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6年08月06日訊】（大紀元記者施萍紐約報導）在紐約法拉盛羅斯福後街臨近第39大道的拐角處，有一個行人可以停留的地方，既僻靜又有人流通過。街頭藝人辛修祿選了一棵樹，坐了下來，拿出二胡。
他身穿一件褐色的長袍，腰間繫了一條米色的繩子。頭髮和眉毛幾乎全白了，眼睛上戴著一副墨鏡，微微佝僂著身子，很像上個世紀前葉在無錫沿街賣藝的瞎子阿炳。
他坐下後，挺了挺身子，調了調琴，一陣悲涼嗚咽的曲子就從他的琴弦間流淌出來。中國人一聽都知道，那正是阿炳的《二泉映月》。
「用中胡來拉《二泉映月》，難度很大，但是琴聲聽起來更滄桑，我是中國唯一用中胡拉『二泉』的人。」辛修祿摸著自己枯槁的雙手說，「我現在的技術不如從前嘍，一個是年齡大了，再有就是，唉，我的手在監獄中被他們打壞了，拉一會兒就疼。」
辛修祿今年72歲，中央音樂學院畢業，退休前是中國廣播藝術團的演奏家、編曲家和作家，今年5月從北京來到紐約。本來他可以和他的那些藝術界同伴一樣，給明星們編編曲子，搞搞晚會，在家鄉安享晚年。
但是卻由於他多年前一場冤案遲遲得不到昭雪，逼得他不得不在古稀之年，遠走他鄉，像瞎子阿炳一樣賣藝街頭。
救人一夜 慘招迫害「死」三回
那是27年前，辛修祿的家住在北京四環內的北醫三院家屬宿舍。1989年6月3日晚，他已經睡下了，卻被窗外喇叭聲音驚醒。「我就聽到喇叭裡說，市民們看看吧，一個6歲孩子身中12槍被解放軍打死了！學生被坦克壓成肉醬了！」他趕緊起身，胡亂套了件褲子就衝了出去。
那時候，全國各地的大學生們在天安門靜坐，向中共政府要民主、要自由，運動已經持續了兩個多月，中共終於動手了。辛修祿說：「那個慘烈的情景，當年日本人進城都沒有這麼狠！」
辛修祿家的南窗戶下就是一條大馬路，他看見人們用各種交通工具往北醫三院運送傷員和屍體。人們哭著、叫著、喊著「打倒共產黨！打倒法西斯！」的口號。他馬上加入救人的人群。他看到一輛三輪車上送過來一學生屍體，「左邊的腿和胳膊都壓扁了，三分之一的左腦袋也壓扁了，右邊腦袋鼓成一個大球，一看就是坦克履帶壓的。」他就問了一個圍著屍體哭的人，問這個學生是哪個學校的：「他們說這個學生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的一個博士後，精通7國語言！」運來的屍體太平間放不下，就堆到院子裡去了。
後來，他發現很多給傷員輸液的瓶子放的位置太低，會導致血液倒流，很危險，他就大叫著「吊瓶抬高！把吊瓶抬高！」人們就開始聽他的調度。
第二天，他正想把昨夜救人時沾上了血的衣服洗了，聽到電視裡把學生的愛國民主運動定性成了「反革命暴亂」，心說不好，還是扔了吧，別讓共產黨當成罪證，他就把那天晚上穿的衣服都找地方扔了。
10天之後，辛修祿被警察抓走。一個叫楊學東的警察見面就左右搧他大耳刮子，口口聲聲叫罵：「你怎麼不認識我了？你當時怎麼打我的？！」辛修祿徹底弄懵了，他那夜救了一宿的人，從來沒有打過誰啊？「你那天穿的什麼衣服？」楊學東問他。辛修祿根本忘了當時穿的什麼，只記得後來把衣服扔了。「我不記得了。」
隨著他的這一聲回答，一陣的電棍、槍托子、膠棒就朝著他的身上、頭上砸了過來，他本能的用手捂著頭頂，槍托子就一下下砸在了他的手上，他的手就是那時候被打壞了。
不久他就暈死過去了，醒來的時候，他奇怪自己身上為什麼都是血水，這時他看到警察正在用一盆涼水澆另外的一個人，他才明白，自己剛才是被打昏過去了，被他們用涼水澆醒了。接著警察又逼問他6月3日晚上穿的什麼衣服，因為他真的不記得了，於是他又被「打死」過去兩次，直到他胡亂指著自己當晚穿的衣服說：「那天我就是穿的這件」時，他們才放過了他。看都不讓看就逼著他簽了一份筆錄，然後他就被帶到了海淀區看守所。
心灰意冷赴東歐 為討公道再回國
