學術價值都不值得 關注，因此引用較少。這不是一個不對等的問題，而是一個必要性問題。也是一個圈內學者心知肚明的問題。肯定派的觀點無非一個肯定而已，幾 十年來已廣為人知。而作為否定派的觀點及論述，由於中共當局作梗，一直處於邊緣化的地位，鮮為大眾所知，有必要作重點介紹。
第一，相關專家的學術論述摘 要。對於「封建」問題之爭的總評，近年來，大陸學者有黃敏蘭、葉茂等作過統一梳理、歸納，比較精當。此處引用黃敏蘭先生《中國究竟有沒有 「封建社會」》（論文網，2008年3月1日）一文的部份大意：
近幾十年來，西方歷史學界對 西歐封建主義feudalism做了大量反思性研究。一些學者認為這 一術語過於寬泛，缺乏嚴格規定性，難以概括西歐的中古社會，因而主張拋棄它。不過從上世紀八十年代起，「大部份中世紀學者採取了一種比較 慎重的態度，儘可能在他們的著作中避免使用這一詞彙。另一些學者則是在他們的著作中一邊批判這一概念，一邊使用它。現在西方史學界似乎有 一種比較普遍的態度，那就是儘管我們可能不必要完全拋棄這一概念，但是如果它一定要被使用的話，那只有在有Fief即領地的情況下才可以使用。也就是說，要按照其詞源對Feudalism進行嚴格的界定。」（《歐洲Feudalism的反思及其對中國古史分期的意義》，《中國學術》2004年第24期）
旅美中國學者、美國哥倫比亞 大學李峰教授根據這種情況總結說：「如果說西方學術界長期以來所講的Feudalism是一個錯誤，即使是可以比較正確地稱為『領地—封臣制度』的這種制度在歐洲中世紀的將近一半時間 內也並不存在，即使後來存在也不能涵蓋歐洲社會的一切關係，那麼由它發展出一種概括社會形態的模式，再把這一模式套用在其他社會特別是非 西方的社會之上，這不能不說是一個錯誤的連鎖性反應。這不僅是西方非馬克思主義史學的一個問題，對同樣源於歐洲十八到十九世紀學術傳統的 馬克思主義史學，這恐怕也不能不是一個嚴重問題。我們不禁要問，把這樣的模式（不管是馬克思主義的還是非馬克思主義的）用在萬里之外的古 代中國之上，這到底有甚麼意義和必要？」（《歐洲Feudalism的 反思及其對中國古史分期的意義》，《中國學術》2004年第24期）
李峰說：「只要我們承認馬克 思是一位學者而不是一位神，那麼我們就應該承認他對歐洲社會歷史的認識也是受了他當時學術水平的限制的。如果我們認為一百年前的馬克思比 之當代西方專門研究歐洲中世紀的學者還更瞭解歐洲中世紀，那麼我們似乎要全盤否定西方這一百年來的學術進步了，這恐怕大有問題了。而至於 馬克思對中國的看法，本來就是含混其辭的，其基本輪廓都不一定準確，這當然也是受到一百年前西方漢學初創階段學術研究水平的限制。我們今 天如果還用馬克思的眼光來看歐洲中世紀並以之來衡量中國歷史的發展，那問題可能就更大了。」（《歐洲Feudalism的反思及其對中國古史分期的意義》，《中國學術》，2004年，第24期）美國學者阿里 夫?德里克也說：「那些把源於歐洲經驗的馬克思主義模式直接運用於中 國歷史的人，要麼使得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經濟概念簡化為一些不能與中國歷史實質產生有機關聯的有名無實的範疇，要麼雖強調普遍性，卻掩蓋了 中國社會發展中最顯著的一些細節。」（《革命與歷史——中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的起源》，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185頁）
中國內地對「封建」問題的再 探討始於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對五方式論的大討論，起初並沒有像對奴隸社會問題的討論那樣熱烈。對「封建」問題的專門討論在最近幾年內形成 熱潮。法國學者馬克?布洛赫研究封建主義的經典性著作《封建社會》中 譯本於2004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推動了學界對西歐封建主義有無普 遍性的更深入研究。在《史學理論研究》2004年第4期組織的「馬克?布洛赫《封 建社會》中譯本出版筆談」中，一些著名學者（主要是西歐史學者）發表了兩種不同的看法。有人認為西歐封建主義具有普遍性，因而世界各國， 包括中國都曾有過封建社會，另一些人則不同意這種說法。
2006年，馮天瑜梳理「封 建」概念的學術史著作《「封建」考論》由武漢大學出版社出版，引起較大的反響，從而將對封建問題的討論推向高潮。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 究所主辦、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和《歷史研究》編輯部協辦的「『封建』社會名實問題與馬列主義封建觀」學術研討會於2007年10月11日至12日在京舉行。會議上 的爭論十分熱烈，甚至是激烈。
在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早 期，郭沫若沒有深入研究中外歷史，僅從邏輯推理就得出中外歷史相同的結論。他說：「只要是一個人體，他的發展，無論是紅黃黑白，大抵相 同。由人所組織成的社會也正是一樣。中國人有一句口頭禪，說是『我們的國情不同』。這種民族的偏見差不多各個民族都有。然而中國人不是 神，也不是猴子，中國人所組成的社會不應該有甚麼不同。」（《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人民出版社，1954年，第8頁）郭沫若後來又深 刻反省自己過去公式化的錯誤：「我初期的研究方法，是犯了公式主義的毛病的。我是差不多死死地把唯物主義的公式，往古代的資料上套。而我 所據的資料，又是那麼有問題的東西。」（《海濤》，新文藝出版社，1954年版，118頁）
近年來，有些學者提出，只要 把「封建」看作是一種社會形態，它就具有了普遍性，就可以用來研究世界各地類似的社會。這等於說，五種社會形態論具有「點石成金」的魔 力。只要你認為哪個社會是「封建社會」，這個社會自然就具有了封建性。這種方法雖簡便易行，卻並不可靠。
還有學者將封建社會形態以一 個公式概括。如馬克垚說：「如果認為封建是一種社會形態，是大土地所有制和小生產的結合，是農民和地主對立的社會，那麼它的普遍性就是沒 有疑問的，中國和西歐都存在過封建社會，有過封建時代。」（《關於封建社會的一些新認識》，《歷史研究》1997年第1期）然而，這個大前提 本身就存在疑問：這種概括過於抽像，由它形成的「封建社會」只是觀念形態的，在世界上找不出任何一個實際的例證，從而中國是封建社會的論 斷難以成立。
馬克?布洛赫說：「西歐封建主義的獨創性在於，它強調一種可以約束統治者的契約觀念。因此，歐洲封建主 義雖然壓迫窮人，但它確實給我們的西歐文明留下了我們現在依然渴望擁有的某種東西。」（《封建社會》（下），商務印書館，2004年，714頁）正因為有這種 制約，才會有《自由大憲章》和議會制的產生。而中國因為沒有封建制，集權、專制的君主制有能力對全社會無限制的剝奪，用國稅養龐大的皇室 及其家奴。
以上所引是黃敏蘭先生引用海 內外部份學者對「封建社會」問題的看法，同時兼及自己的觀點。總體看，馬克思主義學派以西歐的封建對接中國秦以下社會的狀態實在是拉郎 配，互不情願，兩不討好。
武大教授馮天瑜在其著述 《「封建」考論》中也引有不少學者對封建社會的評論：
錢穆《國史大綱》引言：「近 人率好言中國為封建社會，不知其意何居？」「中國以往社會，亦盡可非封建，非工商，而自成一格，何必削足適履，謂人類歷史演變，萬逃不出 西方學者此等分類之外？」
胡適：「一班渾人專愛用幾個 名詞來變把戲，來欺騙世人，這不是小事，故我忍不住舀幾處他們的荒謬。」
侯外廬：「feudalism，有人也譯作封建主義。中外詞彙相混，語亂天下，為時已久了。」
顧准：「倘若上面對下面的權 利是絕對的，不可反抗的，那就是絕對君權，就是專制主義，不是封建制度了。」
林志純：「古籍上的封建，都 是殖民建邦，不應也不可能譯成中世紀feudalism的封建。封建 制度、封建社會之類的封建，都是翻譯誤解造成的無法補救的惡果！這對中國人來說是歷史學的中毒！」
李慎之：你們這一代青年人可 能已不會注意到，濫用「封建」這個詞原來正是政治勢力壓倒「知識份子的人文精神」的結果。「時下所說的封建以及由此派生的封建迷信、封建 落後、封建反動、封建頑固等等，並不符合中國歷史上的封建的本義，不符合從feudal這樣的西文文字翻譯過來的封建主義的本義，也不符合馬克思、恩格斯所說的封建主義的本義，它完全 是中國近代政治中為宣傳方便而無限擴大使用的一個政治術語。」
