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7年07月12日訊】1951年，31歲的巫寧坤正在芝加哥大學研究院英文系攻讀博士。新年時，他忽然接到燕京大學陸志韋校長的急電，邀請他前去燕京任教。巫寧坤決定放棄寫了一半的博士論文，回歸祖國。當時，芝大同學、李政道博士勸他不要走，他不聽，李政道就幫他打箱子。7月中旬，在登上郵輪前，巫寧坤問前來送行的李政道：「你為什麼不回去為新中國工作？」李政道笑說：「我不願讓人洗腦子。」巫寧坤一笑了之，二人話別。
1957年，李政道榮獲諾貝爾獎，迎來事業最高峰。在大陸，巫寧坤被打成「右派」，先後在監獄和農場被關押勞改近20年，九死一生。
1979年，「愛國美籍華裔科學家」李政道博士回國講學，而巫寧坤進京辦理「右派改正」手續。此乃命運弄人？
「共產黨你不要跟它講道理，沒有道理，……黑白永遠是顛倒的。」巫寧坤的夫人李怡楷如是說。
1993年，巫寧坤在紐約以英語出版了回憶錄《一滴淚》，記敘了自己從肅反到文革期間受迫害的經歷。
中共在1957年發起的「反右」運動，對中國社會造成了重大的創傷和災難，被指為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文字獄。作為主要受難者的知識分子，在運動之後，再也不敢批評共產黨，中共也不再允許來自黨外的批評。巫寧坤的遭遇，確實是苦難海洋中的「一滴淚」。
「雙百方針」與「陽謀」
1951年，中共在全國大學發動「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全國的知識分子，特別是高級知識分子，人人被逼「改造」自身的「資產階級思想」。「思想改造」之後，又來了「忠誠老實運動」。1955年，肅反運動再掀肅殺之氣。幾經打擊，知識分子由此噤若寒蟬，人人自危。不料，到了1956年，政治氣氛和學術氣氛竟出現了令人意外的鬆動。
1956年4月底，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陳伯達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一個在藝術上，一個在科學上。毛澤東在當天的會議總結時說：「在藝術上『百花齊放』，學術上『百家爭鳴』，應作為我們的方針，這是兩千年以前人民的意見。」
5月26日，時任中共宣傳部長陸定一在中南海鄭重地向各界人士宣布此「雙百方針」。陸還稱，中共「提倡在文學藝術工作和科學研究工作中有獨立思考的自由，有辯論的自由，有創作和批判的自由，有發表自己的意見、堅持自己的意見和保留自己意見的自由」。
7月20日，陸定一對出席會議的中共各省市負責宣傳、文教的官員們講話，要他們聽取批評，勿亂扣帽子：「什麼資產階級、個人主義、分散主義、反領導等等。」「人家不講話，我們就耳不聰目不明，再過若干年就變成木乃伊了。」
1957年3月12日下午，毛澤東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發表講話說：「我們只有500萬知識分子。這500萬知識分子是我們國家的財產。我們沒有這500萬知識分子，就一樣事情也做不好。國家只存在三部分人：工人、農民、知識分子。知識分子的性質是為工人、農民服務的。他們是勞動的工人，是用腦子的工人。正因為他們是教育人民的，是人民的教員，因此他就有個任務，就是應該先受教育，尤其在社會大變動時期。」
在談到「雙百」方針時，毛澤東說：「我們希望用這樣的方針團結幾百萬知識分子，團結幾億人民，改造現在這種面貌。那麼，首先就要共產黨改變態度，改變官僚主義態度，改變教條主義態度，改變宗派主義態度。」
毛的講話讓很多原來對共產黨存有戒心的人也改變了態度。與會的著名翻譯家傅雷，事後給家人寫信，表明自己當時的感動和對毛的欽佩。
