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3年07月28日訊】《真實的江澤民》第六章 以惡治國
第五節 極端的維穩
《明鏡月刊》對中共「維穩」的定義是，「中國式維穩，克格勃加黑社會」。【16】
國內維穩經費連年超軍費
中共維穩的概念提出於1991年4月，當時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維護社會穩定加強政法工作的通知》，將各地黨委主管政法的部門統一為政法委。90年代的維穩主要體現在前兩次的嚴打。一般認為被官方正式宣佈的嚴打有四次，分別發生在1983～1986年，1996～1997年，2001～2002年和2010年，沒有例外的都是由中共中央政法委主持的。其中後兩次因為和迫害法輪功有關而有了特殊的含義。
1999年「6.10辦公室」成立以後，納入以政法委為中心的維穩機制，一方面迫害法輪功成了維穩的主要內容，另一方面在迫害法輪功中建立起的手段、方法和機制使維穩變成了控制全社會的龐大的產業和利益集團。中共中央處理法輪功問題領導小組主要負責人，江澤民迫害法輪功的主要執行人羅幹同時兼任「中共中央政法委」書記和「中共中央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委員會」主任。各級「6.10辦公室」就設在「政法委」內。在迫害法輪功時經常引用的有「社會治安綜合治理領導責任制」（簡稱「領導責任制」）、一票否決權制和領導責任查究制，就是把各地迫害法輪功的情況和主要領導官員的政績陞遷利益捆綁起來，或者說迫使主要官員每個人手上都沾血。
這幾年中共在「維穩」上的投入有了大量的增加。2010年5月27日出版的《社會科學報》公佈的數據表明，2009年度全國維穩經費達到5,140億元。據《2011年中央和地方預算草案》報告顯示，中共維穩的「公共安全」開支已高達6,244億元。「中國今年維穩費用繼續超過軍費」成為世界各大媒體關注的內容。路透社2012年4月30日報導，中共為了鞏固權力而撥出大筆維穩經費，2012年比前年增加了11.5%，達到了7千億元。而2012年的國防經費才6千3百億。【17】雖然因為中共的軍費開支不透明，很難準確地把軍費拿來與維穩費用作比較，但是維穩費用的增加之巨，是不爭的事實。
中國《財經》雜誌於2011年5月9日曾發表長篇報導，談中國維穩經濟題目是《公共安全賬單》。該報導援引清華大學社會科學系教授孫立平的文章，《以利益表達制度化實現社會的長治久安》說，近年來，「各地維穩投入急劇上升，維穩成本相當高昂，一些地方甚至已經到了不計代價的程度。」【18】中國學者蔡慎坤發表文章「中國特色維穩付出了多大代價？」他指出：「一些地方的維穩經費已經出現緊張局面，以往維穩機構很大方地解決上訪人員吃住交通旅行費用，如今開始倒過來向上索取維穩費用。有的地方政府已經對現有的而且仍在不斷增長的維穩經費無力承受，而老百姓對所有成本轉嫁到他們身上的維穩方式忍耐到了極限！」。[10]這說明維穩已經是中共維持統治的最重要的機制。維穩卻是由中共製造了迫害和動亂，再用國家巨大的人力和財力，繼續強迫鎮壓被迫害人們的惡性循環運作。
中國對群體性事件的認識，由於受不同的政治環境和經濟、社會因素的影響，經歷了不同的階段：20世紀50年代～70年代末，稱「群眾鬧事」、「聚眾鬧事」；80年代初～80年代中後期稱「治安事件」、「群眾性治安事件」；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稱「突發事件」、「治安突發事件」、「治安緊急事件」、「突發性治安事件」；90年代中期～90年代末期稱「緊急治安事件」；90年代末～21世紀初期稱「群體性治安事件」。2005年7月7日，中組部副部長李景田在新聞發佈會上明確指出，當前中國改革進入了關鍵時期，有些矛盾集中顯現，並因此發生了一些「群體性事件」，他糾正了國外記者用的「騷亂」這一說法，而代之以「群體性事件」。顯然，「騷亂」這個詞有損中共的「和諧社會」的面子形象，如同把「失業」稱為「下崗」一樣，「群體性事件」是中共用來掩人耳目的一個中國特色的詞彙。
近年來，農民失地，暴力拆遷，環境污染，工人維權，貧富不均，官民對立等等都引發了大規模的群體抗暴潮。中共的應對措施就是進一步的暴力鎮壓，如此惡性循環。據有關部門統計，1993年中國發生群體性事件約0.87萬起，1994年約1萬起，2003年則達到6萬起，2005年上升為8.7萬起，2006年超過9萬起。據《華爾街日報》引用清華大學孫立平教授的估計，2010年中國發生了18萬起抗議和騷亂等群體事件。由於互聯網和手機的普及，使得很多群體事件在政府封殺之前就在國內外被廣泛傳播和關注。比如，重慶萬州事件，貴州甕安騷亂，湖南吉首示威，湖北鄧玉嬌刺官案，湖北石首事件，浙江錢雲會事件，廣東烏坎事件，廣東增城市新塘事件，重慶萬盛區聚集事件等等。