王元化：「中國封建社會是從 甚麼時候開始的？大陸的研究者有幾種說法，不管這些說法如何，有一點應該肯定，秦始皇統一中國後，就已經不再是封建制了。比較準確的說法 是君主專制中央集權的大一統政體，這跟西方的封建制度完全兩樣。」
此外，方兢在《走出史學研究 的樊籬——論中國歷史上沒有封建社會》（《文化中國》，1998年6月號，第5卷，第2期）中指出：「回顧半個多世紀來的社會性質討論， 我們發現了一個理論上的和邏輯上的重大缺陷，這就是人們對於所爭論問題的大前提並沒有經過論證。究竟是不是世界上所有的國家和地區都是按 照這五種社會形態發展的，絕無例外？中國古代的歷史上究竟有沒有封建社會？如果不首先論證中國歷史上有沒有封建社會這個大前提，就來爭論 中國的封建社會是從甚麼時候開始的，實在未免有些魯莽。」
周東啟從另一方面提出相近的 看法。他在《中國有封建社會嗎？》（《求是學刊》，1993年第5期）中說，馬克思曾明確指出，不能把關於西歐資本主義起源的歷史概述成一般的發展道路。西歐的封 建社會是一種契約關係，各階層都被涉入契約之中。封建制度的土地所有者叫「領主」，領主下的土地持有者稱為「封臣」，封臣所持有的土地稱 為「采邑」。這樣使我們容易理解「封建制度」這個名詞的意義。西歐的封建社會在政治、權力上極度分散。從中國古代社會的特徵看，它並不是 封建制度的經濟形態，不具備封建社會的特徵，而是集權官僚制下的小農經濟形態，有著嚴格發達的土地私有制，而沒有商品生產。歐洲的封建社 會與中國的中央集權的官僚制社會是兩種完全相反的建制，一個趨向分裂，一個嚴格要求統一；一個政治上分散，一個權力必須集中，是多元政治 與一元政治的對立。
王亞南早在40年代的著作《中國官僚政治研究》中，就把中國古代社會明確稱為「中國官僚社會」和「專制官僚社 會」。何懷宏稱春秋時代為「世襲社會」，秦至晚清為「選舉社會」。他的兩本專著分別論述了這兩個歷史階段。新編《中國大通史》則不再套用 斯大林提出的「五種社會形態」單線演變模式作為裁斷中國歷史分期的標準，用「上古時代」取代「奴隸制」，並且避免使用涵義不清的「封建制 度」的概念；把從夏到清統稱為「農耕文明」。
彭述之在《評毛澤東的「新民 主主義」》一文中提出：周（西周、春秋、戰國）「固然是一種封建社會，但秦始皇的統一集中的君主專制，正是建立在此種封建社會的破滅上， 即建立在被消滅的戰國諸侯的封建割據的廢墟之上的。——這是一個絕對不可否認的劃時代的歷史事實，是理解以後的歷史及其特點之鎖鑰。」
錢穆在歷數中國古代諸朝代的 特徵後作結說：「我們雖則承認，近代中國社會確有不少變相的封建勢力在盲動，卻不能說中國二千年來的社會傳統，本質上是一個封建。更不能 本此推說，中國二千年來的文化傳統，本質上也是一封建。『封建』二字，應有一明確的界線，若連家人父子的一片恩情也算是封建，人民對國家 民族傳統文化歷史的一片崇敬愛護之心也算是封建，如此漫無標準，則打倒封建，無異打倒一切。政治建基在社會上，社會建基在文化上。現在要 憑一時的政權，恣意所在，連根來剷除社會傳統，撲滅文化傳統，一切人性人道，只為我所不快的，全求打倒，這不是社會向政府革命，而是政府 向社會革命。」（《中國社會演變》，一九五○年作，載《民主評論》二卷八、九期）
許小年認為這是中國歷史研究 中的最大「冤假錯案」。從秦始皇到清宣統，明明兩千年的專制王朝，硬被張冠李戴地定性為封建社會，致使天下以訛傳訛，謬誤流行至今。他 說：「至於歷代皇朝所封的王、侯，除了少數幾個朝代的初期如西漢、西晉和明朝，大多數僅有爵位和收入，而無實際的地方治理權，與封臣享有 的權利相比，不啻天壤之別，史家稱為虛封而非實封，虛就虛在只封爵而不建國。漢高祖劉邦實封同姓九國，結果吳王劉濞造反，漢景帝平亂撤 藩，此後所封諸王又回覆到虛位上。如此只封不建，豈可稱為封建社會？」（《中國歷史研究中的最大「冤假錯案」》）
侯建新認為：「西歐feudalism是歐洲歷史發展的產物，只屬於歐洲；中國的先秦是封建制，而且惟其符合中文『封建』之本義；秦代 至清代是皇權專制制度。它們本是三個不同的概念，誰也不能涵蓋誰，就中西中古社會而言則屬於前近代時期不同的社會形式，不應該貼上同一個 標籤。」方競也認為秦漢以後中國社會與西歐中世紀完全不同。西周「封建制」與歐洲的封建制（feudalism）形同實異；秦以後中國社會無論在表面上，還是在實質上，無論是在經濟關係方面，還是在政治體 系、法律制度、文化觀念、社會結構、家族關係等方面，都與歐洲中世紀毫無相似之處。因此，中國不存在與歐洲中世紀相同的封建社會。
2010年9月4日上午，在鄭州「福彩?中原人文講壇上」，原國家行政學院歷史文化專業教授、故宮博物院研究員張志和在講到中國傳統文化 時說，中國古代沒有奴隸社會，從秦朝到清朝的社會制度，也不是封建社會。「從秦始皇開始到晚清帝制結束，現在的歷史課本把它定為封建社 會，是文不對題。」張志和說，「秦始皇統一六國後，其最大的政治改革是不再分封諸侯，他有二十多個兒子無一被封為諸侯。」秦始皇在全國推 行郡縣制，簡單地說，就是三級政府管理，從皇帝到郡再到縣三級管理，所有政府官員都是從老百姓中選拔出來的，所以，根本沒有「封建」這回 事。「西漢初期儘管有封王封侯這回事，但國家行政的主體仍然是郡縣制，況且到漢武帝以後，所謂的分封基本上是有名無實。此後歷朝歷代，直 至清代的『鐵帽子王爺』，都僅僅是個名號，並沒有任何實權。」張志和說，「所以從秦朝開始到清朝滅亡，中國在這2200多年間實行的都是郡縣制，我們給它定名為『皇帝統治下的郡縣制』社會，而不是封建社會。（董建 民， 博客中國，2010-09-09 ）
還有一些學者雖沒有全面提出 否定意見，但在提到中國歷史上通常被稱作「封建社會」的階段時，儘量避免使用「封建社會」一詞，或用「古代社會」，或用「傳統社會」，或 用「中世紀」、「前資本主義社會」這類詞來代替原有的名詞。如白壽彝主編的《中國通史》把從秦代到清代的這一長段時期稱為「中古時代」。 他在題記中說明：「所謂中古時代，是指以封建制生產方式占支配地位，同時還有別種生產方式存在的時代。」馮天瑜近幾年來撰寫的論文和幾部 專著，論及秦漢至明清的社會形態，都不用「封建社會」、「封建制度」，而用「宗法—專制社會」、「東方專制社會」、「農業—宗法社會」代 之。徐卓雲說:「唯物史觀的學者必須要在中國歷史上確定一個封建時代,甚至削足適履也在所必行。」（《西周史》(修訂本) ,三聯書店，1994 年版, 144 頁）
黃敏蘭在《「封建」：舊話重 提,意義何在？——對「封建」名實之爭的理論探討》（《史學月刊》，2009年，第8期）一文的摘要中歸 納說：「近年來封建名實之爭成為史學界的一大熱點，其中反映了許多重要理論問題。封建堅持論者認為『秦以後封建論』已成定論，『封建』概 念約定俗成，質疑封建論就會動搖中國革命綱領和唯物史觀的基石；以此為由提出封建論不容否定。實際上封建名實問題在中外學界長期爭論不 休，否定和質疑的觀點也越來越普遍。『封建』的約定俗成未經學術的考察，是不合理的概念演變，由此形成概念混亂。對此循名責實是必須的。 『秦以後是封建社會』並非出自封建堅持論者所說的馬克思的原論，也缺乏史實根據。堅持論者從理論出發，主觀、隨意地認定中國秦以後是封建 社會，違背了馬克思主義實事求是的基本精神，也背離了歷史學求真的目的。重新審視『封建』問題，可以廓清歷史學的目的和方法、歷史學的對 像、政治與學術、求同與求異、繼承與創新等重要史學理論問題。」
日本學者谷川道雄根據中國學 者的研究狀況總結道：「五種生產方式的理論很難適用於中國史發展的具體情況。那麼，究竟應該用怎樣的理論方法來把握中國史發展的特徵呢？ 有學者提出為了客觀地討論中國歷史發展的社會形態，最好不要生造詞彙。對於各個歷史時代的稱呼也如此。像奴隸時代、封建時代這樣的詞彙可 以不用，而應該使用上古、中古、近古、近代這樣的詞彙。總之，考察中國歷史發展的實際狀態是最為重要的。中國史的研究應該重視中國歷史所 具有的特徵。」（《試論中國古代社會的基本構造》，張國剛主編，《中國社會歷史評論第四卷》，商務印書館，2002年，第3頁）
實際上，在封建制度是否具有 普遍性問題上，否定者與肯定者所持的標尺不對等，或者說雙方各有所據，否定者主要從政治制度方面著眼，而肯定者主要從經濟制度上入手，各 有側重。在實際運行中，政治制度方面往往需要優先考慮，而經濟制度則是重要參考。以今天中國為例，名義上是所謂的社會主義制度，但內容上 已經是資本主義的東西，但中共之所以能狡辯為這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原因正在於政治上的因素。
