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洞察日本
一九三一年至一九四五年，歷時一十四年的抗日衛國戰爭，是一場中華民族歷史上亙古未有的抗擊夷狄入侵的絕續存亡之戰，中華兒女以視死如歸的豪邁氣概，浴血奮戰八年，打敗入侵強敵，樹立起中華民國之國威，捍衛了中華民族的神聖尊嚴。
當年蔣介石先生領導全國軍民，在極端艱難困苦的條件下，豎起了抗日衛國的大旗，金戈鐵馬，烽火連天，與敵人展開大型會戰二十餘次，一般性戰役一千餘次，普通戰鬥三萬餘次，最終取得了抗日衛國戰爭的偉大勝利，同時也付出了慘痛的代價：三百餘萬滿腔熱血的愛國軍人，血灑疆場，二百多位高級將領，為國捐軀，兩千多萬同胞，或喪生於敵人炮火之中，或慘死於敵機轟炸之時，或直接慘遭倭寇的殺戮。這一切歷史的傷痛，始終無法磨滅地存留在中華兒女的記憶中。
近些年來，不少記述抗日衛國戰爭的著作問世，對歷次會戰可說是無一掛漏，但卻存在一個共同的趨向，那就是：只見浴血殺敵可歌可泣的將士，不見運籌帷幄堅苦卓絕的統帥。對於秉筆直書的民間歷史著作來說，不能不算是一大缺憾。有感於此，始有《抗日領袖蔣介石》一書的撰寫。
白雲悠悠，時光流逝，殺聲遠去，硝煙散盡，在奔流不息滾滾向前的歷史長河中，華夏大地優秀的炎黃子孫們將迎來二O一五年的「八月十五日」——偉大的中華民族抗日衛國戰爭勝利七十週年紀念日，面對先烈們用生命和鮮血贏得的這一紀念日，後輩子孫不勝唏噓，感慨萬千。
世人皆知，日寇侵華，是狂妄自傲，蓄謀日久。
小日本拓疆擴土、覬覦華夏的野心始於豐臣秀吉，完善於明治維新，發展於昭和新政，行動於田中奏摺。
其實，日本對外擴張的野心則更早，查閱史料，可以追述到豐臣秀吉出世前的九百餘年。
遠在唐朝初年，日本對外的擴張勢力，已深入到當時的朝鮮半島。
那時的朝鮮半島處於高句麗、百濟、新羅三國鼎立的局面。新羅為唐朝的藩屬國，高句麗、百濟則依附於日本。日本為了自身利益，曾不惜與大唐兵戎相見。
西元660年，即唐高宗顯慶五年，百濟向新羅發動進攻，曾由此引發一場中日之間的白江口之戰，這是在一千三百多年之前，中日兩國之間發生的第一場戰爭。關於這場戰爭的戰況與戰果，《舊唐書•列傳第三十四•劉仁軌傳》中，曾有扼要的記載：「仁軌遇倭兵於白江之口，四戰捷，焚其舟四百艘，煙焰漲天，海水皆赤，賊眾大潰。」很顯然，這第一仗是唐軍大勝，日軍慘敗。
日本的歷史發展，也曾經經歷了一百四十餘年各路諸侯拚殺爭雄的戰國時代，在其戰國時代的後期，豐臣秀吉家族曾一度掌控整個局面，西元1592年，豐臣秀吉為了平息國內土地不足分封的問題，決定出兵攻打明朝。豐臣秀吉向朝鮮國提出「假道入明」的請求。朝鮮與中國交往日久，大明是朝鮮的宗主國，朝鮮是中國的藩屬地，所以朝鮮對中國的文化、歷史非常瞭解，假途滅虢、唇亡齒寒的歷史故事，朝鮮君臣非常熟悉，因此，對於日本的請求，當時朝鮮的國王李□一口拒絕。同時立即向大明告急。
明萬曆二十年（1592年）豐臣秀吉出兵首先攻打朝鮮，萬曆皇帝任命英勇善戰的名將李如松率軍赴朝，援朝抗日。明史李如松傳記載「會朝鮮倭患棘，詔如松提督薊、遼、保定、山東諸軍，剋期東征。弟如柏、如梅並率師援助。」李如松率軍入朝鮮，出奇兵收復平壤，隨後又火焚倭寇龍山倉積粟數十萬，致使日軍糧絕求和退兵。
四百年前的這場抗日援朝之戰，是中日兩國之間歷史上的第二場戰爭，在此期間豐臣秀吉兩次入侵朝鮮，明朝兩次派軍援朝抗日，直到公元1598年，豐臣秀吉病死，始告結束，戰爭長達七年。在李如松英勇果敢的指揮下，雖說打擊了日寇的囂張氣焰，遏制了日寇的侵略邪念，但也付出了李如松戰死沙場的代價！並給大明王朝造成了嚴重的後果。
前兩次的中日之戰，戰在境外，中國戰勝，日本戰敗。
中日兩國之間的第三次戰爭，就是清朝末年的甲午之戰。
大和民族是個野心勃勃，自私、自負，從不講道義天理的民族，明治維新，由弱轉強之後，不思睦鄰友好，廣結善緣， 卻立即發動對中國的侵略戰爭，行凶作惡。
