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豐:影帝為什麼要搶記者的飯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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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6年01月16日訊】好萊塢有名的「壞小子」肖恩‧潘(Sean Penn)最近又深陷是非。這位實力派影星曾兩次獲得奧斯卡最佳男主角獎,多年來也因種種出格行為和激進的政治立場而屢惹爭議。今年已經55歲,更像是位「壞大叔」的肖恩‧潘上週末又剛剛做了一件引爆西方輿論的事。

美國時間1月9日夜間,著名的流行文化與時事雜誌《滾石》(Rolling Stone)網站發表了一篇萬字長文,核心內容是對墨西哥臭名昭著的販毒集團頭目華金‧古斯曼‧洛埃拉(Joaquín Guzmán Loera)的獨家專訪。綽號「矮子」(El Chapo)的古斯曼統治著世界上最大的販毒組織「錫那羅亞集團」,他被指控在積累10億美元個人資產的過程中犯下無數血腥罪行。他此前曾奇蹟般地兩次從重兵防守的監獄逃脫,成為全世界頭號通緝犯。就在《滾石》雜誌報導發表前一天,墨西哥海軍和聯邦警察在西部城市洛斯莫奇斯市(Los Mochis)經過激烈槍戰,再次抓獲了古斯曼。

這篇糅合了毒品、暴力、金錢、死亡和政治的獨家專訪,引起了西方社會高度關注,成為全球無數記者豔羨的對象。負責這次採訪和撰文的記者就是肖恩·潘。

他不老老實實做自己的影帝和左派社會活動家,反而來「玩票」搶記者的飯碗,還在這麼關鍵的時間點做了這麼個「不可能」的採訪。隨後一週來,美國幾乎所有的主流媒體和眾多新聞網站、業界專家對此發表了大量的評論和分析。目前看來,質疑和批評的聲音居多。

這篇以第一人稱撰寫的報導稱,在2015年7月,古斯曼第二次越獄逃跑之後,潘用了幾個月的時間,通過幾位中間人,以極其複雜隱秘的方式與毒梟建立了聯繫。 2015年10月初,他輾轉來到墨西哥某處販毒武裝控制的山林,見到了古斯曼本人,與他共進晚餐,長談7個小時。此後幾個月,他們又通過中間人以電話和視頻的形式進行了問答採訪。這是大毒梟古斯曼迄今首次主動接受媒體採訪,並坦承自己是全世界最大的毒品來源——此前,他曾經在獄中被動接受過記者「群訪」,但他當時矢口否認自己從事毒品買賣,堅稱自己只是個農民。

古斯曼在整篇報導中給人印象最深刻的引語是:「我供應的海洛因、甲基苯丙胺(冰毒的主要成分)、可卡因和大麻比全世界任何其他人都多。我擁有大批的潛水艇、飛機、卡車和輪船。」除此以外,文章涉及的關於毒品貿易和禁毒戰爭的實質性內容並不多,甚至有些令人失望——大部分內容是潘對聯絡採訪的複雜過程不厭其煩的描述,夾雜著他本人對美國禁毒戰爭的大段內心獨白式反思。在那段以視頻形式進行的問答對話中,古斯曼主要表達了以下幾點:「我除了販毒別無出路;全球毒品貿易有沒有我都會一樣進行;我不是一個以暴力為樂的人,從不主動惹麻煩;我熱愛母親和孩子,希望能與他們安靜度過餘生……」

作為錫那羅亞販毒集團的最主要的受害國和禁毒戰爭主力,美國和墨西哥兩國政府從法律和公共道德的角度對肖恩·潘和《滾石》提出了猛烈抨擊,包括「美化全球頭 號販毒嫌犯;知情不舉,未與官方合作協助抓捕嫌犯;干擾調查和抓捕,可能置執法人員和無辜民眾於危險之中……」等等。墨西哥政府甚至提出要傳訊潘和他的中間人,一位墨西哥女演員。當然,也有一些法律專家指出,根據美國法律,聯絡並採訪受通緝的嫌犯並不違法;記者也沒有法律上的義務向官方透露消息。

相比之下,媒體行業人士和新聞學者從職業道德的角度提出了更尖銳、更有力的質疑和批評。

首先,採訪世界頭號大毒梟這樣重大的話題,是否應該交給潘這樣「客串」記者的演藝名人來做?

