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5年12月15日訊】
四、胡適致電毛澤東與毛澤東答路透社記者甘貝爾問
胡適與毛澤東在北京大學曾相識並有交往，毛澤東一度還稱胡適為老師。重慶談判前，當時身在美國的胡適對中國在日本投降後的局勢十分關心，於1945年8月24日給毛澤東發一電報，「勸告毛澤東君」，自稱「此是閒人偶爾好事」。胡適的電文曰：
「潤之先生：……前夜與董必武兄深談，弟懇切陳述鄙見，以為中共領袖諸公今日宜審察世界形勢，愛惜中國前途，努力忘卻過去，瞻望未來，痛下決心，放棄武力，準備為中國建立一個不靠武裝的第二大政黨。公等若能有此決心，則國內十八年糾紛一朝解決，而公等廿餘年之努力皆可不致因內戰而完全銷滅。……中共今已成為第二大黨，若能持之以耐心毅力，將來和平發展，前途未可限量。萬不可以不小忍而自致毀滅。以上為與董君所談要旨……胡適，八月廿四日。」
胡適的這封電文，其核心就是勸毛澤東能夠「放棄武力」，「和平發展」，與毛澤東8月28日初到重慶，在機場發表的書面談話（見本文第二小節的摘引）在本質上是一致的。是毛澤東聽從、接受了胡適的勸告嗎？
重慶談判70週年後，縱觀其史實並深思細想，得出的結論只能是：否！即毛澤東對胡適的這封電文是非常反感並予否定的。毛澤東自己可以在重慶機場發表那份「書面談話」，卻絕不能容忍文人胡適發出那封「勸告」電文。
胡適的這封「勸告電文」甚至惹下了大禍。幾年後，當國共內戰共方大勝之際，毛澤東先後通過新華社發布了兩份戰犯名單，名單上的首犯是蔣介石，而文人胡適竟然也幫上有名！另一位文人張君勵是1947年「民國憲法」的主要起草人，同樣榜上有名，而且排名在胡適的前面。
毛澤東在重慶談判期間還有一個重大舉措，就是發表了答路透社記者甘貝爾的十二個提問。
1945年9月13日下午3時，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首次招待在重慶的外國記者。路透社駐重慶記者甘貝爾書面向毛澤東提出了12項問題，請其回答。毛澤東對這12個問題逐一作出了詳細的書面回答，題曰《毛澤東同志答路透社記者，中國需要和平建國》，全文在1945年9月27日《新華日報》第二版頭條刊出。10月8日，《解放日報》的頭版頭條又全文轉載。1948年哈爾濱東北書店出版的《毛澤東選集》也收錄了這篇「毛甘重慶對」。
由於毛澤東當時仍長住在延安窯洞，因此人們稱之為「毛甘窯洞對」，以與1945年7月4日毛澤東與黃炎培關於「民主能跳出興亡週期率」的「毛黃窯洞對」相對應。更重要的是，毛澤東對甘貝爾關於「自由、民主、人權、憲政、軍隊國家化」等重大政治問題的回答比「毛黃窯洞對」更深入、更全面、更完善，所以更引發相關研究者的關注、反思。曾任江青政治秘書、後遭江青迫害入獄多年的閻長貴先生，在「四人幫」覆滅後得以平反，從事中共黨史研究工作，著述頗豐。針對「毛甘窯洞對」，他寫了一篇長文《一篇更重要更全面的「窯洞對」》。在《炎黃春秋》2008年第10期發表，讓廣大讀者對這個重慶談判期間的重大事件有了深刻的認知與反思。
甘貝爾所提的第10個問題是：：「中共對『自由民主的新中國』的概念及界說為何？」
毛澤東的回答非常明確、堅定：「『自由民主的中國』將是這樣一個國家，它的各級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通、平等、無記名的選舉所產生，並向選舉它們的人民負責。它將實現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則與羅斯福的四大自由（按：指言論自由、信仰自由、免於匱乏的自由、免於恐懼的自由）。它將保證國家的獨立、團結、統一以及與各民主強國的合作。」毛澤東在回答甘貝爾的第12個問題時，特別強調：「我們完全贊成軍隊國家化與廢止私人擁有軍隊……」