與以上意見相反，還有學者以 秦以後一些朝代存在著封建分封現象為理由，斷定秦以後社會就是封建社會。如李根蟠在《中國「封建」概念的演變和「封建地主制」理論的形 成》一文中即持此種觀點。他說，「宋元時代，李昉等輯《太平御覽》設『封建部』五卷。繼之，馬端臨寫《文獻通考》設『封建考』十八卷，一 方面把『封建』從西周追溯到黃帝時代，另一方面又把秦漢至唐宋封爵而不治民（或曰「封」而不「建」）的制度也囊括其中。馬端臨開創的這一 體例為《續文獻通考》、《清文獻通考》、《續清文獻通考》所繼承。在《通考》的這個系統中，先秦的『封建』可稱為狹義的『封建』，它雖然 包括了西周的『封建』，而且是在西周『封建』的基礎上推衍出來的，但兩者畢竟不同；廣義的『封建』則包括先秦的『封建』和秦漢以後的『封 建』。馬端臨等人並沒有把秦漢以後的分封王侯等同於先秦的『封建』，但他們確實把中國古代『封建』的概念拓寬了。」
「由此可見，中國古代的『封 建』雖然起源於西周的『爵土建制』，並以此為基礎，但這一概念的內涵是歷史地發展變化著的。黃帝、唐虞、三代的『封建』已經與西周的『封 建』有所不同，更遑論《通考》系統那種廣義的『封建』了！不過，不管是狹義的還是廣義的『封建』，它們指的都是一種政治制度。」
李根蟠的理論依據，是根據馬 端臨的《通考》推理演繹出來所謂廣義的封建，且不說馬端臨的《通考》如何，只說「廣義的『封建』則包括先秦的『封建』和秦漢以後的『封 建』」，如此結論何據之有！這種邏輯推論居然也能拿得出來！李根蟠的荒謬牽強或許連他自己都感到不好意思，所以行文都有些羞羞答答，語焉 不詳，缺少了以往那種斬釘截鐵的霸氣和理直氣壯。
李根蟠還說，「總之，我們應 該用發展的眼光看待歐洲學者feudalism （『封建』）這一概念，馬克思主義的『封建』觀是在繼承以往學界積極的認識成果基礎上的 創新。其實，即使是馬克思主義的『封建』觀也是歷史地發展著的。歐洲的這種『封建』概念和理論傳到中國後，不能不引起了中國固有的『封 建』概念的巨大變化。」「鴉片戰爭以前的中國是封閉的，以自我為中心，人們觀察歷史時只是把當今與往古比較，而且往往著眼於政治制度。鴉 片戰爭打開了中國的國門，中國開始正視外部強大的西方世界，開始拿中國歷史與西方比較，開始吸收西方的歷史觀念。西方『feudalism』的概念就是在這種比較中引進的，從而給中國古老的詞彙——『封建』賦予全新的內涵。」
從語義學上來說，一個概念一 旦賦予某種內涵，便不可以隨意更改。概念的內涵一旦改變，就是另一種概念了，與原來的概念失去了聯繫。但李根蟠竟能把事物內涵的改變說成 是「創新」是「發展」，甚至還可以「賦予全新的內涵」，這根本就是理智不清、胡攪蠻纏了。
針對近年來「封建」問題的熱 議，李根蟠甚至無視封建問題實乃中共作祟，而把矛頭故意引到先人身上，他說:「戰國秦漢以後是否封建社會的問題,我們的先輩在七八十年 前就已認真討論過了。在討論中,否認戰國秦漢以後是封建社會的各種論 調露出了許多破綻,經不起時間的檢驗,已經相繼為人們所拋棄。肯定戰國秦漢以後是封建社會的觀點,雖然不是每個人都同意,但已 被越來越多的人所接受。現在有人又把這個問題重新提出來了。我不知道這些學者是否認真研究和總結過20世紀的這次大討論。」試看李根蟠的「肯定戰國秦漢以後是封建社會的觀點,雖然不是每個人都同意,但已 被越來越多的人所接受」，這是甚麼邏輯？「雖然不是每個人都同意」說明基本上大家都同意,不同意的人很少。既然如此，又何來「但已被越來越多的人所接受」？「已被越來越多的人所接受」的 前提是開始時接受的人很少，後來才越來越多。這兩個判斷之間不矛盾嗎？這簡直就是潑皮無賴了，已失去了一個學者服膺歷史事實的起碼學品。
對於相關專家學者的論述，在 此引用黃敏蘭先生《「封建」：舊話重提,意義何在？——對「封建」名 實之爭的理論探討》（《史學月刊》，2009年第8期）一文中的論述作結：「歷史認識必須是從史實出發,從研究史實而得出結論。關於封建社會的歷史認識首先應從西歐的封建社會研究起,但是五方式論者的研究卻是本末倒置的。它一方面是為了給中國革命尋找理論依據,另一方面則是為了證明社會形態演變論的正確性及其對中國的適用性。所以結論先於研究並決定了研 究。」「中國「封建」概念的演變之所以不合理,在於這種演變沒有經過 學術的考察,只是出於社會政治的需要,在社會範圍內實現的,具有極 大的隨意性,不符合歷史的真相。儘管促成這一演變過程的有許多是造詣 很深的歷史學家,但他們當時主要不是為學術,而是為政治這樣做的。」
第二，中外相關重要著作介 紹。近百年來，圍繞「封建」問題的相關著作不少，影響最大的當屬法國年鑑學派的創始人馬克?布洛赫的《封建社會》（上下卷）和中國大陸學者馮天瑜的《「封建」考論》。
馬克?布洛赫的代表作《封建社會》。馬克?布洛赫是具有國際影響的史學家 ,他的《法國農村史》等重要著作早已被譯介給中國讀者。2004年 ,商務印書館出版了他的代表作《封建社會》（上下卷）中譯本，是2004年度社科類十大暢銷書中唯一的翻譯作品。《封建社會》是馬克?布洛赫的代表作，為甚麼他的其它著作早已譯介，而《封建社會》卻遲至今日才與中國民眾見面呢？最 根本的原因是因為這是一部顛覆中國封建說的著作，作為一部上世紀四十年代出版的著作，其中竟從未提到過共產黨的祖師爺馬克思，對馬列的封 建說不屑一顧。這是共產黨拒不接納的真正原因。
同時，馬克?布洛赫的《封建社會》是年鑑學派第一代史學家的代表作之一，它從經濟、政治、文化和心態等諸多方 面對9—13世紀的西歐封建社會進行綜合考察，突破了以往研究封建社 會歷史的西方學者以法律、政治為主要著眼點的藩籬，把對封建社會的研究推向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這部著作於1939—1940年以法文出版後，迅速引起歐美學術界的廣泛關注。1961年英譯本出版，著名經濟史學家波斯坦為之作序，稱讚它是論述封建主義的國際水準的著作。傑?巴勒克拉夫稱讚它是「以最優秀的法國傳統寫成的歷史綜合著作」，「是為數不多的完美學術著作之 一，任何有才智的人閱讀它都無不獲得愉悅、趣味和興奮之情。」馬克?布 洛赫的研究方法也有別於中國馬列學者以生產關係為基準的研究方法，實際是對馬列學派關於封建論的否定。
1961年的英譯本出版後， 《封建社會》8次重印。1989年《封建社會》英文版第9次 重印時，愛丁堡大學的布朗作序，全面回顧了半個世紀以來《封建社會》對中世紀研究的貢獻和學術界對它的一些批評意見，對書中的不足作了一 些補充說明，但仍對它欣賞有加、推崇備至，高度讚揚布洛赫著作所使用的具有開創意義的研究方法，同時又指出：「在《封建社會》一書中，其 他優點也是很突出的，特別是它文字清晰明快而又充滿活力，富有激情而又充滿理性，提出問題，然後系統地找出既準確又可靠的答案和方法，這 些優點使該書成為教學上的無價之寶。這些優點加上布洛赫那淵博的知識、情文並茂的論述，使《封建社會》一書……成為中世紀社會和文化研究 的最優秀的入門之作。它仍然是比絕大多數教科書更出色的『教科書』」；它「充溢著一位學術巨擘在一個完整社會最廣闊的方面上所展現的真知 灼見，所以這部著作理所當然地仍然是歷史著作中的經典之作」。布朗的這些讚揚並非廉價的阿諛之詞，而是經過時間考驗的實事求是的評價。 《封建社會》以其無可懷疑的學術創造力被公認為西歐封建社會史研究的巔峰之作，確立了布洛赫在這個領域中不朽的學術地位。可以說，自《封 建社會》問世以來，國際學術界從未中斷對它的關注；半個多世紀以來有關封建社會的研究都與它的推動息息相關。（《史學理論研究》，2004年第4期）
然而，就是這樣一部具有里程 碑意義的巨作，在英譯本出版後，卻遲遲未能與中國民眾見面，而馬列的著作卻幾乎濫到人手一冊。直到近30年後，才開始有民間的而非官方的翻譯工作，而出版更是近15年後的事兒。共產黨從來都是只關心它的專制獨裁統治，國家與民族的利益、民眾的利益全都無所謂， 共產黨能在五七年把全國的知識份子一網打盡，全部剿滅；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把知識份子全部打成臭老九嚴加管制，哪還管國家的發展離不 開知識與知識份子！只此一點，就足以說明中共是一個邪黨！
馮天瑜教授新著《「封建」考 論》。2006年6月，武漢大學馮天瑜教授40萬 字的力作《「封建」考論》由武漢大學出版社出版，翌年，又修改擴充至52萬字再版。該書主要對「封建」概念的古今沿革、東西對接作了系統梳理。作者認為，在20世紀初葉之前，中國傳統經史語彙中「封建」一詞與「郡縣」相對，專指封邦建國，語義明確；19世紀後半葉，日本及中國啟蒙學者以「封建」對譯西語之「feudalism」，基本恰當。20世紀30年代以來，「封建」之義在中國發生了重大變異，日趨泛化。這種「泛化封建觀」，與馬克思主義的封 建社會原論、中國傳統文化的經史原義、中日啟蒙學者的早期原譯「名實錯位，形義脫節」。
早在1990年，馮天瑜教授在他與何曉明、周積明合著的《中國文化史》一書中，就已專列《中國「封建」制度辨 析》一目，對古今中外「封建」概念的變遷予以辨析。《「封建」考論》則是在此基礎上的進一步深入。作者在確認「封建」本義、西義及馬克思 封建社會原論的基礎上，梳理「封建」概念演繹的軌跡，通過釐正「封建」概念新舊名更替之際陷入的誤植現象，廓清了因「封建」泛化導致的中 國史敘事的紊亂。
