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倫:為甚麼說習近平整黨必然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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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3年10月01日訊】延安整風是小文革,文革是大的延安整風;兩者都有一個重要的前提,就是社會的封閉性,處在一種敵對的環境。這類運動無法在一個開放社會裏能成功。

今天中共能發起整風運動的前提是這個社會依然是有相當的封閉性,但其已開放的程度又決定這種形式注定失效。

中共整黨無果而終已成慣例

中共又發起整黨。這不令人驚訝,從政治上看這幾乎已是一個慣例,每屆新領導人上任都搞一次類似的運動,前有江澤民,後有胡錦濤,都曾如此,只是每次所用的名目不一,不過結果卻類似:除了藉此整肅了個別黨員和政治對手外,每次整黨都不外是雷聲大,雨點小,最後無果而終。整黨名義上要達到的目的如「反腐倡廉」,改善工作作風等也都在那幹休所、賓館裡的閒談和杯盞交恍中消失於無形。官員欺壓百姓日甚一日,腐敗也一切照舊。

此次整黨,是在新領導人上任後,國內外各種經濟、政治、社會與外交等都面臨嚴峻局面的情形下展開的,這可能是與以往有些不同的地方,但整黨的目的卻依舊,不外兩個,一是藉此整頓一下黨內腐敗的黨風,二是為新領導樹威。過去二十年,官方在不願做深度改革的情形下,一方面靠這種整黨運動以及帶有特務政治色彩的紀委係統來對黨進行內部整合,壓抑派系分歧,維護黨內的權威和運作;另一方面靠發展經濟來吸納精英,平抑社會不滿,也就是說靠贖買社會來緩解政治合法性危機。但這些方法能產生效果的前提是經濟的不斷快速增長,蛋糕的逐步加大,使得官方在進行這種整合和贖買時能具有足夠的金錢和機會上的資源。但隨著經濟增長放緩,中國發展模式的負面後果的逐一暴露,這個條件正在喪失。比如,最近官方宣佈要進行超過一萬七千億的大規模投資來改善大氣污染等問題,事實上是在給前一段毫無節制的惡質高速增長買單還賬。與此同時,財政收入卻在減少。

老辦法無法應對日益惡化的局勢

傳統的發展模式無以為繼,那種靠撒票子「人民內部矛盾靠人民幣解決」的管治方式也就自然面臨瓶頸。更糟糕的是,在過去這些年資源擴大的同時,由於缺乏監督,握有分配權力的官員的貪腐也相應惡性發展,反過來加深了社會的不滿。此外,隨每次整黨成果的微乎其微,整黨的效果也遞減。在許多官員看來,整黨只是一場做給上級的表演和遊戲,只要程式走過,應付過去,甚至表演的好壞都不甚重要。因為他們知道,他們的陞遷和利益多半不是與這些相關,經濟的增長,外來投資多寡,所謂的一些建設成績,民眾不鬧事,這些才是獲得提升甚至金錢等各種好處的關鍵。

一方面是老辦法面臨困境,另一方面是局勢的惡化。人們期望新領導人能跳出巢臼,為解決中國的問題探索新路。然而啟動整黨,打壓公民運動,使人們在普遍的失望之餘也對未來的憂慮日深。我們不知習近平等中共領導內心究竟如何認定這種整黨形式的功效,如真以為會起到效果,那只能讓人對他們的判斷力表示懷疑,中國的下一步就顯然極其堪憂。如果他們內心明瞭這種方法的無效,只是暫無良策,權做鎮痛劑,收拾一下隊伍,整人立威,以爭取時間,再圖改造,這從政治上我們能理解,但在無法闕除人們對其效果的極大懷疑的同時,也會危險地增加社會的不耐情緒,搞不好會喪失掉最寶貴的改革時機。

整風成敗取決與社會封閉或開放

正如高華先生在其巨著「紅太陽是如何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中所揭示的那樣,整黨這種由毛在四十年代創造的政治整合形式,之所以達到了毛當年預想的一些目的是有其歷史原因的。而時過境遷,中共今日面臨的問題與環境與當年決然不同,這是整黨注定達不到效果,也是從八十年代改革開放多年來數次整黨無果而終的根本原因。延安整風是小文革,文革是大的延安整風;兩者都有一個重要的前提,就是社會的封閉性,處在一種敵對的環境。這類運動無法在一個開放社會裏能成立。今天中共能發起整風運動的前提是這個社會依然是有相當的封閉性,但其已開放的程度又決定這種形式注定失效。信息來源和資源獲取的多樣性、利益的分化,思想的分野,權威的缺乏,黨員與幹部個人主體意識的增長,與社會和外部世界的密切聯繫,都使得靠那種內省和自我檢討,揭發批判和鎮制的方式來達成思想的統一和隊伍的純潔的可能近乎於零。

因為,大規模揭發,以現在的腐敗規模,黨將沒有寧日,只會加速黨的分裂和黨內對中央的反彈,這對試圖藉此建立權威的習李班子絕對不會有任何好處。不揭發批判,整黨就只會淪為念報紙、讀文件。至於內省和自我檢討,當年是以黨員的信念、對黨的忠誠和信任為基礎的,今日對那些為牟利晉陞入黨,毫無價值支撐,習慣了官場文化和各種豪華享受的大小官員們根本就是無從談起。而啟動讓毛當年整黨成功的另一個殺手鑭鎮制威懾,甚至不惜對保持異端的黨員進行人身消滅,就需要一個外在敵人的存在以及與此相連的敵對環境。無論官方今天怎樣宣傳所謂的敵對勢力和西方反華勢力的影響,都無法像延安和文革期間那樣能證明展開一場大清洗的合法性。如硬要造就這樣一個敵人和敵對環境,改革開放就會毀於一旦,政權也就難保。事實上,就連依法懲治犯罪事實明顯的高官如劉志軍,在各種利益的盤根錯節的保護下都無法落實,展開全黨大規模整肅又談何容易!

當年延安甚至文革時整黨的條件都已全部不再,病症又今非昔比後,卻依然重操故伎,結果只能是藥不對症,延誤救治,徒增治療成本。

問題是,在浪費了諸多納稅人的公款和官員的時間搞這種不切實際的整黨運動後,問題依舊,到那時,又要祭出何種辦法呢?這倒是讓人最關心的,讓我們拭目以待。

(作者為法國賽爾奇蓬多瓦茲大學副教授)

——原載《動向》雜誌2013年9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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