公元1894－1895年的甲午戰爭，是中日之間的第三場戰爭，這場戰爭中國打輸了，日本人打贏了，是日本人向西方學習後，進逼到中國的國門（曾是「恩師」的家門口）之前打贏的。
這次戰敗，令國人最為心痛的是，臺灣割讓給日本五十年，臺灣同胞當了五十年的亡國奴。
世界上甚麼滋味最難嚐？亡國奴的滋味最難嚐！當年的臺灣同胞天天嚐，月月嚐，年年嚐，一直嚐了五十年！親愛的臺灣同胞，受苦了！受難了！受罪了！
由此小日本氣焰囂張，咄咄逼人，三十年後的1931年，日本軍國主義集團，製造「九•一八事變」，將侵略魔爪深入中國國土，引發了中日之間的第四場戰爭。
一九O八年，二十二歲的蔣介石東渡扶桑，留學日本。到日本不久，曾以《述志》詩一首，寄贈表兄單維則，表達自己的人生情懷，詩曰：
騰騰殺氣滿全球，力不如人萬事休；
光我神州盡我責，東來志豈在封侯！
這時的蔣介石，人生目標非常直然，「光我神州盡我責，東來志豈在封侯！」由此可見這位熱血青年，志向的純真與豪邁。通過在日本三年多的軍旅生涯，蔣介石對大和民族的民族本性，日本政界的思想動態，日本軍界的躁動情緒，有所洞察，有所瞭解，有所感悟。日本全國自上而下，一股軍國主義情緒朝向蔣介石的心頭滾滾襲來，因此他預言，不久的將來，中日之間必有一戰。
歷史的發展，不幸被蔣介石所言中，甲午戰後不過三十六個年頭，日本以裕仁為首的軍國主義集團，即把中日兩國的人民推向了戰火的深淵。
二、良苦用心
一九二六年四月，蔣介石被推舉為中華民國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主席。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日本第一百二十四代天皇裕仁登基，年號昭和。
一九二七年四月，田中義一出任日本第二十六任首相，兼外務大臣。
在人類社會的發展史上，由於歷史人物風雲際會的機緣巧合，在先後兩年的四月裡，蔣介石與田中義一於無形之中結成了政治、軍事的對手。
戰雲在中日兩國人民的頭頂上空盤旋繚繞，民眾的生命安危，繫於日本政客之手。
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年）八月，蔣介石親赴東京訪問，十月二十三日在東京發表「告日本國民書」，並於十一月五日往訪日本首相田中義一，為於戰禍未萌之際消弭兩國國民同罹戰火之苦，以福禍相依、共存共榮之通義常理掬誠相告日本當局。然而日本政客集團長期以來所形成的發動侵華戰爭的邪念並未因蔣公的善意而稍有收斂。
蔣介石認為，國際間許多悲劇，都是起因於一時毫釐之差，致釀成萬劫不復之禍。人類社會已進步到了二十世紀，中日兩國間的僵局，應該以坦蕩的胸懷，相互溝通，儘快打破為好，否則對雙方都是有百害而無一利。為此，於民國二十三年（一九三四年）秋，蔣公在「外交評論」雜誌發表「敵乎？友乎？」一文，從中日兩國立場的角度立論，分析說明僵局延長對雙方國家、國民之利害禍福， 從化解誤區，消除謎團著手，對日本朝野再度提出忠告，以望其有所醒悟，挽蒼生免於戰火之災。
當年的蔣介石，三番兩次規勸日本當局不要進行戰爭，可謂是用心良苦，那麼，這到底是為了甚麼？難道在他的內心真的是懼怕日本嗎？後來的歷史實踐證明並非如此。歷史告訴我們：只有一個解釋，那就是要反覆地告誡日本政府，不要因制定國策的一時之誤，將天下蒼生拖向戰火瀰漫的苦海，生靈塗炭的深淵！愛人以德，這是孫中山先生身體力行，為國人樹立的典範，這是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蔣介石謹遵不渝。
然而，日後的八年戰火烽煙證明，蔣介石為化解、消弭戰禍的良苦用心，猶如在牛群裡彈奏了一曲「陽春白雪」，沒有得到日本軍國主義集團的任何反應。所有的規勸、良言都無濟於事，小日本一心武力侵華，於是便一步一步走向自我設計、自我滅亡的戰禍深淵。
三、及早備戰
勸導日本無果，侵略戰爭必然爆發，為保國保種，備戰要務，十萬火急。
