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言:順應歷史潮流的戈爾巴喬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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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5年10月21日訊】1985年3月,戈爾巴喬夫當選為蘇共中央總書記時才54歲,他完全可以利用蘇共這種幹部終身制、特權制,墨守成規地當十幾年、甚至幾十年總書記。但他知道:專制制度必然死亡,改革只能加速而不能挽救它的死亡。而隨著舊制度的死亡,他本人也將失去不受任何制約的權力。在大眾的福祉與個人的權力之間,他毅然選擇了前者。

因此,戈爾巴喬夫說:「當我離開克里姆林宮時,上百的記者們以為我會哭泣。我沒有哭,因為我生活的主要目的已達到,對於一個真正的政治家來說,其目的不是保衛自己的權力和地位,而是推進國家的進步和民主。」

社會發展的歷史證明,任何一個有傳統有歷史的國家進行民主轉型時,都要付出持久而巨大的成本:內戰、政變、復辟、國家分裂。英國、法國、德國、日本、拉美、亞洲各國都是如此。但是,在共產主義運動的大本營——蘇聯,戈爾巴喬夫卻成功地打破了暴力革命維持了七十多年的政體,邁出民主自由的第一步,促進了蘇共極權體制的和平瓦解,結束了全世界範圍的冷戰對峙局面,沒有流血,沒有內戰,為社會的發展和世界的和平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正是這些巨大成就,才讓戈爾巴喬夫成為歷史的偉人。因此,1990年諾貝爾和平獎才授予這位蘇聯真正的男兒。

當然,也有人把戈爾巴喬夫視為蘇聯解體、蘇共垮台的罪魁禍首,是俄羅斯的民族罪人和共產主義的叛徒。還有人嘲笑戈氏「軟弱」和「愚蠢」,他為何這麼輕易地就把寶座丟掉了?放著好好的「皇帝」不當,偏偏要去追求什麼民主?甚至把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描繪的一無是處。

其實,那些把戈爾巴喬夫說成是罪人的人,是站在維護一黨之私、一己之私的立場上來判斷善惡好壞、是非曲直的。而不是用全面的、歷史的、發展的眼光來評價一個人的功過是非。是用一黨一人一時的成敗來來看待整個國家和民族的興亡。環顧人類歷史,任何一個時期的末代統治者,其下場大都是極為悽慘的。成為末代領導人卻倍享尊榮的大概只有戈爾巴喬夫。

當然,在如何評價戈爾巴喬夫的問題上,也反映著一個人的良心和智慧。因為專制集權國家的官僚通常是靠出賣良知,甚至不惜一切代價去追求權力、財富和地位的。那些壟斷官僚或既得利益者根本不懂得要想讓國家達到真正的長治久安,實現真正的民族復興,就必須要有某些政治家拋棄自己的特權和利益,才能引領社會進步,走向未來。

「天下大勢,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前蘇聯的解體是歷史發展的必然,就算當時沒有戈爾巴喬夫,也會有其他人來承擔這一歷史的重任。反之,如果沒有戈爾巴喬夫的「改革與新思維」,當時的蘇聯就會有無數的人頭落地,也許至今都還陷入類似中國春秋戰國時期的混亂與動盪之中。

當時斯大林模式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和社會主義公有制體制,帶給蘇聯不止是積重難返,而是已經病入膏肓,無藥可救。就算戈爾巴喬夫有心力挽狂瀾,也是無力回天。因此,戈爾巴喬夫上台後,提出「除了改革別無出路」的口號,強調改革是蘇聯社會發展的迫切需要,小修小補無濟於事,必須進行徹底的改革。黨的中心任務就是推進和保證政治、經濟體制的改革。

戈爾巴喬夫後來還談到:「我生活的目的就是消滅對人民實行無法忍受的獨裁統治的(蘇式)共產主義。我的妻子在這方面堅定了我的信心,她有這種觀點比我還早。我只有身居最高層地位,才能為此有最大的作為。因此,我妻子要我不懈地努力往上爬。當我親自認識了西方,我的決定就成了不可更改的了。」

關於中國未來的改革,中共總設計師鄧小平當時的目標是市場經濟與民主憲政。也就是「先經後政」。只可惜八九「六四」民運,導致中國改革先驅趙紫陽被迫下台,最終讓這一目標化為泡影。尤其是踏著「六四」鮮血上台的江澤民,推行極左路線,依靠腐敗治國,拚命阻擾政治體制改革。結果,到2012年習近平接手時,已是江澤民延續下來的一個爛攤子,腐敗已經充斥到中國社會的每一個角落,「反腐敗亡黨,不反腐敗亡國」早已是全民共識。事實上,在中共內部也多次發出亡黨危機的警告。

再來看看韓國、臺灣民主化轉型,採取的就是「先經後政」辦法,兩國都獲得了成功。蔣經國民主化轉型是實行自我革命,用專制手段實行民主化;韓國民主化轉型是民眾的民主化運動使威權不能行使。兩者都是由權威主義轉向民主化的。當年臺灣開放黨禁報禁時,國民黨元老擔心國民黨可能因此失去執政權。但蔣經國先生卻說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世界上「沒有永遠的執政黨」。

越南05年實行總書記差額選舉,10年實行地方官直選,開放黨禁報禁,現已成功加入TPP,並將大力推進國內政治改革。越南共產黨將成為全世界第一個不是被推翻而實現自我更替的執政黨,而且是第一個準備完成一黨專政體制改革的政黨,越共還承諾在2020年前後實現全國普選。將來全球共產政權可能就只剩下中共和朝鮮這對孤苦伶仃的「難兄難弟」。

在中國大陸曾流行著一句話:「不做戈爾巴喬夫,就做齊奧賽斯庫。」歷史給了中國當政者千古流芳的機會。如能順應天意民心,順應歷史潮流,逮捕江澤民,拋棄中共,完成中華民族和平轉型的偉業。那麼,他不僅能在國際上獲得諾貝爾和平獎,而且還會成為國內民主轉型後的第一任民選總統。這就遠遠的超過了戈爾巴喬夫。
責任編輯:高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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