值得一提的是,潘的寫作風格在社交媒體上引來如潮的惡評和嘲諷。文中大量如同囈語一般的第一人稱夾敘夾議,尤其難以卒讀;儘管他也通過這種形式表達了對美國的頭號毒品消費國地位的反思,並對效率低下的禁毒戰爭提出尖銳批評。

更重要的是,不少專業人士認為潘的採訪有失中立客觀,的確有美化毒梟的嫌疑。潘的敘述和採訪非常關注古斯曼的家庭和成長史,對於他被指控犯下的罪行並未深挖。據政府和人權組織估算,墨西哥的禁毒戰爭在2006-2013年間導致超過12萬人死亡,2.7萬人失蹤。

美國國家公共廣播電台(NPR)的媒體評論員大衛·佛肯弗立克(David Folkenflik)在一個節目中評論說,《滾石》和肖恩·潘「的確證實了他們沒有能力呈現這個問題的複雜性——古斯曼的所作導致了何種殺戮和毀滅,在(美國和墨西哥)造成了多少傷亡。」他說,潘的報導未能充分體現古斯曼個人聲音之外的觀點,整篇採訪」相當狹隘、沒有信息量、瑣碎。」尤其對於潘來說,這簡直就是「自我放縱」。

但是,從《滾石》雜誌的出版人簡·維納(Jann Wenner)在接受《紐約時報》採訪時透露的信息看,是否請潘來採寫這篇報導,他的確沒什麼選擇餘地——潘是在已經聯絡上毒梟,對方同意接受採訪之後才 接觸維納,問《滾石》是否對這篇文章感興趣。換言之,在這個案例中,「記者」掌握了新聞人物的獨家採訪權,沒有潘就沒有這篇報導;沒有《滾石》,他也完全可以找其他媒體合作。這是個賣方市場。而且,肖恩·潘的個人影響力和關係網也是這次採訪能夠發生的決定性因素:作為社會活動積極人士,他多年來深度介入拉美政治、文化、人道救援等領域,而且往往以美國政策的批評者身份出現。他的「大佬朋友圈」也不乏卡斯特羅兄弟、查韋斯和克里斯蒂娜·費爾南德斯‧基什內爾這樣的拉美政治梟雄。

更有不少媒體指出,作為新聞記者的肖恩·潘,其實也有相當顯赫的履歷。2005年8月,他以《舊金山紀事報》特派記者的身份,赴伊朗首都德黑蘭報導,連續5 天發回了第一人稱報導。2008年10月,他採訪了委內瑞拉總統烏戈·查韋斯和古巴總統勞爾·卡斯特羅,文章發表在美國《國家》週刊和《赫芬頓郵報》網站上。他也成為首次採訪勞爾‧卡斯特羅的外國記者。此外,他還在多家媒體發表過關於伊拉克戰爭、卡特裡娜風災、海地大地震、福克蘭/馬爾維納斯群島爭議等話題的評論。

由此看來,潘此次採訪古斯曼並非一時興起的「玩票」行為。上述報導活動像是他個人政治觀點和社會活動的延伸,儘管常被批評不夠客觀平衡,但在一些重大話題上為傳統媒體讀者們提供了很多獨家信息和獨特的視角。在這一點上,倒是有不少新聞人站在他一邊:雖然他不是靠新聞機構發工資的全職記者(他為《滾石》採訪古斯曼的報導分文未取),他的主要身份——影星和社會活動家——未必會妨礙他做好記者的工作;他畢竟貢獻了不少優秀記者們都沒法實現的報導。《紐約時報》引用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院長斯蒂夫·科爾(Steve Coll)的話說:「拿到與一位被通緝的罪犯獨家專訪,是合理的新聞工作,無論記者是誰。」

一句話,就算看不上他的文風,但記者們對他的約訪能力不得不服氣。

記者們不拿他當外人看,自然也要用記者職業準則和倫理標準來衡量他的工作。潘在文章開頭披露說:「……我們與採訪對象談判達成諒解:這篇文章將在發表前提交採訪對象批准。但他並未要求做任何改動。」這句話也成了批評這篇報導火力最集中所在。幾乎所有的評論都認為,《滾石》和潘在這一點上觸犯了新聞界的大忌。

《滾石》出版人維納在接受《紐約時報》採訪時說:「首先,我並沒覺得這是多大的事。我們過去也同意受訪者審批過他們的引語……(給古斯曼審閱文章)是我們為了達到目的做出的一個小小交換。」

