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5年08月11日訊】近幾年來，由於留守兒童的死亡慘劇不斷上演，貴州畢節一地逐漸成為中國社會關注的焦點。當不少人對當地的孩子報以同情、伸出援手，並開始對這些「留守兒童」的問題追根溯源的時候，另有一些人卻在試圖擾亂人們的視線，將這些「具有中國特色」的問題歸因於「父母無節制的生育」。
在媒體報導的文章中，一位女大學生利用暑假去畢節調研之後，得出的結論是「（這些村民）沒有生育觀念、能生就生，對孩子的成長、教育則根本沒有規劃」。而某大學國際交流學院的院長也表示，「越窮越生是很要命的」，「一個正常家庭贍養一個孩子負擔都很大，何況是在貴州」。聽完這種奇葩論調，人們似乎很容易產生一種錯覺：這二位不是來分析、研究的，根本是由國家計生委派來、落實計劃生育政策的。
按照他們的邏輯，「生育」這種人所具有的自然屬性應該人為的加以控制，而窮人是連這種發乎於人性自然的權利都不能擁有的。也就是說，甚麼時候生孩子、生幾個孩子，是不能順其自然的，完全應由人自己說了算，尤其在生活窮困的情況下，則更要時刻提醒自己，一定不能多生孩子。我們且先不去辯駁這類說法有多麼荒誕、可笑，畢竟在肆意踐踏人權、扼殺天性自然的現代中國，「強制墮胎」被合法化已前所未有的對「人倫」提出了挑戰；而此時此刻，我們只要將目光集中在貴州畢節一地，就會發現，留守兒童自殺或被殺的慘劇，其實根本與「一個家庭有四、五個孩子」毫無關聯。
首先應該指出的是，在需要充足勞動力的農村，人丁興旺非但不是壞事，反而是靠農耕維生的家庭樂於接受的好事。更重要的是，在畢節這樣一個農村社會，無數死亡悲劇中出演主角的兒童，他們之所以不幸，不是因為數量大，而是在於「留守」。眾多的父母選擇離開孩子、外出打工，是導致孩子們無人看管、衍生悲劇的直接原因。如果說要對父母沒有盡到養育、教導的義務提出批評，尚且存在著合理之處；但若偏激的指責他們不該多生孩子，認為孩子多了才是出事兒的根本原因，就顯得有些「驢唇不對馬嘴」了。
於是，問題的關鍵就在於那麼多的父母為甚麼要如此冷漠的拋下孩子，只身前往異地謀生。有意思的是，那位大學院長在責難「越窮越生」之後，還提出「當地政府是否可以招商引資讓家長不再外出打工」。也就是說，他其實非常認同家長外出打工是釀造慘劇的直接動因。只是那句「招商引資」卻在無形之中揭示出，中國農村根本上是由於不平等制度以及政府的以權謀私才引發了今時今日農民的生存問題。
沒有人會否認，面朝黃土、背朝天是農民生活的常態 ，耕種、收穫是上天賦予農民自身的生存方式，也是整個國家、社會、全民賴以生存的基礎。農民不種田、卻進城修建房屋、當清潔工、服務員、或擺攤做買賣，除非他們自己擁有了土地、能僱傭勞力幹農活，否則這種生活狀態完全就是匪夷所思的。箇中原因其實並不錯綜複雜，正是因為如今的農民已在「城鎮化」的號角聲中，不由自主的、如夢遊一般的被剝奪了耕種的權利，開始了並不屬於他們的非農生活。
顯然，他們的意願是被強加的，他們的行動是被迫的。只因為中共治下，他們在賴以生存的土地上所扮演的也只是「打工者」的角色。既然土地用來做甚麼全由政府說了算，那麼出生在農村的中國人甚麼時候可以當農民、甚麼時候當不了農民，也根本由不得自己。別以為進了城的農民真的如他們所期待的那樣，可以擺脫「貧窮」的陰影、可以摘掉「低人一等」的標籤。事實上，打從那個農村、城市的二元戶籍制度出台之日起，在農村呱呱墜地的人就得自認倒霉，因為他們永遠都不可能跟出生在城裡的人一樣，享受到哪怕作為普通人，也應該享有的一切權利和機會。
因此，這也是為甚麼外出打工的父母最終都會不約而同的選擇將孩子放在農村的無奈原因。在甚麼都需要花錢的城市裡，連自己的一日三餐都難以保證的農村父母，他們或許會略微放心的認為，至少孩子在農村還能有一口吃的；在打工子弟學校普遍遭到取締的教育現狀下，無暇顧及孩子的父母們或許會慶幸，至少在農村步行幾十里山路之後，還能找到一片屋簷，是為孩子失去父母的教育時，卻仍可受到學校教育所搭建的。但是，如果父母期待著在那個不把農民當人的制度下，還存在著能將農民的孩子照顧的無微不至的學校教育，那麼，我們只能悲憫的說，這樣的想法太天真了。
那些因沒人管而失去生命的孩子，不僅是由於被父母拋棄了，更重要的是被這個早已劃分了三六九等的國家所拋棄、被這個理應具備完善的教育機制以及救助體系的社會所拋棄了。而國家、社會、父母，之所以如此冷漠、無情的選擇拋棄孩子，卻正是由於自私自利、集中於斂財的政府一手促成。只要一眾官員的目地全在於奪權、謀利，甚至不惜害人也要實現自己的最大利益，那麼在中國民眾中爆發的災難、衍生的悲劇便會無休無止。今有「留守兒童」，明日或許還有別人。政府一旦忘記了責任，只關注利益，就會成為所有不幸的禍端以及災難之源
責任編輯：尚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