然而，縱覽毛澤東從1949年到1976年執政28個年頭的歷史事實，再與1945年重慶談判時的「毛甘窯洞對」相對照，人們只能發現，這二者是完全不一樣的，甚至是背道而馳。
五、《沁園春‧雪》的發表與《七律‧憶重慶談判》
據《柳亞子年譜》記載，1945年9月6日，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到柳的住處會見了柳。毛柳二人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就共事過一段，而且二人都愛好詩詞。這次一見面，柳亞子就贈了毛澤東一首詩，稱讚毛有「彌天大勇」。
吟罷自己的詩，柳請毛也賦詩一首。毛澤東便把他1936年2月在陝北時所寫的一首詞《沁園春‧雪》贈給了柳亞子。
柳亞子讀了毛的這首詞，極力讚歎毛澤東為「中國有詞以來第一手，雖蘇、辛猶未能抗手，況餘子乎？」稍後，柳和詞一首。
起初，柳亞子想請中共在重慶的機關報《新華日報》發表毛澤東的《沁園春‧雪》以及他的和詞，但該報的負責人說，主席不想讓青年人知道他作舊體詩，所以只發表了柳亞子的《和潤之先生詠雪詞》。可是，每當有朋友來訪，柳亞子總要拿出這首毛詞與之一同鑑賞，這樣一來，這首毛詞就在重慶傳開了。
當時，頗有才華的年輕人吳祖光正在重慶擔任《新民晚報》副刊主編，他讀到坊間傳抄的《沁園春‧雪》時，擊節稱讚，認為應當發表出來，讓更多讀者看到。由於《新民晚報》是一家民營報紙，所受約束較少，他就自作主張，在該報副刊上發表了這首毛詞，時間是1945年11月14日，毛澤東早已回到延安。吳祖光還在詞後加了一段大加稱讚的按語：「毛潤之先生能詩詞，似鮮為人知，客有抄得其《沁園春‧雪》一詞者，風調獨絕，文情並茂。而氣魄之大乃不可及。」
毛澤東這首詠雪詞見報後，轟動了山城重慶，反響激烈，有褒有貶，有讚有批。讚揚的除了柳亞子、吳祖光，還有鄧拓、聶紺弩等人，質疑、批評的人士多是指出這首毛詞流露出作者的「帝王思想」，比如在《大公報》工作的王芸生就直言不諱地這麼講。
據說，蔣介石讀到「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這一句時，大為不安。蔣對其「文膽」陳布雷說：「我看他毛澤東野心勃勃，想當帝王稱王稱霸，想復古，想倒退。你趕快組織人，寫文章批判他。」
毛澤東這首詠雪詞中到底有沒有帝王思想？該詞發表已經70年了，後人還是應當從毛澤東1949年執政28個年頭的所作所為中加以判斷。
1980年10月，中共黨內4千高級幹部在北京對黨史進行了一個月的大討論，其中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對毛澤東個人功過的評議」，有的老幹部就指出了毛澤東確有「帝王思想」。比如，農機部的宋敏之說，毛是「封建主義打底，馬列主義罩面」。張愛萍說，王明是言必稱希臘；毛是言必稱秦始皇。孫冶方說，毛熟讀的不是馬列著作，而是二十四史。線裝書看得太多，把封建社會帝王將相的權謀用到黨內鬥爭上來了。曾任國務院副總理的方毅說得更直率：「歷史上最大的暴君要數他。連朱元璋也不如他。《明史》寫朱元璋只是『聖德有虧』。」（見郭道暉《四千老幹部對黨史的一次民主評議》一文，載炎黃春秋210年第4期）20多年後，曾任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的謝韜老先生為辛子陵先生的巨著《紅太陽的隕落——千秋功罪毛澤東》寫了序言，指出：毛澤東進京後成了「不穿龍袍的紅色皇帝」。
