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5年09月25日訊】 我叫余駿馳，1930年生於中國著名僑鄉廣東開平，1978年攜家眷來到美國，現在已是耄耋之年。從口袋裡只有90美元開始，一家人勤勞打拼，到後來住上漂亮的洋房，兩個孩子還在知名學府學有所成。在別人眼裡，我們早早就實現了「美國夢」。
其實，我自己一直有兩個願望。今年夏天我的小兒子結婚，完成了我的第一個願望。「這是個好兆頭」，很多朋友都說，我的第二個願望也很快就要變成現實了。
「鎮反」驚魂
我八歲就失去了父親，童年很苦。由於父親留下來的財產被親鄰搶奪一空，幼小的我只能扛著耙犁農具，趕著老水牛，隨母親去田裡耕作，有時還要背著小妹挑肥料下地種苗，我這個全鄉最勤奮聰明的學童，就這樣成為全鄉最幼小的農夫。
那時，我總嫌日子過得太苦，但是未曾想到，和以後的經歷比起來，實在算不上什麼。
1949年深秋，一夜之間像變了天，鞭炮聲連綿不斷，扭秧歌聲音震耳欲聾——「解放」了？！那時我還是個在家鄉務農的小伙子，對此還真有點莫名其妙呢。
到第二年秋天，我從南方日報上看到廣州在招收鐵路工人，我當即報名。也許因為我的「貧農」身份，不幾天就被錄取，我一個農民頭次來到大城市，感到前所未有的高興，一心只想多幹活。
三年後，我被調到廣州南站去，放下司爐工的火鉤火鏟拿起了鋼筆和算盤，不到三年又要調我去技術室當技術員。
那時候全國正在「鎮壓反革命」。記得廣州街頭兩邊的電線桿上，經常掛滿了男女老少「反革命」的屍體。我們每天在姿態各異的屍體旁邊走過，真是心驚膽顫。後來，我有好幾次被拉去看槍斃「反革命」，不看還不行，人站在那裡，腿都是軟的。
我身邊一個個老司機、站長、工程師和主任等等，他們白天戰戰兢兢工作，經常一夜之間就再也看不見來上班了。聽說他們都是晚上被突然從家裡拉走的，有的被槍斃，有的做了牢。這讓我這個沒有見過世面的年輕人不寒而慄。我不敢說，也不敢問，默默看著，那恐怖真是無法形容。
敬酒與罰酒
又過了五年，鐵路局機關來人，指名要我上調到局機關計畫統計處去當統計員。後來又當指導員和監察員等職，「組織」上還好幾次要我寫入黨申請，大概是「重點培養」的意思吧。
我誠惶誠恐，覺得「入黨是件了不起的大事」，可自己原是一個鄉下的孤兒，又沒有別人那麼高的文化，能夠在不到十年的時間爬上一名鐵路局機關的好幹部已經心滿意足了，要我入黨真不敢當。
不想，我的婉言相拒在上司眼裏簡直就是「給臉不要臉」，認定我是「敬酒不吃吃罰酒」——我因此給自己招來了大禍，眼看著春風得意、蒸蒸日上的「前程」就這麼毀了。
我馬上從一個好幹部變成了問題員工，從監察員被拉下來當了統計員，工資從108元被降為每月76元。「你哥在美國拿槍，你知道嗎？」面對「組織」氣勢洶洶的責問，我哭笑不得，其實我哥當時在美國做清潔，拿著掃把掃地。
我成了「美帝特務」
為了把我打成美帝特務，「組織」上真是不擇手段。
先是機關的黨總支書記，局長太太，從延安出來的，非常會整人。她事先寫好了一份坦白書，拉我進小房子，告訴我在上面簽個字就行了。我看了坦白書的內容說，「真是豈有此理！不是我的東西，居然讓我簽字」。她見我也不是一個好惹的，反倒害怕了，趕快把坦白書收回。
一計不成，又生二計。在黨支部書記隨後召開的幹部大會上，處長先不說話，陰森森地，故意把目光對準了我，讓所有人的目光也集中到我身上來。接著，他一個字一個字地說，「有人在深更半夜裡還在按他的電鈕，滴滴答答的，你們看，也可想而知他是在幹什麼的了」。
我心裡很緊張，知道在說我，我是個無線電業餘愛好者，這是人人都知道的。但我還是強作鎮定，端坐在那裡，於是他當天晚上沒有得逞。我心裡明白，被當成特務是一件遲早的事了。
果然，我沒多久就被下放到粵北的幹部學校勞動，別的幹部一般一年後恢復原位原職，而我和一些少數幹部被留在那裡兩年。
美國母雞一天能生幾個蛋？
我是三十歲結婚的，婚後生了兩個兒子。在幹校，連上母親一家五口只有我的26斤糧票來供養，四口都是市裡的黑人黑戶。孩子每走出門外就被鄰居的孩子們譏笑，只能躲到祖母的褲下痛哭。
不久我又被處理到鐵路中學當臭老九，教初中英語。但這個教師職位只是擺設而已，還是以種田為主，學生經常在我家窗外喊：「不學abc，照樣鬧革命」。
1972年，趁著尼克松訪華，在美國的哥哥想辦法和我聯繫上，勸我冒險申請赴美。豈料帶來的是更大的歧視，我本來就是「階級敵人」，美蘇特務的名字就叫得更響了。鄰居黨員竟在半夜敲門入我家巡查，連床底也要用手電筒照過才離開。
直到1978年，在一個晚上的教職員大會上，校領導突然笑著讓我給大家介紹一下，美國的母雞一天怎麼能生兩個雞蛋的？我呆坐在那裡，心想，是不是又要整我來了？但是看到大家都表現很誠意的鼓掌，我就開口說，「沒有這樣的事吧？我是第一次聽說」，真是來了一個大突變。
那年冬天的一個早上，校領導上門來說，接到上級通知，你們全家都被批准出國了。臨行前，學校為我開了一個告別會，還專門找我談話，要我到美國多說祖國的好處。第二天早上，上千師生在火車站已經被集中好，拉著橫幅，歡送我這個老反動派到美國去。
我的第二個願望
九十年代，孩子們都大學畢業了，他們從中文報紙上得知，北京已經有了電子城，「中國的好萊塢」也已經建成了，向我提出要回祖國幫助設計衛星上天。
我勸他們別輕信那些宣傳。他們批評我說，難道報紙也能造假嗎？爭執不下，我說，百聞不如一見，就讓我們回去一起專訪吧。
我拿出當時僅存的萬餘元，並讓全家都請了長假回國看看。我們直奔北京，按圖索驥，驅車趕往「電子城」。那裏原來是個破舊的小店，門上掛著一塊破舊的帆布，上面寫著「電子城」三個大字，屋裡面的桌子上擺著三台破舊的電視機，兒子們見了搖搖頭就走了。
後來我們又到無錫去，問了半天路找到一個山溝，那裡有幾間木房子和河裡的兩隻木船。孩子們趕緊告別「中國好萊塢」，說：「快走吧，我們再也不要到別的地方去了。」
我老伴常常念叨她老家的200多位親戚，還有小時候家門口有船有魚的那條小河。她抱怨說，這麼好的地方，後來建了一條大堤，水也乾枯了，魚兒也不見了，已經不是原來的樣子了。
我知道她的心思，誰不想看見一個山青水美、人畜興旺的家鄉？但是我們的家鄉實在是被共產黨搞得太不像樣子啦。
有生之年，能親眼看見一個沒有中共的祖國，是我的第二個願望。
責任編輯：盛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