該書問世後，立即引起學術界 廣泛關注。國內外學者如張緒山、劉緒貽、張國剛、馬敏、中島隆藏、方維規等均予以高度評價。如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馬克?布洛赫的《封建社會》譯者張緒山先生認為，《「封建」考論》「是在綜觀東西洋『封建』觀念基礎 上，以中國學者的學問視角，對中國傳統『封建』概念近百年演化歷程的清理和總結。馮氏此著是我國學術界『封建』概念研究的界碑，它的出版 將推動『封建』概念學術史的研究翻開新頁」，「整個論證過程顯示出馮氏紮實的考證、論辯功力和溝通中外學術的寬闊視野，令人佩服」，「顯 示出一個史學家謹慎、務實的開放態度」，「《考論》是一部嚴肅的學術著作，它以詳實和嚴密的研究證明：無視中國歷史的實際特點，將基於西 方歷史的概述模式泛化為所謂的『普遍規律』，生搬硬套地用以闡釋中國歷史，必然產生名實不符的問題。」（《撥開近百年「封建」概念的迷霧 ——讀馮天瑜〈「封建」考論〉》）（評李根蟠《評馮天瑜〈「封建」考論〉》）
《「封建」考論》的出版，學 術界褒譽有加。武漢大學著名歷史學家劉緒貽教授在發言中稱，《「封建」考論》一書對於糾正我國人文社會科學界、理論界的一個重大誤識做出 了重大的貢獻。在馮著出現之前，也有學者對「封建」概念做過糾正誤識的工作，但馮著最有說服力。作者對其所研究的問題的方方面面考慮得十 分全面、週到，為此蒐集的材料非常豐富，論證時不厭其煩，反反覆覆地，既有條理又很準確地將秦至清的中國社會不應稱為「封建社會」的看法 闡述得非常透徹。方維規教授指出，由「封建」概念引發的論題，不但涉及中國歷史的總體框架，也關乎「封建」自身的定性和定位，是無論如何 都應釐清的大概念。從作者的研究來看，《「封建」考論》已經超出了對一個概念的論述，超出了中西日互動的討論框架，成了對中國幾千年曆史 的一個總體反思和考察，並給歷史重新定位。方教授認為，《「封建」考論》是一部精湛的「封建」概念學術史，是一部探討「封建」概念的集大 成之作。作者立足於「歷史語義學」的高度，精選各種名家論說，從不同的側面反映「封建」名辯，由此形成了一部40萬字的洋洋大作。一本書論一個概念，馮著當為開山之作。
對《「封建」考論》也不儘是 讚揚之詞，也有學者有不同看法，如中國社科院經濟所研究員李根蟠，他說：「我覺得馮先生的書問題很多，可以說錯誤百出。這樣一部從歷史 觀、方法論到行文邏輯和史料引用，都存在嚴重問題的著作，竟然受到如此的熱烈的吹捧，在我看來，反映了史學界思想的混亂已經到了嚴重的地 步。所以，我就寫了《「封建」名實析議》這篇文章。」（《我為甚麼要寫文章討論「封建」名實問題——封建名實問題學術研討會發言之一》）
美國學者蘇珊?雷諾茲的《封土與封臣》，也是一部詮釋「封建社會」問題的巨著，限於篇幅，不再介紹。
第三，相關重要研討會介紹。 有關封建問題的研討，分筆談和研討會兩種形式。其中筆談主要是歐洲學者馬克?布洛赫的《封建社會》（上，下）中譯本發表後的學者筆談、刊載於《湖北社會科學》2007年第1期的《馮天瑜等：「封 建」概念再認識筆談》；而研討會主要是2007年10月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主辦的中國古代史論壇、武漢大學《「封建」考論》研討會及2010年《文史哲》雜誌社研討會等。其規模及影響雖不能與上個世紀20到30年代的中國社會性質大 論戰相比，但在馬列一統天下的中共治下也算是不容易了。限於篇幅，這裡僅就2007年10月中國社科院研討會及2010年《文史哲》雜誌社研討會作簡單介紹。
2007年10月11日至12日，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主辦，經濟研究所和《歷史研究》編輯部協辦的中國社會科學院2007年中國古代史論壇在京舉行。包括中國社科院自身各業務所及北大、清華大學、相關雜誌社在內的40餘位專家學者參加了座談。本次論壇以「『封建』名實問題與馬列主義封建觀」為主題，圍繞如何看待 「封建」概念的演變、能否用「封建社會」一詞來概括自秦至清的中國古代社會、如何認識和評價馬列主義的封建觀、如何比較中西方封建社會的 異同，以及如何理解馬克思主義社會形態學說等四個議題展開了探討。
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 李根蟠被安排以《我為甚麼要寫文章討論「封建」名實問題——封建名實問題學術研討會發言之一》為題第一個發言。他說：「文革以後，史學界 進行反思，解放思想，拓展了研究領域，取得很大成績。在反思過程中，有的學者對原來的一些『定論』提出了質疑，形成了一股思潮。這些問題 主要有三個：一個是中國歷史上有沒有奴隸社會？第二個是中國歷史上，尤其是秦以後是不是封建社會？中國歷史上有沒有封建社會？第三個是中 國歷史上是否有過資本主義萌芽？跟這些問題相聯繫的是：『五種生產方式』的理論能否成立，或者說，馬克思主義社會經濟形態的學說究竟還能 不能用來指導我們的歷史研究？最初，八十年代主要是圍繞奴隸社會是不是人類社會的必經階段，中國歷史上有沒有奴隸社會討論的，不少先生認 為中國沒有奴隸社會，但也有一些學者堅持中國有過奴隸社會。有些先生認為沒有奴隸社會已經取得共識，他們已經『得勝回朝』了。到了九十年 代，否定中國歷史上存在過封建社會，尤其是否定秦以後是封建社會這樣一種聲音越來越大。我覺得這個問題比奴隸社會有無的問題更加重要。因 為奴隸社會離我們比較遠，主張中國歷史上沒有奴隸社會的先生，雖然我也不大同意這種觀點，但他們當中的一些人並沒有完全拋棄社會經濟形態 的學說，例如有的先生不承認中國有奴隸社會，但認為中國有封建社會。但封建有無問題不一樣。因為如果奴隸社會不存在，封建社會也不存在， 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經濟形態學說就基本上被否定掉了。另外，對封建社會的認識與中國革命關係非常密切。我們知道，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代，中 國共產黨通過調查研究，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綱領，認定中國當時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是在受 到帝國主義侵略的條件下，從鴉片戰爭以前的封建社會演變而來的。如果秦以後的中國不是封建社會，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定性也就不能成立。 在新民主主義革命綱領的指導下，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取得了革命的勝利，應該說，革命實踐已經證明這種認識是正確的。否定秦以後封建社會的 先生，不管主觀動機如何，客觀效果是否定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綱領。有人可能說，這只是一個名詞問題，不要提那麼高的綱。如果說，中國共 產黨領導的中國人民起來革命，是根據一種外來的，在中國沒有根的、完全不符合中國歷史實際的觀念進行的，這不是胡鬧嗎？如果是這樣，中國 革命不可能取得勝利。因此，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工作者應該作出回應。」
引了這麼一長段，旨在讓讀者 明白這是一篇甚麼性質的發言，以此為開篇意味著甚麼，所謂的討論會會是一種甚麼樣的氣氛，這是在討論還是在興師問罪。
李根蟠在發言中玩了一個偷換 概念的花招，把馬恩的封建論等同於馬列的封建論，而這是兩個不同的概念，一個是狹義的，一個是泛封建的。李根蟠自以為聰明，其實在前提條 件和學術道德上已經輸了。李根蟠說：「馮先生的文章有一個新的提法。說新也不很新。因為李慎之先生在1993年的一封信中已經談到，我們現在使用的『封建』概念，除不符合『封建』古義和『西義』外，也不符 合馬克思、恩格斯所說的的『封建主義』的本義。我當時不很重視這句話，認為這從何說起！因為我們現在所講的封建社會，完全是根據馬列主義 的社會經濟形態學說立論的。這次馮先生的書有一個很大的特點，就是用很大的篇幅論證主張秦以後為封建社會的這種『泛封建觀』，是與馬克思 封建主義原論相悖的。這對馬克思主義史學工作者，是嚴重的挑戰，你搞馬克思主義史學，但使用的概念理論，根本不符合馬克思主義，這當然是 很嚴重了。」李言中所舉李慎之先生信及馮先生書都是相同的觀點，即現在的封建觀背離馬恩的封建觀，注意，不是馬列的封建觀，而李稱「我們 現在所講的封建社會，完全是根據馬列主義的社會經濟形態學說立論的」，李在這裡悄悄把馬恩的封建觀用「馬列主義的社會經濟形態學說」換 了。馬恩的封建觀與「馬列主義的社會經濟形態學說」完全是兩回事，後者是對前者的泛化，如馮天瑜先生所言列寧是「泛封建觀」的「袓義」。 這在前邊的論述中已經清楚了。不難看出，作為擁馬列派的李根蟠的作為，同中共的慣常作法完全相同。