網上顯示，毛澤東曾寫下一首七律《憶重慶談判》，有的說寫於1945年，有的說寫於1946年。官方出版的《毛澤東詩詞選》中沒有收錄這首詩，但是，吉林文史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毛澤東詩詞鑑賞》一書（李曉琳、唐名利編）中卻有這首詩。筆者是幾年前才在網上看到這首七律《憶重慶談判》，當時甚為驚奇：為甚麼這首詩中沒有停戰、和平、民主、進步這些重慶談判的主旋律，而通篇都是打打殺殺、炸橋挖路呢？深思細想，我甚至認為這首《憶重慶談判》是毛澤東挑動內戰的詩證，這大概也是官方出版的《毛澤東詩詞選》中沒有收錄這首詩詞的原因吧。
毛澤東這首《七律‧憶重慶談判》原文如下：
有田有地皆吾主，無法無天是為民。
重慶有官皆墨吏，延安無屎不黃金。
炸橋挖路為團結，奪地爭城是鬥爭。
遍地哀鴻滿城血，無非一念救蒼生。
值得一提的是，這首毛詩中寫出了「無法無天」。
據筆者有限的閱讀來說，毛澤東一生中在文字、講話、談話中，至少有三次提到「無法無天」，而且是津津樂道、洋洋自得，應當引起後人關注。因為一個「無法無天」的最高領導人，必然會不擇手段地做出傷天害理、草菅人命、濫殺無辜、殘害生命的罪惡行徑，必然會罪惡滔天！
在《七律‧憶重慶談判》中是毛澤東第一次提到「無法無天」。試想，在「無法無天」的前提下，哪裡會有停戰、和平、民主、進步？只有挑起內戰、禍國殃民！
毛澤東第二次講到「無法無天」，是1954年他主持起草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部「憲法」之後，在中共黨中央一次會議上又發表了鄙視憲法、否定憲法的講話。毛澤東說：「我們有不少同志，就是迷信憲法，以為憲法就是安邦治國的靈丹妙藥，企圖把黨置於憲法的約束之下。我從來不相信法律，更不相信憲法，我就是要破除這種憲法迷信。國民黨有憲法，也挺當回事，還不是被我們趕到了臺灣？我們沒有憲法，無法無天，結果不是勝利了嗎？」（見辛子陵《玩弄憲法的兩面派》一文，原載香港《開放》月刊2011年2月號）毛澤東這番話說得相當直率、坦誠，是他對抗日戰爭勝利後國共內戰蔣敗毛勝原因的自我總結，必將寫入中國近代史乃至世界歷史。
毛澤東第三次談到他的「無法無天」，是1970年12月18日，這天他會見美國朋友埃德加‧斯諾，談到了文革，談到了打到劉少奇等，得意洋洋地對斯諾說：「我是和尚打傘，無法無天。」二人的交談形成了一個《會見斯諾的談話紀要》，毛澤東審閱後，批示「照發」。1971年5月31日，中共中央印發了這個談話紀要，並向下傳達，記得聽傳達時對毛澤東所說的「我是和尚打傘，無法無天」這句「最高指示」印象特別深刻，一直銘記不忘。
然而，1990年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把這個「談話紀要」收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3冊時，卻刪去了毛澤東那句名言「我是和尚打傘，無法無天。」愚以為這個刪節是不妥的，甚至是錯誤的，有害的，是對歷史事實的不尊重，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歷史虛無主義」的表現，不利於後人「以史為鑑」。