到了看守所，警察當著兩個女警察的面把他扒了個精光，一邊說著下流話一邊用電棍電他的生殖器和肛門。直到今天辛修祿回憶起當年受到的羞辱和殘害悲憤得身子直顫抖，他說：「共產黨是天底下最邪惡的惡魔，那些警察都是共產黨教育出來的流氓。」
「可是最讓我痛苦的是他們把我的手打壞了，我的手不能屈伸了，這可是我的飯碗，我出去還要工作啊！」辛修祿自從進了海淀看守所的筒倉裡就開始活動手指，一隻手托著另一隻手一點點活動。旁邊的人覺得奇怪，一問原因，就笑話他：「還想拉二胡？你先想怎麼出去吧！」
他用了半年時間，終於把手拉開了。這時，在藝術團同事的幫助下，他被釋放了。「但是他們給我在『六四反革命暴徒』中的『打、砸、搶、燒、殺』罪名中定了個『打』罪」。最讓辛修祿痛心的是他的兩個女兒，她們當時的學業都因為他的事情受到了影響。
說到這裏，辛修祿又涕淚橫流、泣不成聲：「我大女兒當時正在高考前夕，本來是考清華北大的成績，卻一反常態，摸底考試一塌糊塗，老師問她怎麼回事，她說『我爸爸蹲監獄呢』……最後勉強上了個三流大學；我那活潑的小女兒也自此在課堂上再也不說話了……」
出獄以後，辛修祿不想待在中國了，他隻身去了一個不要簽證的東歐國家匈牙利。「我到達匈牙利的時候，兜裡只剩5美元。就靠擺地攤、拉琴維持生活。」後來辛修祿的生意做得有聲有色，6年之後，他已經掙了十幾萬美元。本來他可以在歐洲旅居下去，可是一件事情又打破了他平靜的生活。
一天，德國的一個民運組織找到了他，給他看了一份他當年在北京簽字的那份筆錄的複印件。上面寫的都是6月3日和那以前他沒有幹過的事情。關鍵是，還有一個證人簽字證明，證明他在6月3日穿著他在派出所胡亂說的那身衣服「打人」。
「那份筆錄是在我半死的情況簽的，當時沒讓我看。那身衣服是我胡亂說的，我6月3日穿的衣服被我扔了。而那個證人的證詞寫的卻是我隨便說說的那身衣服！」他說，他當時認為，自己雖然是被冤枉的，但是那個叫楊學東的警察可能確實被人打了，只不過他認錯人了。「現在一看，根本不是什麼認錯人了，整個事件是一場陰謀和構陷！」
性格倔強的辛修祿立即決定放棄自己的生意，回國討公道。
「把酒揚眉衝天誓：豈甘蒙辱度餘秋」
辛修祿回國之後發現，他申冤的想法還是太天真了。他因為「六四」時的冤案提前退休，「我的退休金是我應該領的金額的一半，有飯錢沒藥錢，有藥錢沒飯錢。」他給公安部寫信，要求給他的冤案平反。可是除了招來工作單位政工人員的教訓和威脅，就是電話也遭監聽的待遇。他在這時才看透了共產黨，徹底絕望了。
他說：「我的案子不是一兩個警察的問題，是共產黨的罪。我理解楊佳，還有現在的雷洋案。我從我個人的經歷知道，那些警察都是共產黨法西斯培養出來的，打人專門往你的命根子上打。所以不徹底揭露共產黨，不從根本上讓它受罰是不解決問題的。」
他在給公安部的信中控訴道：「這是個有權者的天堂，無權者的地獄……你們取之於民，敲骨吸髓；用之於民，錙銖必較；用之於官，揮金如土；毫無公正公平可言」。在信的最後，他向共產黨宣告：「把酒揚眉衝天誓：豈甘蒙辱度餘秋！」
辛修祿決定再次出國。在今年5月份收拾行李的時候，他大哭了三次：「我都72了啊，說不定我這把老骨頭就留在異國他鄉了。我愛我的祖國啊，那片生我養我的土地……可是，」他幾次說不下去話，老淚縱橫，「可是在共產黨的地盤兒，我無處申冤啊，我不能憋屈死啊，我得找個說話的地方啊，這裡起碼讓我說話啊！」
辛修祿一來美國就加入了公民同盟，他要幫助大陸那些維權人士：「因為我知道共產黨監獄的苦，我要幫助他們。」他說，他街頭賣藝的錢，除了維持生計和給美國政府繳稅外，剩餘的就全部捐給那些大陸監獄中的政治犯，到目前為止他已經捐出了510美元。
一曲《二泉映月》辛修祿是閉著眼睛拉完的，他說，他深切地體會到了阿炳在二泉的月色下回想自己悲慘一生時的心境：「我和他產生了共鳴」。淒涼幽怨的琴聲不時被法拉盛上空掠過的飛機轟鳴聲淹沒，這期間有人向他面前的盒子中扔下了幾塊零錢。辛修祿說：「我覺得阿炳其實訴說的是我們整個民族的悲劇。」◇#
責任編輯：周美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