不僅如此，在具體論述中，也 是詭辯，「馬克思、恩格斯確實在很多場合下是從西歐的歷史實際出發談論『封建』的，而且也受到西方學者『封建』概念的影響，但他們超越了 它，把封建看作人類歷史上的一種生產方式，一種社會形態，所以他們並不把封建社會局限於西歐一個地方，他們事實上也談到了東歐、亞洲等地 區的封建社會。尤其重要的是，馬克思、恩格斯從剩餘勞動的獲取方式，從剝削方式，從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結合方式揭示封建社會形態最本質的東 西。……列寧沒有突出封土封臣，但強調了剝削方式和人身依附關係，這符合馬克思的思想。」封土封臣與人身依附是西義封建的基石，特別是封 土封臣是西義封建的根本特徵，不講封土封臣，實際已脫離了封建的框架，西方的奴隸社會、資本主義社會也有人身依附，能把它們都說成是封建 制嗎？
李在發言中還道出了當今中義 封建的依據，不諱言是馬列的衣缽：「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者在社會史論戰中提出秦以後為封建社會的論據，主要就是地主階級與農民階級的對立， 地租剝削方式（實物地租，勞役地租殘餘）和人身依附關係等，完全是依據馬克思、列寧的理論來的，也符合中國的歷史實際。而且在論戰過程中 逐步形成封建地主制這樣一個理論，揭示秦以後的中國既是封建社會，又有不同於西歐中世紀的特點，而把它定名為『封建地主制』或『地主經濟 的封建制度』。這本身就是對馬克思主義封建學說的一個發展，是馬克思主義原理與中國歷史實際相結合的成果。」其中的「完全是依據馬克思、 列寧的理論來的，也符合中國的歷史實際」，指明了馬列理論在先，中國歷史實際在後，而不是事實在先，這很明顯是用中國的歷史實際削足適履 去套馬列的理論，而不是根據中國的歷史實際得出的結論，這樣的東西有多少價值？而且「也符合中國的歷史實際」是勉強之語，真實的歷史狀況 也根本不同，這在前邊的論述中都已提到，不多贅述。
李根蟠的此種文風乃積習已 久，在他處亦有表現。對此，黃敏蘭先生在《中國中古社會形態並非只能有「秦以後封建論」一說》一文中曾指出過：「《歷史研究》2004年第3期發表李根蟠先生的文 章《中國『封建』概念的演變和『封建地主制』理論的形成》(以下簡稱 『李文』)，提出要以梳理學術史的方法來考辨『封建社會』這一重大理 論問題，這應該是一種有益的方法。但是，細讀全文，卻發現其中存在著一些明顯的失誤，例如概念表述不清、理論缺乏史實根據，以及誤讀幾個 重要人物之觀點等等。更主要的是，在介紹中缺乏客觀、公正的態度，從整體上違背了學術史的原則，表現出學術的狹隘。對此不得不指出來以供 學界評判。」（拙風文化網，歷史頻道）李根蟠說：「20世紀30年代末，馬克?布洛赫寫的集 當時研究之大成的《封建社會》一書，就深受唯物史觀的影響。」而《封建社會》的英譯本「前言」則說：「把布洛赫的著作同馬克思主義著作混 為一談，則殊為不當；布洛赫在著作裡從未提到馬克思，並且厭惡這類理論的殭化和教條，不過他對馬克思的社會分析能力表示欽佩。」
「奇怪的是，作為秦以前的 『西周封建說』和『春秋戰國封建說』在李文所講的學術史上沒有了地位，而且後來的新觀點在李文中都未論及，給人的印象似乎是它們從未在歷 史上存在過。如果僅僅是闡述個人關於分期的觀點，那麼不提以往的論點似乎都嫌不足，因為，畢竟應當說明自己的觀點與其他人的觀點有何異 同。而在一部標榜學術史的文章中，談到分期，竟然不介紹總體的分期說，恐怕就不是一般的失誤了。」
可笑的是，李根蟠在總共三個 問題中的第三個問題還要談學風，但又稱「由於發言的人比較多，時間較緊，不展開講了。」舉起的棍子又放下了。但是，如果時間真的足夠，那 根打人的棍子很可能結結實實地打下來的，因為李文中體現出的情緒很不穩，不乏打倒人的惡意與大批判的姿態。恰恰這個學風最成問題的人卻要 談別人的學風。而且，在與會的40餘位專家學者中是唯一一位專門談學 風的。李根蟠在討論會上沒能展開談學風，但在會後發表於《光明日報》的關於此次討論會的總結文章《如何科學理解馬列主義封建觀——「封 建」名實問題與馬列主義封建觀學術研討會紀要》中，終於把學風談了出來：「不少與會者還提出，論辯雙方都應該堅持實事求是的學風，在引用 經典作家或中外學者的論述作為自己的論據時，都不能離開他們思想體系的整體，不能離開他們有關論述的背景，不能孤立引證，片面解釋，斷章 取義，為我所用。特別對前人已經放棄的錯誤觀點，就沒有必要再去重複。」這裡李根蟠不僅是在談所謂的學風，貶人樹己，更混淆是非，暗指馮 天瑜的著作《「封建」考論》「孤立引證，片面解釋，斷章取義，為我所用」，誤導影響讀者對於大是大非問題觀念的正確確立，這比一般的學風 問題更陰險、更惡毒。完全可以說，李根蟠就是共產黨的代言人，以勢壓人，胡攪蠻纏，不講道理。學術討論沒有開放與包容的胸襟，偏激的固守 一種方法與視角，實是學術研究的大忌；學術靠的是以理服人，而不能以勢壓人，學術尤其不能與政治勢力掛鉤，為虎作倀，被政治影響的學術必 失之於偏頗；為學者格調不高也必然限制人的認識能力，由此作出的結論也一般不會經得起時間的考驗。站得高，才能看得遠。
作為馬列派代表人物的李根蟠 被有意安排在這次討論會第一個發言，實際就是給整個討論會定調子，武大郎開店劃出標準來了，各人看著辦。這也凸顯了中共當局的冥頑姿態。 提到李根蟠，不是與李根蟠個人過不去，而是李根蟠是該方面問題的典型代表，僅此而已。這是需要申明的一點。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副研 究員黃敏蘭以《從四種封建概念的演變看三種封建社會的形成》（「封建」名實問題學術研討會發言之十四）為題，對此前的發言作了一個概括， 指出：「學術研究要去政治化，否則會阻礙學術討論。中國有沒有封建社會是一個歷史學的問題，要從史實出發，不是經濟學理論概念所能解決 的。西歐封建制存在兩層關係：封君、封臣關係和領主、農奴關係。馬克思主義學派只抽取領主、農奴關係，擴展為抽像的普遍性概念，棄封君、 封臣關係於不顧，可稱為後期的狹義封建主義。封建社會是大地產與小農的結合的理論不能成立。」「問題在於我們把它當作甚麼問題來研究：政 治問題還是學術問題。有些人把這個問題往政治掛勾比較緊，一說秦以後無封建似乎就是否定革命。這樣會對討論造成障礙。我覺得封建問題在歷 史上曾經是政治問題，老一輩革命家為了革命需要，要為社會定性，這在當時是有它的合理性，但也破壞了歷史的真實性，犧牲了學術獨立的原 則。現在革命任務已經完成，在改革開放時代，應該從政治向學術轉化，去政治化。不要把學術研究和現實掛那麼緊。」
「李根蟠先生認定鴉片戰爭前 是封建社會、鴉片戰爭後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是中國共產黨和馬克思主義學者正確研究的結果，實際上郭沬若並沒有研究，而是根據邏輯推理得 出來的。他說，只要是一個人體，無論是紅藍黑白，大體相同，由人組成的社會也一樣。這段話大家都很熟悉。他客觀上也沒有時間研究。後來他 也進行了反省，承認自己是公式主義。我差不多是死死把唯物主義的公式往中國古代套，而我依據的資料又是那樣的有問題。郭老自己都自我批評 了，我們還需要堅持他們過去的那種錯誤做法嗎？我覺得過於強調政治因素是不利於學術研究的。」「討論中不免涉及對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看法， 各人對馬克思有不同的解釋，有的說馬克思多線，有的說馬克思單線，有的認為馬克思是普遍論，有的認為馬克思是特殊論，這些不同看法，誰也 不能說自己是正確的。可是李根蟠先生就說馮天瑜先生違背馬列主義，根本不懂馬列，說人家是錯了，馮天瑜的意見是對馬克思主義的嚴重指責、 挑戰，這種說法不大合適。不同的理解，誰能說自己唯一正確的呢？這種說法比較武斷。」
「關於封建問題的討論，我覺 得有很重要意義，對認識歷史規律、中國社會和西方社會的特點，對歷史學科的建設，都有重大意義。以前歷史學主要是為了證明某些領導人的 話。現在要從事實出發，不是為了證明，而是為了研究歷史，認識社會。如何把歷史的真實告訴讀者，是歷史工作者的責任。今天上午龔書鐸先生 說是牽扯到他的飯碗問題，我不明白，究竟是您老人家的飯碗重要，還是歷史學看真實重要。」