其實，毛澤東上述三次強調「無法無天」，給神州大地、中華民族帶來深重的災難。第一次在1945年（或1946年）強調「無法無天」，讓「重慶談判」達成的「雙十協定」灰飛煙滅，爆發了內戰。第二次在1954年強調「無法無天」，致使1957年的「反右運動」打擊迫害了眾多知識分子；1959年的反右傾打擊迫害了中共黨內精英，並讓人禍大飢荒擴大升級，1960年前後幾年在全國範圍風調雨順的情況下，餓死了三、四千萬中國人（大多是農民）。第三次在「文革」強調「無法無天」，結果在毛死後不久，「文革」就被中共中央定性為「十年浩劫」！
六、蔣介石在重慶談判期間的日記
蔣介石一生都有寫日記的習慣，一直到晚年他病重後才停筆。重慶談判時，可謂蔣介石一生事業的巔峰期，自然會留下他對這個談判的記錄。以下摘錄蔣介石日記中關於重慶談判的文字，供讀者參考：
正午會談對毛澤東應召來渝後之方針，決以誠摯待之。政治與軍事應整個解決，但對政治之要求予以極度寬容，而對軍事則嚴格之統一不稍遷就。（蔣介石1945年8月28日的日記）
今晨5時，未曉。起床禱告，願共毛之能悔悟，使國家真能和平統一也。午約岳軍（張群）、文向（張治中）、力子（邵力子）等談話，聽取昨夜與周恩來等全部談話經過，腦筋深受刺激，何天生此等愚劣根性，徒苦人類乃爾。以余之意，應將其提議從速公布，而文向等以為太早也；乃囑彼等繼續研究商議之法。（1945年9月4日的日記）
召見駐延安聯絡參謀胡自立，聽取其報告——共匪在日本未投降前之陰謀，擬將全部淪陷區佔其所有，並以淪陷區民選政府名義召集人民代表大會，以對抗我國民大會。陰毒極矣！（1945年9月24日的日記）
共黨今日提公告稿，最後兩條乃述共毛來渝安全問題及美使赫爾利保證問題，此與會談全無關係，僅為其賊膽心虛之表示。……彼輩不能自信，而獨信外人，其何能革命？怕死取巧，實不值一笑也。（1945年10月1日的日記）
毛澤東今日來作別，與之談約1小時，先問其國共兩黨合作辦法及其意見如何？彼吞吐其詞不作正面回答。余乃率直告他——國共非徹底合作不可，否則不僅於國家不利，而且於共黨有害。余為共黨今日計，對國內政策應改變方針，即放棄軍隊與地盤觀念，而在政治與經濟上競爭，此為共黨今後唯一之出路。……彼以為是。果能動其心於萬一否？但余之誠意，或為彼所知乎？（1945年10月9日的日記）
昨夜與毛澤東談話，彼忽提政治協商會議以緩開為宜。並稱：「回延安準備召集其所謂解放區民選代表會議，再定辦法。」……余聞之，殊為駭異，乃覺共黨不僅無信義，且無人格，誠禽獸不若矣。……約期明晨再談而別。今晨8時，約毛澤東早餐後，余再與之懇切對談，闡明數次談話要旨，明告其所謂解放區問題，政府決不能再有遷就，否則不成其為國家之意，堅決表示望其了解也。彼去後，散步林園一周畢，記事，批閱公文，甚嘆共產黨之不可與同群也。（1945年10月11日的日記）
縱觀蔣介石在重慶談判期間的日記，可以看出他對重慶談判是真誠的，衷心希望能取得共識，讓二戰後的中國走上和平、民主、統一、富強的道路。在重慶談判的前夕，1945年8月14日，蔣介石發布了《告全國同胞書》更是強調「我們要實現民主政治，應以法治為憲政的基礎，以憲政為民權的保障。」「完成國家的統一，惟有的前提是要我全國軍隊國家化。……中國國民黨二十年來之軍隊黨部，今已完全撤銷，以樹軍隊國家化的先聲。」由此可見，蔣介石對民主、法治、憲政以及軍隊國家化的追求是真誠的。毛澤東在1945年10月11日返回延安後曾說「蔣介石是婦人之仁」，頗有嘲笑的意味。然而，「婦人之仁」與「無法無天」是不具可比性的。