1957年5月1日，《人民日報》發文，決定在全黨開展整風運動，以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為內容，號召黨外人士「鳴放」，鼓勵群眾給共產黨和政府提意見，幫助共產黨整風。隨後，《人民日報》接連在5月2日、3日、7日發表社論，進一步推動黨外人士暢所欲言。於是各界人士，主要是知識分子們，在如此「誠懇」的邀請下，響應號召，開始向黨和政府提出改進建議或表達不滿。新聞界也大力跟進。這段時期被稱為「大鳴大放」。
5月10日，中共中央根據毛澤東的意見，發出《關於報導黨外人士對黨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評的指示》。要求「對於黨外人士的錯誤批評，特別是右傾言論，目前不要反駁，以便使他們暢所欲言」，「我們各地的報紙，應繼續去報導黨外人士的言論，特別是右傾分子，反共分子的言論，必須原樣的，不加粉飾地報導出來，使群眾明了他們的面目，這對於教育群眾、教育中間分子，有很大好處」。
5月15日，毛澤東開始著手撰寫一篇文章，題為「走向反面（未定稿）」，後又改為「事情正在起變化」， 6月12日印發黨內。這篇文章，用嚴厲的措詞，對當時整風、鳴放的形式和黨內外思想政治狀況做出分析，對一些言論進行駁斥，第一次提出了「右派猖狂」進攻的問題。
文章認為：「最近這個時期，在民主黨派中和高等學校中，右派表現得最堅決最猖狂。」但是「現在右派的進攻還沒有達到頂點。」「我們還要讓他們猖狂一個時期，讓他們走到頂點」。
在高等學校的校園裡，鳴放更為激烈。從5月19日到22日，北京大學的學生陸續貼出幾百張大字報，很多內容是要求取消黨委負責制，要求言論集會結社自由，徹底開放一切禁書等。《光明日報》和《文匯報》用「北京大學民主牆」稱呼做了報導。
在「鳴放」後期，各種意見都提了出來。共產黨對於湧現的批評不能接受，例如「共產黨與民主黨派輪流坐莊」、儲安平的反對「黨天下」等觀點。
1957年6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這是為什麼？》，提示人們「少數的右派分子在『幫助共產黨整風』的名義之下，企圖乘機把共產黨和工人階級打翻，把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打翻」。
1957年6月14日，風向徹底變了。《人民日報》又發表一篇社論《文匯報一個時期的資產階級方向》（據說是毛澤東親筆所寫），點名批評《文匯報》和《光明日報》，提出「讓大家鳴放，有人說是陰謀，我們說這是『陽謀』。因為事先告訴了敵人：牛鬼蛇神只有讓它們出籠，才好殲滅它們，毒草只有讓它們出土，才便於鋤掉」。
「反右」風暴
《九評共產黨》中寫道：「當時有幾句鼓勵人們鳴放的說詞，叫做『不揪辮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決不秋後算帳』。」結果，中共出爾反爾，將實話實說、對黨忠心耿耿的人劃為「右派分子」或「極右分子」。
1957年7月9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了《關於增加點名批判的右派骨幹分子人數問題的通知》。通知把6月29日指示中指出的右派人數擴大一倍，全國的骨幹名單從4000人增加到8000人，北京從400人擴大到800人。報紙上點名人數，也允許把右派骨幹總數的3%，逐步增加到10%左右。
當時，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因為分別提出了「政治設計院」、「平反委員會」和 反對「黨天下」的意見，被稱為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大右派，認為他們代表資產階級要和共產黨爭天下。
高度讚揚歌頌中共的費孝通也成了「反黨反社會主義右派」，北大校長馬寅初，曾經贊成高校黨委制，也被戴上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帽子。