「關於封建社會有幾種，好像 沒人論述，可能大家都認為只有一種，肯定論者認為西歐和中國都屬於這種封建社會。否定論認為中國沒有封建社會，只有西歐有。我覺得有三種 不同的封建社會：西歐的，是原生態的，真實的，具體的；一個是五方式論的，是抽像的，觀念性的，在人類歷史中找不到實際例證；中國封建社 會是根據五方式論的抽像公式，取得了封建性以後產生的。儘管是具體的真實的存在，但社會結構與西歐不同，是名不符實的封建社會。中國有沒 有封建社會問題，取決於西歐封建制和封建社會有沒有普遍性。關鍵在於人們如何概括西歐封建制度。」
「這個封建制中有兩層關係， 五方式論只抽出其中一種，就是領主和農奴的關係，把有決定意義的封君封臣關係棄之不顧，絲毫不考慮第二種關係實際上是由第一種關係發展而 來的。這樣，第二種關係莊園制豈不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末？馬克思主義學派為甚麼要把第一層關係排除在封建制之外？因為他們認為資產階級 學者將封君封臣關係理解為政治法律制度，這跟馬克思的經濟決定論相違背。問題是馬克思主義學派不自覺地因襲了西方學者的這種片面認識，不 是去完善它，而是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把嬰兒連同洗澡水一起潑掉了。所以馬克思主義學者認為西方學者只關心封君封臣關係，是狹義封 建主義，豈不知他們也是狹義封建主義，我把他們說成是後期狹義封建主義，這也是片面的。因為他們把封建理解為地主剝削農民或大地產與小農 的經濟關係，忽視了封建社會中重要的法律關係，把複雜的社會用一個簡單的公式概括，就難以看到歷史的全貌。」
北京師範大學教授龔書鐸在題 為《「封建」名實問題討論的實質》（「封建」名實問題學術研討會發言之六）中，談到要慎重對待「封建」名實問題：「我是從事中國近現代史 的，過去都講『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反帝反封建』、『舊民主主義革命』和『新民主主義革命』。如果封建社會不存在，那麼半封建從哪 來呢？既然半封建不存在了，就像前面有些先生講到的，那麼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就是胡鬧。那還反甚麼封建呀？那豈不成了無的放矢？甚麼推 翻三座大山？鬧了半天，鬧甚麼呀？而且，新民主主義革命接著就是要搞社會主義，建設新中國了。那麼社會主義前面的階段與任務不能成立的 話，後面還能成立嗎？甚麼社會主義，有中國特色的主義，你整個都鬧錯了。所以我覺得有關封建概念的討論，不僅僅是一個名詞的問題，而是 「封建」作為一種社會形態到底存在不存在。我這不是隨便上綱，因為連帶我的專業呀，我很擔憂，這麼一來，中國近代歷史就得重寫，原來那個 都不對了。」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史所廖學 盛以《加強研究 堅守陣地》為題（「封建」名實問題學術研討會發言之九），強調不能隨便改名，頗有鬥爭意識。「要加強對馬克思主義社會形態依次更替學說的 研究，這是當前捍衛和發展歷史唯物主義的重大課題。假如把社會經濟形態的學說推翻了，歷史唯物主義就沒有甚麼好講的了，所以這個問題絕不 能含糊，要堅守陣地。有意見可以討論，但原則立場一寸也不能退。這是很嚴峻的問題。」「奴隸社會也要堅守陣地。有人說，奴隸社會早已否定 掉了，我不那麼認為，事實擺在那裏，你否定不掉。你不承認，但是人家都承認的。奴隸制外國有，中國也有，封建社會之前一定是奴隸制，不可 能是別的甚麼。」甚至還提到「我堅信類似問題的討論絕不是最後一次，大概要到社會主義真正取代資本主義在全世界勝利了，這種爭論才會少一 點。在這以前幾百年，我看還會反覆討論」。
以上是這次討論會的部份發 言，可以視為研討會的一個縮影。誰在以理服人，誰在強詞奪理，仗勢欺人，各自表現得清清楚楚，不難辨別。
雖然會議主持人在討論會開幕 詞中承認「自上個世紀末以來，關於『封建』一詞的含義，以及是否能夠使用『封建』一詞來概括中國古代自秦至清的社會，爭議再起。這次爭議 的一個顯著特點是雙方的分歧日益明朗化，不同觀點的闡述也都比較完整，思考也比以前更加得全面和深入。可以說，這是近年來能夠在歷史學界 引起較廣泛關注的一個重要的議題。但是這個問題並沒有解決，沒有解決的原因在於這既是一個非常重大的理論問題，也是一個牽涉面非常廣泛的 具體的學術性的問題。正因為如此，我們今天組織這個論壇來繼續深化討論這個問題」，而且，持否定態度的黃敏蘭、方兢等學者已經把問題理由 闡釋得夠清楚夠明白了，但是，封建問題還是被糊塗糨了。在閉幕詞中，主持人還是哼哼哈哈打發了：「大家本著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實事求 是、追求真理的精神，在很短的時間裏，關於『封建』名實和馬列主義封建觀，在一些問題上取得了一些共識。比如說，關於馬克思主義社會形態 基本理論的正確性，及馬克思主義社會形態學說與中國歷史實際結合的科學性，大家認識基本上一致。第二方面，對用『封建』這個名稱概括自秦 到清的社會形態，大家認識也基本一致，達成共識。當然，在一些具體問題上大家還有不同看法。第三點，對近年來否定中國古代存在封建社會的 這種具體的觀點進行了深入的討論，在若干問題上的認識，應該說大家也是一致的。比如說，『封邦建國』的與我們所說的『封建』概念的差異， 以及是否能用『宗法地主專制』社會來概括自秦至清的社會形態，以及中西封建社會的統一性和差異性等等，在這些問題上大體達成一致。」甚麼 叫「達成一致」？捍衛了秦以後的封建說，壓制了反封建說，這就是一致了？
可笑的是，主持人在最後還 「此地無銀三百兩」地表白：「這次會議，開幕時我們也說了，是純粹的學術性討論，是不同的學術觀點進行交流，不是有甚麼其他的某種背景。 這點，我最後還要強調一下。」這種掩耳盜鈴的謊話騙騙外人還可以，但對參加會議的人來說，只能無語，因為傾向性很明顯，在總共40多篇發言中，持否定觀點的只安排三四人而已。這種安排用意不是很明顯嗎？持否定觀點的黃敏蘭發言 後，僅隔一人，歷史所的所長林甘泉就對馮著提出種種質疑，並且也拿學風說事。說是學風，實際是指史德問題，史德有問題，進而就是做人不老 實，你的東西還能站得住腳嗎？林甘泉的整個發言，不是學術商榷的姿態，而是在指責、貶抑，甚至是撻伐，一付批倒批臭的架勢。「文革」魅影 不時閃現。可以想見會議的氣氛必不會是平和的，而是多有肅殺之氣。因此，把討論會說成是批判會也不為過。在提出種種所謂疑點之後，歸結 說：「馮先生的書表面上好像蒐集了很多資料，包括人家已經放棄的觀點，他全都作為自己的論據，然後，又把一些不符合事實的東西收納進去。 這樣的話，很多問題就很難談了。」評論總是比實幹要容易得多，馮先生辛苦多年的成果，一部50多萬字的煌煌巨著，多家討論會、諸多名家的肯定、社會上的好評，就這麼讓一篇發言就歸為烏有。而 否定馮著，就是肯定封建社會說的正確。這樣的安排難說不是有意的安排。林甘泉對馮著的貶抑還體現在討論會結束後，發表在《中國史研究》2008年第3期的《封建」與「封建 社會」的歷史考察——評馮天瑜的 <「封建」考論>》一文。那麼，在一片褒揚聲中，林甘泉何以要反其道而行之，林文篇末最後的一段話道出了原委： 「建國以來，除了『文化大革命』時期那種不正常的情況以外，關於歷史分期問題的討論，各種學術觀點都可以充分發表和互相詰難。馮天瑜硬要 把主張秦漢至明清是封建社會的觀點說成是基於政治需要的『泛封建觀』，是蘇俄及共產國際『以『封建』指稱現實中國』的產物，是毛澤東『泛 化封建觀』支配史學界的結果，這就把大半個世紀以來的歷史分期問題的討論完全政治化了。馮天瑜的這種說法，既不符合事實，也不利於歷史研 究的百家爭鳴，這也正是我們對《「封建」考論》一書不能不加以關注並予以評論的重要原因。」這才叫不打自招，明明是他在政治化問題反而倒 打一耙說別人政治化。不是說馮著如何完美不可以批評，學術批評與爭鳴乃是再平常不過的事情無需言說，馮著中有些觀點、論證、論據值得商 榷，但是這種抓住一點不及其餘，上綱上線的一棍子打死的做法不是「文革」遺風是甚麼？打著學術批評的旗號，為中共張目之舉，尤為學人不 齒。並且，討論會的名稱對外也冠以「2007年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古 代史論壇」這樣一個大而化之的名頭，而不敢直接切題，以「封建名實問題及馬列封建觀真偽問題討論會」名之，不能說沒有遮掩的意思。