這種態度引發了更加激烈的批評。儘管各家媒體具體規定有所不同,但多數主流嚴肅新聞機構拒絕在報導發表之前把全文提交當事人審閱或修改,也禁止記者以此為條 件換取採訪機會,因為他們認為這給了當事人干預內容的機會,有損「準確、客觀」的核心價值。如維納所說,很多新聞機構為了引語準確,允許受訪者審閱他們將在報導中出現的引語,但這與允許當事人審閱並批准全文還是有很大區別的。

在抨擊這篇報導的同時,墨西哥政府還表示,正是因為古斯曼接受了潘的採訪,他們才得以發現毒梟的行蹤,並最終將他逮捕。墨西哥《環球報》(El Universal)還登出了據稱是警方監控肖恩·潘拍到的照片。無論這種說法確實與否,這也從另外一個角度提出了新聞倫理方面的難題:如果記者的報導行為影響了新聞事件本身,甚至改變了當事人的命運,那新聞的「客觀、中立」又從何談起?甚至有人提出,如果心黑手狠的錫那羅亞販毒集團今後對潘本人或是中間人發起報復,影帝和《滾石》又何以自處?

綜上所述,一位特立獨行的奧斯卡影帝在現實生活中再次客串記者,寫出了一篇重量級報導,引來無數口水和一大堆難以回答的問題。而美國主流新聞界對此既表現了足夠開放的心態,又維護了共識,對有違基本職業規範的行為予以毫不留情的批評。這故事足以成為電影素材,拍出媲美「Spotlight」(《驚爆焦點》)這樣的大片了。

從中國媒體業的角度看來,上述新聞職業道德和社會倫理方面的爭議似乎離我們山高水遠;但這次」影帝採訪毒梟「大辯論及其背後的「名人跨界」現象,仍舊可以引發些許聯想。

在中國的演藝、文教和商界名人中,不乏像肖恩·潘這樣在自己的專業領域之外也擁有強大媒體影響力的人物。誠然,獨特的政法環境和凶險的政商關係,讓中國名人們很難真正像潘影帝那樣持之以恆地特立獨行,並通過與媒體合作來影響輿論和政策。但可以想像,少數已經功成名就、且對某些社會話題抱有強烈興趣的知名人士,會希望嘗試其他的公共角色,實現在「名」和「利」之外的公共價值。

名人與媒體從來就有千絲萬縷的關係,要成為某些社會話題的意見領袖,大可不必像潘影帝這樣辛苦,冒著生命危險做一線調查報導,還要忍受老記們的評頭論足。在中國,以微博和微信公眾號為代表的自媒體崛起,曾經給了很多名人成為跨界意見領袖的良機(那些通過自媒體開拓新的營銷渠道,為自己的主業服務的「偽跨界」 名人不在此列)。此外,還有報刊網站專欄以及無數線上線下論壇、訪談秀脫口秀真人秀節目,可供名人們表達觀點,推動社會議程。

但是近幾年中國公共輿論空間收窄,對社會話題的討論限制日多。「名人跨界意見領袖」面臨越來越大的壓力。「微博大V」們紛紛失聲,即便有心也難以通過微信公號複製當年的影響力。在這種情況下,「影帝客串記者」這種結合名人資源與傳統媒體公信力,共同挖掘新聞事實的模式,不失成為一種小眾的新玩法。雖然監管環境沒有任何變化,但對於志同道合的名人和媒體來說,這種新穎方式能夠迅速吸引眼球,引發公眾討論。假想一下:如果姚明與FT中文網合作,以製片人、出鏡記者的身份拍出一部類似《穹頂之下》的數據-多媒體紀錄片,會有何種效果?

當然,現實中也完全可能出現這樣的結果:嗅覺敏銳的中國影視編導們從潘影帝那裡獲得靈感,把「客串記者」作為又一個」明星真人秀」的模式引進中國——也許不久之後,我們就會看到影視明星們與視頻網站或地方電視台合作,以「XX直播」、「XX特快」記者身份進入百姓家庭採訪鄰里糾紛、婆媳矛盾,或是在街頭車流中直播路怒、酒駕。

其他的玩法就更多了,比如有財力的名人幹脆自己買媒體——呃,那就跑題了。

責任編輯:任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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