以北京大學為例，1957年，有1500位青年教師和學生在反右中被開除公職和學籍，發配到荒原大漠。20年後，1500人又全部被「平反」接回北京。
曾經因為毛澤東的講話而心潮澎湃的傅雷，命運又如何呢？1957年，傅雷連續公開發表三篇揭發和批判「右派」的文章，以配合「反右」的暴風驟雨。在《比一比，想一想》中，他明確表態，「反右」鬥爭「做的是史無前例的大事業」。
1957年下半年，風雲突變，傅雷被指為親美反蘇的急先鋒、上海「中間路線」的代言人。自8月22日起，上海各大報紙開始批判傅雷。作家協會開了十次批鬥傅雷的會，傅雷做了三次檢討都不能通過，一切工作停止。1958年4月30日下午，傅雷被宣布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精神極度痛苦。
《人民日報》先後刊登了一批知名「右派分子」的認罪書，還刊載了他們互相揭發的文章，這樣既分解了「右派分子」，也從道德上摧垮了他們。
政治「帽子」一旦扣上，這些右派便淪為政治「賤民」，按照罪行的輕重被依次勞動教養、監督勞動、留用察看、撤職、降職降級、免於行政處分。受到前兩類處罰的人員被迫離開原來的工作，到邊疆、農村、監獄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不久，爆發了全國性的饑荒，大批右派相繼死亡。那些所謂的「極右分子」，有的被槍斃，更多的人自殺。被劃成右派的人遭批鬥打罵，受盡屈辱，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的不在少數。
至1958年整個反右運動結束時，共有55萬人被劃分為右派分子，占500萬知識分子的11%，受到牽連的達幾百萬人。1979年，中共「改正」了552,877名「右派」，發現整錯者達99.98%，但是對96人決定「只摘帽子，維持右派原案，不予改正」，其中包括中央級的章伯鈞、羅隆基、彭文應、儲安平、陳仁炳5人，還有地方級91人。
「右派」血淚
在反右運動中，甘肅日報編輯和鳳鳴的丈夫王景超被打成極右分子，和鳳鳴受到牽連，成為一般右派。1957年4月，夫婦二人一同被押送勞教，和鳳鳴在十工農場，王景超到了夾邊溝，在那裡活活餓死。
和鳳鳴在回憶錄中寫：「在反右派鬥爭中，我們雙雙被打倒在地，我們的靈魂被撕扯得流血不止。」「那時候，正義、善良、熱誠，對不幸者的同情等等人世間最可寶貴的東西，都被『政治』湮沒了。……人們都甘當馴服工具，服服帖帖，這就使我的境遇格外地增添了許多悲苦，許多淒涼。」
當年頭號學生右派、始終未得平反的林希翎說，當年他們這批知識分子所以上當受騙，全是因為毛的號召。毛澤東讓人們反對「三害」，說官僚主義、宗派主義、教條主義給黨造成的極大的危害，說「你們應當幫助黨整風，批判這些『三害』，而且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講得漂亮得不得了」。
雲南昭通的李曰垓，13歲參加「革命」，16歲被劃為「右派」，從1958年元旦過後到1978年底，李曰垓總共度過了20年零8個月的勞改歲月。李曰垓恢復自由後，在網路發表專集《噩夢醒了嗎》。他寫道：「而且直到今天，我並未得到片言隻字的處理通知書，但殘忍的無期徒刑待遇卻實實在在耗去了我21年的黃金年華。這是真正的殺人不見血。」
2007年6月6日至7日，在美國新澤西州的普林斯頓大學，舉行了「反右運動五十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一些昔日的「右派」特地從中國大陸前往參加。
時年72歲的黃澤榮，筆名鐵流，原《成都日報》記者。童工出身的他，15歲參加「革命」、追隨共產黨，是當年共青團系統三大右派之一，歷經勞改23年。「劃右」原因是他在1957年創作的小說《給省團委的一封信》。他說，8800多字的作品，相當於為了寫的每一個字，關了他一天。