在討論會結束後的以《「『封 建』名實問題與馬列主義封建觀」學術研討會綜述》（中國經濟史論壇，作者：朱昌榮）為題的關於討論會概況的總結中，總結人有意把肯定派代 表人物李根蟠的觀點放在每個主要問題下的首位作重點介紹，而對否定派黃敏蘭等人的觀點則是一筆帶過，基本見不到黃敏蘭的觀點。全文提到 「李根蟠」有8次之多，而提到「黃敏蘭」僅有2處。很明顯是主辦者對肯定派 「挺」的姿態的表現。此種總結既不客觀也不公平。而且，在2008年11月由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本次討論會文集中，總共收入28篇論文，除了綜述及討論會之外的1篇，實際只有26篇，李根蟠獨佔4篇，是最多的。也許主辦者未必承認其政治上的偏向，如同主持人在閉幕詞中最後的表白，「不是有甚 麼其他的某種背景」。但討論會總結最後的一段評述則暴露了這種意圖：「與會學者對封建名實問題討論的實質予以分析。李根蟠指出，對封建名 實以及秦以後是否封建社會的討論，從來就不僅僅是書齋中的問題和單純的概念之爭，而是牽涉到肯定還是否定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歷史，肯定 還是否定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問題。龔書鐸(北京師範大學)提出，當前一些學者對封建概念的討論不是一個單純的名詞問題，而是『封建』的提法到底能不能用， 其最後指向是社會形態。林甘泉認為，當前有關封建的討論，其指向實際上是政治而非學術的。」林甘泉還認為，「當前史學工作者面臨著回過頭 再認真學習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問題，不能迴避。」
在這裡，作為歷史所所長的林 甘泉一方面指責他人在搞政治，另一方面又強調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作用，是誰在搞政治實在是禿頭上的虱子明擺著。這與國學大師陳寅恪先生拒當 馬列所所長實在是天壤之別。這段文字是對整個討論會總結的歸納，實際也是對討論會的歸納，一個「李根蟠指出」，一個「林甘泉認為」，官方 的意圖已是司馬昭之心昭然若揭了。這也是討論會討論來討論去，還是繼續肯定封建說，沒有撥亂反正，拋棄幾十年一貫制的愚民說教的根本原 因。中國社科院作為中國最高研究機構，擁有最為優越的條件，是中國頂尖研究人員的聚居地，但他們唯中共之命是瞻，沒有自己的靈魂，靈智被 束縛，這也是中共邪黨治下的中國出不來大師得不到諾貝爾獎的最本質原因。而如俄國的索爾仁尼琴，則能夠堅持自己的良心，敢於衝破當局設置 的一切障礙，直面歷史與真相，所思所言符合歷史真實，不需要左顧右盼，不用東遮西掩，出來的必是真東西。這是一切優秀人類文明成果的共同 規律。馮天瑜的《「封建」考論》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大的成就，也是符合了這一規律。相反，與之相對的李根蟠、林甘泉之類之所以不會有驕人的 成果，也是他們沒有自己的思想，為當局者諱，必然假貨充斥，或強詞奪理以勢壓人，或詭辯饒舌雲遮霧罩，當然不會有好東西，經不起歷史與時 間的檢驗。對邪惡的共產黨來說，它也不需要大師，只需要聽話的奴才蠢才即可。至於國家與民族需不需要大師，它才不管呢！否則，也不會在1957年新政權剛剛建立不過七年，百業待興，國家建設正需要大量人才的時候，把300多萬知識份子統統打成右派送往勞改營改造，也不會把知識份子們打成臭老九，不會把高中畢業的知識 青年統統趕往農村去接受文盲的「再教育」。
這次討論會上，有學者透露了 一個秘密：「無論是毛澤東在1945年發表的《論聯合政府》，還是在1948年在晉綏幹部會議上的講話，我們看他的原始文本的話，就會發現原始文本和現在的毛選很不一樣。從 事近代史研究的學者千萬要注意，不能夠僅僅停留在現在的哪個版本。毛主席和馬克思不太一樣的地方，他的著作是可以隨便更改的，他的文集不 僅自己可以更改，連胡喬木都可以幫他更改。」（《封建與半封建理解的表達誤區》，「封建」名實問題學術研討會發言之十四，郭世佑，2007年10月11日）學者在公開場合如此談到毛澤東的政治品德，肯定是有所保留，不敢傾其所有，實際的情況比學者 所言應該要嚴重得多。這個秘密也暗合了社會上流傳的關於《毛澤東選集》大部為秘書編輯捉刀的傳言。由此聯繫到那些肯定派的專家學者的發 言，不能不對他們所持觀點的源頭及正確性產生懷疑。來源都成問題，你們的堅持又有多少價值呢？討論會是中國學術界的一個縮影，透過討論會 應該看到這樣一個事實：真正有價值的東西是自己的東西，用陳寅恪先生的話說就是不「曲學阿世」。而為政治漂白的東西，是違背良知與真實 的，手法只能是掩蓋，格調又怎麼會高呢？！
另一次重要的研討會是2010年5月2—3日，《文史哲》雜誌人文高端論壇之三「秦至清末：中國社會形態問題」學術研討會在山東大學舉辦。 這次研討會緊緊圍繞秦至清末社會形態性質，提出「究竟何種概念方能把握秦至清末的本質特徵」這一問題，從政治、文化、經濟等因素出發進行 了深入研討，並達成了某些重要共識。
《文史哲》的這次討論，最大 的貢獻在於達成了這樣一個共識：「在秦至清這一漫長的歷史時期，與現代社會不同，權力因素和文化因素的作用要大於經濟因素。與會學者著重 把『國家權力』和『文化』的概念，引入了社會形態的研究和命名當中，認為自秦商鞅變法之後，國家權力就成為中國古代的決定性因素；不是社 會塑造國家權力，而是國家權力塑造了整個社會。從秦至清末中國古代社會這一真正的歷史基因出發，學者們各抒己見，提出了用諸如『皇權社 會』、『帝制時代』、『帝國農民社會』、『郡縣制時代』、『選舉社會』等多個命名來取代『封建社會』的主張。這次會議不僅宣告了學術史上 的一個舊階段的正式結束，而且將成為一個『由破到立』、徹底解決這一重大學術問題的轉折點。」（《<文史哲>雜誌舉辦「秦 至清末：中國社會形態問題」高端學術論壇》,李揚眉 范學輝,山東大學網）雖然這次討論未在社會上引起多大關注，但這次討 論實際上完全否定了秦以後封建說，「權力因素和文化因素的作用要大於經濟因素」，這種表述已經是體制內專家學者們所能做的較大努力了。這 個表述或者說這個結論具有兩方面意義：一是突出與強調了政治因素與文化因素在定性中的作用，特別是文化因素是首度被擺在重要的位置上，凸 顯文化的作用這是封建問題認識上的一個很大的提高，這是以往被忽視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二是否定了以往馬列學說的統治地位，經濟形態不 再具有決定作用。這是一種歷史真實的回歸，是一種撥亂反正，殊為不易。學者們不僅否定了以往的封建說，還提出了多個替代封建的命名，誠如 討論會總結所指出的「這次會議不僅宣告了學術史上的一個舊階段的正式結束，而且將成為一個『由破到立』、徹底解決這一重大學術問題的轉折 點。」
這次討論會具有界碑性質，是 學術界突破樊籬、彰顯正氣的一次突圍，不僅在學術界具有重要意義，對社會層面也具有示範作用，將為學界及社會提供很好的範例。
有意思的是，上次討論會的學 者們只有馮天瑜與會，其他人未出席，特別是中國社科院的專家沒有與會，是未被邀請，還是另有它意，頗耐人尋味。
《馮天瑜等：「封建」概念再 認識筆談》（原文載於《湖北社會科學》2007年第1期），亦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筆談嘉賓：武漢大學歷史學院教授馮天瑜、美國加州大學教授、南開大 學教授陳啟雲、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張國剛、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研究員鄭大華四位先生就「封建」概念辨析入手，再探秦至清中國社會性 質。從「泛化封建觀的形成過程及其學理偏失、泛化封建觀有悖於馬克思的封建原論、秦至清並非『封建社會』、釐清歷史術語『封建』的學術意 義」等方面，進行了深入探究。這裡不再涉及。
八、結語
關於「封建」與「封建社會」 名實問題的論爭，其實同時也是「中國封建社會為何長期延續」以及「中國古代社會分期問題」的論爭。論爭的核心是「封建社會」的真偽及問 題。何兆武先生在題為《歷史研究中的一個假問題——從所謂中國封建社會的長期停滯論說起》一文中指出：「在當代歷史研究的所有熱門問題之 中，大概對中國封建社會長期性的原因的探討，可以算是最為熱門的一個問題了。它自從被一些著名的歷史學家提了出來之後，在將近半個世紀的 歲月裡，就一直成為史學界關注的一個中心問題。和它同時的其他幾個熱門問題，經歷過一番熱潮之後，就似乎逐漸趨於冷卻了；唯獨中國封建社 會長期性的原因的問題，卻彷彿現實了它異常之長久的生命力，它所引起的興趣和探討至今不衰。
「令人多少感到奇怪的是，所 有參加這個熱門問題的討論的學者們，似乎都毫無保留地而且不假思索地接受了這樣一條前提假設，即中國封建社會的歷史表現出特殊的長期性、 或停滯性、獲長期停滯性。在他們努力尋找各種答案的時候，他們好像很少考慮過，這樣一個問題究竟能不能成立？假如能成立，又是在哪種意義 上才能成立？