蔣介石的備戰謀略，是文化武備，同時啟動。在文化精神方面，蔣介石認為民氣是一個民族的精神支柱，要激勵民氣，首先是要喚起國民的民族意識、振奮全體國民保家衛國的堅韌精神，煥發中華民族自尊、自強、自信的傳統道德與氣節。基於此，蔣公於民國二十三年（1934年）以「禮義廉恥」，「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為核心內容，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國民教育運動，史稱《新生活運動》。
作為孫中山三民主義虔誠信徒的蔣介石，在軍閥割據混戰時代，其奮鬥方向是統一中華，建設民國；在遭受日寇侵略的歲月，其奮鬥目標是抗擊倭寇，救國建國。承繼國父四十載未竟之志，建設中華民國，致力民富國強，完成孫中山先生的偉大遺願，為蔣介石終生追求奮鬥的最高理想。
蔣介石對於同日本軍國主義集團的殊死較量，有著通盤的全局思考，首先強烈秉持教育救國、教育興國、教育強國的思想，蔣公的這一思想並非民國二十三年才有，而在民國十七年（1928）五月二十三日就曾向大學院院長蔡元培先生發出「告以救國之道電」，電云：
「國家危亡，至此已極，挽救之道，非從興學養廉，激濁揚清入手，另無他法。小學與中學教科書，擬請從速訂定，強迫各書坊發行，凡其從前編輯之教科書，均應嚴禁；尤須注重小學教師，必使其有愛國雪恥之血性，而後方能任其為教師。教科書之精神，其一即為國恥，而尤須注重膠東與遼東之恥辱；其次，乃為三民主義與五權憲法；再次則為本黨之歷史，與國民革命之意義。至於戒私鬥，尚親愛，必使人人有團結一致，同仇敵愾之心，而後方能救國保種也。……十年之內，不難復國雪恥也。雪恥之道，以臥薪嚐膽，破釜沉舟之歷史，喚醒國民，使其有所興起傚法，是亦教育之一道也。總使人民知法、守法、雪恥，而紀律與秩序，更當使國人知所嚴守也。……」
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百年大計，教育為本。這封電報是蔣介石在北伐途中、「五•三慘案」發生二十二天後發給蔡元培院長的。旨在以復國雪恥教化國人，激勵民氣。蔣介石在戎馬倥傯中不忘國本，充分顯示出作為中華民族主心骨人物的遠見卓識。
蔣公深知，中日之戰一旦打響，絕非一年半載或三年五年可分出勝負，必是一場曠時日久、堅苦卓絕的持久之戰。軍事訓練，武事準備，必須及早。
抗日備戰，不外三項大事：一是激勵民氣；二是培訓幹部；三是整頓軍備。
其實，為了應對預判必然降臨的這場戰火，蔣介石於民國十六年（1927）已聘請德國麥克斯•赫爾曼•鮑爾，擔任軍事總顧問，幫助中國，進行整軍練兵。民國十七年（1928）十一月中旬，鮑爾率領一個包括10位軍事訓練專家、6位軍械後勤專家、4位警政專家和5位經濟、鐵路管理、醫療、化工專家共25人的顧問團來到了南京，首創顧問團的模式，幫助中國進行備戰。
蔣介石聘請德國顧問團，先後十年間曾有五任團長。五位團長，無不受人之聘，忠人之事。他們在中國工作無不勤勤懇懇，盡心盡力，對中華民國的國防建設事業，十年間分別作出了令人敬佩的貢獻。
顧問團認為：中國遭受日本侵略在所難免，國際上對於日本侵略行徑「一時無聯合或單獨干涉之可能。華盛頓九國公約實際早已成為廢紙。中國苟不自衛，無人能出面拔刀相助」；「日方苟遇真實抵抗，則局勢迥異」，「萬不可不戰而棄寸土」。中國唯一能做的，就是丟掉幻想，「竭盡全力，為保全國土而奮鬥」。
對於中日兩國之戰，德國顧問團的建議與蔣介石數年來籌之於胸的抗戰策略不謀而合。蔣公原本是準備訓練80個德式精裝師，以此進軍東北，收復失地。後因盧溝橋事變爆發，沒有時間再去訓練，所以從1927—1937這十年之間只完成30個師的訓練，基本實現了裝備德式化，並接受德國顧問的系統訓練，堪稱中國近現代史上最現代化的陸軍。
——轉載自《黃花崗雜誌》第五十期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