黃澤榮說：「做右派的，都是講真話，相信共產黨的，有個人見解的。」他強調，下一代不能夠再在「狼奶」中養大了，「現在對孩子就是不能夠再接受這種謊話的教育，不能再吃狼奶。一定要在小時候就告訴他們歷史，告訴中國發生了哪些事，什麼叫反右鬥爭？什麼叫文化大革命？什麼叫三反？什麼叫五反？什麼叫鎮反？反胡風？」
黃澤榮表示，中國人至今還不敢講真話，還生活在恐懼之中：「我們作為現在活下來的人，作為受害者，我們要把這個歷史留下來，留給子孫，留給民族，留給世界，絕不讓當局掩蓋這個歷史。」
時年74歲的任眾說﹕「實際上我們對國家是負責任的，我們為國家提一提意見，能夠早一點改進，國家更能夠前進」，但是沒有想到，他們全都成為「右派」和「階級敵人」，「這對我們來說，是無法接受的」。
參加會議的還有「右派」的後代，比如章乃器的兒子章立凡，黃炎培的孫女、黃萬里的女兒黃肖路。黃炎培曾是中共大力統戰的對象，利用他贏得知識分子的信賴。但是他的7個子女中，有5人被打成右派，其中兩人被逼自殺。
與會的普林斯頓大學著名漢學家余英時教授也做了發言。他說，中共第一次正式整知識人，是反右。「1949年（中共）一進了城，看你知識人就是次等人，或者是潛在的敵人。所以它絕對不會相信的，你怎麼投降也沒有用。它認為你口是心非，它認為你心沒有交出來。所以後來一再要挖心，要在靈魂深處爆發革命。」
2008年，一部四卷、120萬字的《五七右派列傳》問世，共有四百餘篇、涉及1300多名右派的受迫害經歷。作者申淵，本名陳愉林，畢業於北京外國語學院，1956年加入中共，1958年在反右補課運動中被劃為右派，開除黨籍，放逐內蒙古邊疆勞動。
陳愉林說：他之所以要寫右派歷史，就是為了揭穿中共的謊言。「共產黨害怕的不是小罵它，它害怕的是說清真相。因為中共的政權建立在謊言和欺騙的基礎上，最怕人揭穿謊言。」
結語
著名學者胡平在《1957‧苦難的祭壇》指出：「反右運動的實質是有組織的國家犯罪，是利用國家權力對公民實施誣陷直至剝奪人身權利和拘禁。」
王世三在《反右運動之一：引蛇出洞》中寫道：「1957年的『反右』運動，從肉體上消滅了知識分子，從精神上打斷了他們獨立思考的脊梁，不僅中國知識分子的傳統美德幾乎喪失殆盡，而且作為一個普通公民的尊嚴也蕩然無存。至今，『反右』的陰影依然籠罩當下的中國，造成大陸知識分子難有擔當，不可避免地成為時代的『犬儒主義者』及『精緻的利己者』。」
2006年的一個春日，林彪的長女林曉霖，致電其中學同學－－反右時期的頭號大右派章伯鈞之女章詒和。林告訴章，她從黑市上購得章的《往事並不如煙》一書。林曉霖說：「我看了，心裡非常難過，非常痛苦。我打電話的目的，就是要告訴你－－我的父輩對不起你的父輩，我們共產黨對不起民主黨派。我們共產黨對不起所有的受害人，對不起所有知識分子，更對不起所有的老百姓……」
其實，她不必說「我們共產黨」，不可把自己和中共混為一談。因為在中共發動的整人運動中，中共欺騙了太多的民眾，包括數千萬共產黨員，還有高高在上的領導人，他們都是受害者。作為「副統帥」的林彪，他的人生何嘗不是一個中共治下的悲劇？中華兒女，是炎黃後人，不是馬列子孫。遠離中共、拋棄中共，不要繼續把自己和共產黨捆綁在一起，才是對自己負責的明智之舉。
章詒和在《五十年無祭而祭》中說：「紀念五十年前的反右，其根本意義是為了五十年後，百年後。」
「反右」運動，已經過去了六十年。回顧昨日，我們理應深思－－那一場災難，引發的最大的悲劇，究竟是什麼？又是什麼原因，讓類似的悲劇，不斷重演？我們必須謹記，必須清醒地面對，過去的歲月，留給今天和明天的警示。
參考資料：
1. 丁抒：《陽謀:「反右」前後》，1991年， 九十年代雜誌社。
2. 王來棣：《毛澤東的知識分子政策》，2013年1月8日，大紀元新聞網，美國。
3. 「反右運動五十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一）」，2007年6月7日，自由亞洲電台。
4. 揮不去抹不掉《整風反右運動》50週年 (19)，2007年6月，希望之聲國際廣播電台。＃
責任編輯：高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