「我們甚至可以更直截了當地 問：這個問題究竟是一個真問題，還是一個假問題。對於一個假問題而要努力去尋找答案，那種努力將是徒勞無功，那種答案將是沒有意義的。」
何先生將「封建社會」問題視 為假問題，是一個不該成為問題的問題。然而，圍繞這個假問題，學術界浪費了太多的時間與精力。葉文憲在《古史分期新論—─關於重構中國古 代史體系的思考》一文中，總結道：「關於古史分期的討論至今已有70年 了。這70年古史分期研究史可以分為兩大階段，前50年數以百計的學者發表了800篇 （部）以上論著，形成了西周封建論、戰國封建論、魏晉封建論和春秋封建說、秦統一封建說、西漢封建說、東漢封建說、東晉封建說八派觀點。1978年長春會議和林甘泉等人合著的《中國古代史分期討論五十年》一書對『三論五說』和前50年研究史進行了全面檢閱和總結。後20年雖然仍有幾十篇討論古史分期的文章問世，但都沒有超出三論五說的範圍。三論五說是前50年古史分期研究所取得的最高成就，既然它們不可能統一，那麼只有突破它們的束縛才能取得新的進 展。」
「封建」與「封建社會」問題 之根在於中共邪黨，在於馬列邪教，這一點毫無疑義。 「封建」與「封建社會」問題之害在於其濫用，唯有濫用，才由學術問題異變為政治問題與社會問題。要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就要讓「封建」問題 回歸本來面目，脫離政治的操縱。要做到這一點，首要的是認清中共邪黨的本質，特別是肯定派，應該喚醒自己的良知，不要再被中共邪黨利用。 同時，在認識問題的方法上，也應該作一些反思，是否以往的理由仍然不夠充份，是否以往的角度有待改善與調整。
無論是反對派與肯定派大多都 圍繞名實問題論理，在政治與經濟之間糾結，而忽視了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文化因素。其實，無論是政治體制還是經濟形態都受文化因素影響， 真正起決定作用的是文化。如中央集權官僚制與「三綱」有密切關係，而中國之所以沒有走入資本主義制度，主要的也是文化的原因。在一個社會 中，政治、經濟、文化是反映社會形態、社會性質的三個最重要的方面，缺一不能。政治體現為國家政權，經濟體現為物質文明的發展程度，文化 則是一國國民的精神思維、宗教信仰、禮儀、風俗習慣、價值觀、教育等等。政治雖然起主導作用，經濟雖然為一切社會活動準備物質基礎，但它 們都在文化的舞台上展現各自的不凡能力。
中國社會的發展有自己區別於 其它國家的獨特形式，中國的文化是神傳文化，是半神文化，中國人的為人之道、信仰、風俗禮儀、價值觀等等，是神予人的規範，是天理，是天 意，是必須遵守的，不可違逆的。兩千多年來的社會實踐已經證明了這一點。
中國傳統文化的的重要價值因 為中共邪黨幾十年的有意抹黑被嚴重忽略了。這是中華民族的重大損失。事實上，對中國的歷史發展來說，文化的作用是決定性的，中國人之所以 認識不到這一點，是因為對自己的文化不瞭解。中國傳統文化的極端重要性，他的重大意義，超出所有當今社會上的慣常浮泛認識。關於這一點， 在本係列文章《關於中國傳統文化》中有詳細論述。在此可以點明一點：即中國的傳統文化首要的是道德問題，這是傳統文化的核心。無論是甚麼 樣的政治體制和經濟形態，都必須以道德為重心，以道德為統領。中國二千多年的古代社會，道德是紐帶，是社會的粘合劑。道德甚至成了中國人 的信仰，從根本上維繫著中國人的善惡觀，使中國人始終保持著一個較高的道德水平。對當今中國來說，這是一種至為嚴重的缺憾。文化是一種氛 圍，是一種底色，是一種基礎、根基，是一種前提，是一種基本條件，是一種民族習慣，是一種共同的價值取向，是一種共同信守的理念，是一種 約定俗成的行為準則。文化具有宗教意義。文化，只有文化才可以統馭一切，總領一切。人的一思一念、一舉一動都受文化的影響與制約，文化對 人的行為的支配作用高於一切。人類社會的一切都建立在文化的基礎之上。無論是政治的、經濟的、法律的、軍事的形態都是文化影響下的結果， 不存在脫離社會文化獨立存在的任一社會形態。文化對社會的影響是潛移默化的，不知不覺的，所謂潤物細無聲。如果沒有儒家文化、沒有儒釋道 文化對兩千年中國的滋潤，中國將會是另一番樣子。
因此，解決「封建」問題的根 本之道，在於全面恢復、回歸神傳文化，恪守神傳文化，這是解決當前中國社會混亂局面的唯一可行的辦法。
同時，還應該看到，近百年來 的「封建」問題之爭，無論是肯定派還是否定派，實際大多都在馬列邪教的社會階段論圈子裡打轉轉，所用術語及詞彙也都是馬列的概念，馬列的 一套已成為社會的組成部份，已成為人們的思維定勢及習慣，離開了這一切，似乎無法談問題了。對人類社會歷史的研究到底應該按時間還是按社 會形態劃分時期，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但是，馬列邪教的五階段論是應該毫無疑義地扔到歷史的垃圾堆裡了。與之相關的一切也都應該被無保 留地拋棄，就像海外學者儘量避免用「封建社會」詞彙一樣。對中國人來說，這是一個沉重的思想包袱，卸去這個東西，才是真正的解放。
另外，中國學界一直把歐洲歷 史作為範本以比照各國歷史進行研究，實際也是不合適的，恰如有學者所言：「事實上，除了在歐洲文明的發展史上能看到原始社會、奴隸社會、 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四大歷史階段或社會形態發展的大致輪廓之外，在地球上其它的文明發展史中都見不到四大社會形態相繼更替的發展軌 跡。人類社會的發展表現出來的一個顯著特徵是，不同的文明在發展道路和社會形態上表現出多樣化的特點，沒有任何兩個文明的社會發展軌跡是 完全相似的。世界上著名的幾大古代文明，如中國、埃及、巴比倫、印度、古波斯等文明的發展都沒有經歷過像古希臘羅馬那種典型的奴隸制社會 形態，歐洲的日耳曼和斯拉夫兩大族系也沒有經歷過奴隸社會。」
「如果人類社會的發展真像唯 物史觀說的那樣是一個自然的必然的歷史過程，那麼研究人類歷史發展規律的最好的、最完善的、甚至是唯一的歷史標本應該是中國文明，而不是 歐洲文明，因為中國文明是世界上現存文明中惟一的較完整地保存下來的，從未被毀滅性地中斷過的古老文明。而包括西方文明在內的世界上的其 他文明在發展過程中都曾受到了別的文明的軍事征服而被迫中斷了自身的『自然』發展進程，許多文明的發展就由此而完全中斷，如埃及文明、巴 比倫文明就因外族的軍事入侵而被中途中斷，現在只剩下了金字塔這樣的歷史遺蹟。歐洲文明也是一個多次被外來力量打斷的多文明複合體，希臘 文明被羅馬文明所打斷，而羅馬文明則被基督教文明所打斷，在這種複合文明的基礎上產生了近代西方的資本主義文明。還有一些文明幾千年來幾 乎一直保存在較為原始的不發達狀態，如非洲文明、美洲文明、印第安文明等，儘管文明起源的時間並不比亞洲和歐洲的文明晚，但基本上還處在 史前文明的狀態。」（《「五階段」不是社會形態演進的必然規律》，野外閒人，天涯社區，2006-5-10）
最後，提出這樣一個中國歷史 階段分期以為引玉，即以歷史時期而不是社會形態作為主要依據——古代、近代、現代、當代，細分可稱遠古時期（三皇以前）、上古時期（三皇 時代至前秦）、中古時期（秦朝至鴉片戰爭）、近代時期（鴉片戰爭至清朝結束）、現代時期（辛亥革命至中華民國退居台灣）、當代（一九四九 年十月至今）。這種分期的好處是可以淡化社會觀念，消弭分歧。
另有學者提出社會形態應從社 會管理的方式即政治制度來劃分歷史分期，也有一定的道理。按照這個原則，人類社會可分為：部族社會、封建社會、專制社會、民主社會四個階 段和形態。這一脈絡無論是從世界歷史上或中國歷史上都可以看得很清楚。（《莫將封建與專制混為一談》，張清揚，南京院校論壇_西祠胡同，2012-3-14）
不管人類文明的社會形態如何 劃分，作為黨文化的產物——「封建」問題都是遲早要剔除的敗物。不管現在的大陸中國人意識中的黨文化觀念有多深重，與自己的思維結合的有 多緊密，作為一種邪教理念，黨文化必將隨著中共的解體而煙消雲散，被顛倒了的一切終將歸正，這是歷史大勢，這一點必須認清。同時，作為邪 黨文化曾帶給中國人無盡的痛苦，當真相全部被揭示出來，中共的滔天罪惡被全部暴露於光天化日之下的時候，沒有誰會繼續捧著曾戕害自己與同 胞至深的邪黨魂靈不放。時下不明真相的人，也許會對拋棄中共的一切邪說包括自己曾信奉多年的馬列邪教理論難於接受，那是因為不識其毒。當 你知道那是導致當今中國社會道德整體大滑坡的根源的時候，你還會有不捨之意嗎？還會繼續被中共邪靈操縱著嗎？
2012年5月11日
附記：本文參考了部份網絡相 關文章，其中部份以註解形式出現在文中，還有一些只借鑒了作者的文意或觀點，而未能標注出原作者，此類作者未能一一列出，在此向他們的辛 勤勞動表示誠摯的謝意與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