中共是造成動亂的原因
甕安騷亂是2008年6月28日下午發生在中國貴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甕安縣的群體性事件。聚集的民眾達到約2萬人，縣公安局、縣政府和縣委大樓受到當地群眾衝擊，多間辦公室和一些車輛被點火焚燒。事發緣由是一名中學女生非正常死亡，學生抗議討公道時遭到當地警方粗暴對待，引起當地群眾強烈不滿，造成官民對立的大騷亂。據官方解釋，事件背後的深層次原因，是在開礦、拆遷安置的時候，民眾的利益受侵犯，而一些官員在處理這些問題的手法粗暴，並肆意動用警力加上地方黑惡勢力坐大，產生民怨。
鄧玉嬌刺官案是2009年5月10日晚發生於中國湖北省恩施州巴東縣野三關鎮的一起賓館女服務員出於正當防衛目的意外刺死、刺傷鎮人民政府人員的刑事案件。三位官員要求服務員鄧玉嬌提供「特殊服務」，但遭鄧玉嬌拒絕，三位官員惱羞成怒之下便試圖強姦鄧；鄧玉嬌在與幾人衝突中，出於正當防衛目的慌亂場地抓起水果刀，刺傷鄧貴大和黃德智。鄧貴大則搶救無效死亡。此案發生後迅速名震全國，鄧玉嬌也被許多民眾稱讚為「當代烈女」。
錢雲會事件起因於中國浙江省溫州市的樂清市蒲岐鎮寨橋村的一位村民2010年12月25日上午9點多，在虹南公路寨橋村路段，被一輛解放牌重型自卸貨車輾死的事件，以及之後幾天發生的官民衝突的群體性事件，引發國內外多方的媒體報導和多方調查的事件總稱。
烏坎事件是2011年發生在廣東省汕尾市所屬陸豐市的一宗群眾運動。由於土地被村委會成員私下變賣，村民代表兩年十數次之上訪仍絲毫不得解決，村民與汕尾市與其下之陸豐市政府發生矛盾。2011年9月21日東海街道烏坎村有三、四千人聚集在陸豐市政府大樓與派出所，不久獲政府答覆，可問題沒有實質解決。烏坎村之後再爆發多次示威，警民發生激烈打鬥，之後村民自發組織「烏坎村村民臨時代表理事會」，在12月9日起村民每天在村內村委會附近的仙翁戲台前集會示威，並在遊行通往陸豐市政府大樓前與警方爆發衝突，此後開始警民對峙局面。
雖然中共數十年一直高喊「穩定壓倒一切」，但是中共的胡作非為卻使社會越來越不穩定。近幾年大陸社會矛盾，包括群體抗暴事件，越來越突出，於是為了維護高壓統治，從中共中央到地方，甚至基層的鄉鎮街道，都出現了「綜治辦」、「維穩辦」等機構，常常又和「6.10辦」、「防範辦」在一起辦公，比如在一些基層文件中會看到「維穩辦（防範辦）」、「維穩辦（6.10辦）」的說法，所以有人猜測是不是「6.10辦」改名叫「維穩辦」了。
中共的「中央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委員會」（簡稱「中央綜治委」）成立於1991年，是中共中央的「直屬工作部門」，下設「中央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委員會辦公室」（簡稱「中央綜治辦」），它是「中央綜治委」的辦事機構，與「中央政法委」機關合署辦公。「中央綜治委」的主任一般都是中央政法委書記。
「中央維護穩定工作領導小組」是中共中央的「議事協調機構」，正式成立於上世紀90年代，但其下設的辦公室「維穩辦」在各地的建立是近幾年的事情。「維穩領導小組」成員單位包括：中央政法委員會、中央綜合治理委員會、中央宣傳部、公安部、國家廣播電影電視總局。其常設辦事機構是「中央維護穩定工作辦公室」（簡稱「中央維穩辦」）。同「中央綜治辦」一樣，「中央維穩辦」也是在中央政法委員會機關合署辦公。「中共中央維護穩定工作領導小組」的組長一般也是中央政法委書記。「維穩辦」主任通常由政法委副書記兼任。「維穩辦」涉及到社會多個方面，並不僅限於政法方面。因此，其成員單位比中央政法委廣泛，除公、檢、法系統及國安部門外，還納入宣傳部門。中共從中央到各省、市、縣直到鄉和街道一級、乃至重要事業、企業單位都設置了「維穩辦」。
「維穩辦」雖然成立已久，但首度引起外界關注，卻源於2008年的沃爾瑪「工會門」事件。2009年，大陸媒體《南風窗》雜誌連續發表文章：「09年維穩新思維」【19】，「『維穩辦』走上前台」【20】，反映了中共數十年的「把一切不穩定因素消滅在萌芽狀態」的統治模式，是造成社會矛盾日益頻發和衝突日益加劇的罪魁禍首。
（節選自《真實的江澤民》第六章；作者：《真實的江澤民》聯合寫作組）
（責任編輯：肖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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