行文至此，不由想起了1949年以前毛澤東的妻子楊開慧、毛澤東的弟弟毛澤覃、毛澤東的兒子毛岸英對毛澤東的批評與定性。楊開慧在死前已經得知毛澤東在井岡山另有新歡（賀子珍），這讓曾熱戀毛澤東並為其生下三個兒子的楊開慧，又氣又恨，在留下的遺書中對毛澤東定性：「生活流氓、政治流氓。」對此，海外媒體與網站已有多篇記述，茲不多贅。毛澤覃在蘇區時曾同毛澤東爭論，毛澤東拿起雞毛撣子要打其弟，毛澤覃反抗說，共產黨又不是「毛家祠堂」！（方毅在《對黨史的一次民主大評議》中所講，前文有註）諷刺的是，毛澤覃後來戰死了，而若干年後，共產黨真的成了「毛家祠堂」！若是毛澤覃能活到1949年以後，直至文革「十年浩劫」，不知道他對其兄毛澤東還有何評價？亞歷山大‧潘佐夫寫的《毛澤東傳》，2015年8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了中文版，該書引用了前蘇聯解密的檔案資料，其中寫道：1948年6月，毛澤東與長子發生了衝突，毛岸英指責其父製造「領袖崇拜」，甚至罵毛澤東是「假領袖」。知毛莫如其妻、弟、子，此史實值得後人深思。
還有一段蔣介石日記中對毛澤東的錯誤斷定值得注意。蔣自負地寫道：「斷定其人決無成事之可能，而亦不足妨礙我統一之事業，任其變動，終不能跳出此掌一握之中。」蔣介石顯然是太低估了毛澤東「權謀蓋世」「無法無天」的巨大能量與威力了。正如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揚天石先生所說：蔣介石一生中做過很多錯誤的判斷，這恐怕是其中最大的一個。
七、1946年2月12日，毛澤東一人否決了11天前中共中央關於和平民主、共軍接受整編的正式指示
重慶談判後不久，1946年1月10日，按照國共兩黨發布的公開命令，全國範圍的停戰開始了。
1946年1月10日至31日，政治協商會議在重慶召開，國共兩黨、青年黨、民主同盟、無黨派人社會賢達代表共38人與會，各方人士對這次會議都評價很高。中共代表周恩來稱：政協會議成功「為中國政治開了一條民主建設的康莊大道，替民主政治樹立了楷模。中國共產黨願意追隨各黨派和社會賢達之後，共同努力，長期合作，為獨立、自由、民主、統一的新中國奮鬥到底。」
在上述背景下，再加上莫斯科的推動，中共中央經過多次討論後，於1946年2月1日正式發出指示，宣布：「從此中國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設的新階段」，「我黨即將參加政府」，「我們的軍隊即將改編為國軍及地方保安隊、自衛隊等。在整編後的軍隊中，政治委員、黨的支部、黨務委員會等即將取消，黨將停止對軍隊的直接指揮（在幾個月之後開始實行），不再向軍隊發出直接的命令。」顯然，這是中國共產黨要向法國共產黨學習，因為法共在二戰結束後將軍隊交給了國家。如果中共中央的這個指示得到真正的執行，對中華民族將是多麼美好、多麼重要的歷史事件喲！
然而，信奉「槍桿子裡出政權」，信奉「造反有理」、「無法無天」的毛澤東怎麼會容忍中共中央1946年2月1日的正式指示，11天後，即1946年2月12日，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就公開否定了這個正式指示，毛澤東明確地說：「我們國內國際條件與法國不同」，「美蔣要以統一來消滅我們，我們要逃脫。」（見袁南生《斯大林、毛澤東與蔣介石》第632-633頁，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1版1刷）這等於是宣布國共內戰的開始！
或問：毛澤東一個人怎麼可以否決中共中央的正式指示呢？對此，本文第一小節中已經指出：毛澤東在1943年3月20日就取得了在中共黨內的「最後決定權」。
重慶談判已經過去70年了，後人應當對這個重大的歷史事件的史實深入了解並深刻反思，從而「以史為鑑」，避免重犯歷史性的錯誤，為促進兩岸「和平統一」而不懈努力！（完）
責任編輯：方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