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7年08月29日訊】六十年前的四月三十日，毛澤東親自與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及一些社會知名人士座談，請他們暢所欲言，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百家爭鳴，百花齊放」，幫助共產黨整風，清除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為時不久，鳴放出的一些「謬論」，使得毛澤東龍顏大怒，棄置「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的承諾，一變而為引蛇出洞、誘敵深入的反右運動，在全國抓了右派分子五十五萬人，對他們實行無產階級專政！除極少數撤職降薪的頭面人物外，絕大多數被開除公職，按照國務院頒佈的《勞動教養決定》，分別集中到邊遠荒涼的農場、礦山、採石場、磚瓦廠（多為原勞改單位）在武裝看守的監督下，進行「洗心革面，脫胎換骨」，由毒草轉化為香花的勞動改造。有歷史問題（曾在國民黨軍、政界謀生或加入其黨團組織及各種幫會）的稱為「雙皮老虎」，判處徒刑……。《勞動教養決定》頒佈於一九五七年八月三日，與《刑法》最大的區別是沒有審判程式，沒有申辯權，沒有上訴權，沒有改造期限（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才補充規定為1一至三年）。
被勞動教養的右派分子們在此後三年大饑荒的歲月中，經歷了由人到獸的野蠻嬗變，紛紛退化為具有牲畜特徵的畸形物種！饑餓難耐時，捕捉老鼠剝了皮吃，抓到毒蛇砍了頭吃；有的把牛馬排出體外的糞便盛在撮箕裡，在水溝裡淘洗出未消化的包穀和蠶豆煮了吃；有的把老母豬流產的死胎揀來煮吃，甚至不嫌齷齪，呑吃別人嘔吐出來的未消化食物……。
甘肅夾邊溝的右派分子吃死人時，死人瘦得皮包骨頭，無肉可食，便吃其心肝五臟……。
勞教機關也把他們當做牲畜，役使他們在饑餓中「大躍進，放衛星、挿紅旗、創高產……」超負荷勞動撞開了地獄大門，死神頻頻光臨，不分場合地把他們從工地上、泥潭中、廁所裡、煉鐵爐旁拘了去……。中學音樂教師李綠萍「賴在床上」不出工，小組長叫不應聲，掀開被子發現他已死了，還被可惡的老鼠吃掉了一隻眼球。曾任中學校長的段啟照不願偷生苟活，上山砍柴時，把斧頭捆綁在樹幹上，後退五六米，低下頭奔向斧口撞去，因體虛力弱，只把額頭撞開一個大口子。同勞們把他抬到監舍百般勸慰，收工回來時，發現他已用刮鬍片劃開肚皮，掏出腸子，血污滿床，慘不忍睹！有的因傷病死亡，有的悲憤自盡，有的死後屍骨無存，或無葬身之地而成為野狗的美餐……。
在「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右派分子與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統稱「牛鬼蛇神」，被造反派、紅衛兵進行五花八門，光怪陸離的「無產級階級專政」：抹黑臉，剃陰陽頭，綑綁吊打，戴高帽子、掛黑牌遊街示眾，連帶妻兒押解到農村交貧下中農管制……。
有的被造反派殘忍殺害！北京大學716名師生被打為右派，林昭、任大熊、黃宗羲、顧文選、張錫琨、吳思慧、沈元、黃立眾先後處死。後人譽為「聖女」的林昭在獄中被從病榻上拉起來槍斃後，警察還居然向其母許憲民索要五角錢子彈費！
二十二年後，人民大救星毛澤東「呼兒哼喲」，結束了馬克思＋秦始皇，混合中外古今各種專制手段的「雜種」統治，右派分子們這才被胡耀邦由獸恢復成人。倖存者在耗盡人生三分之一的寶貴光陰後得以「改正」，可仍被鄧小平套上一副「反右是必要的，正確的，只是擴大化」的鋼鐵枷鎖而不予平反。
全國不予改正的右派為96人，按後來解密的317萬數量計算，擴大33109倍之多，說其「正確、必要」，無乃自欺欺人的千古屁話。
時至今朝，倖存人世的「殘餘」右派分子都已是來日無多，行將就木的耄耊老朽，要求徹底昭雪平反，可是，對鄧小平感恩戴德的繼承者們仍死死護衛著這副枷鎖毫不鬆手，一則裝聾作啞，不予置理；一則禁止報刊發表有關反右的文章，進而動用專政工具對他們的人身、住宅、通訊進行監控，禁止出版和收繳他們的回億錄，甚至採取流氓手段，劫去他們的書刊，盜用他們的郵箱……，繼續進行違背社會公德，無法無天，踐踏人權，滅絕人性，喪心病狂的迫害。
嗚呼！右派分子們是萬劫不復，永世不得翻身的了，待到他們死光死絕，真相隨同骨灰埋入地下就「一筆勾銷，一了百了」了。
右派分子們鳴放的「謬論」，究竟是些什麼東西觸怒了人民大救星的天顏，使得他們罪該萬死，死不容赦？究竟是些什麼罪行使得鄧小平必欲讓他們戴著這副枷鎖去陰曹地府尋求解放？六十年過去，95％的當代人懵懵懂懂，不甚了了，100％的後代人茫茫然一無所知。因為歷史是勝利者寫的，勝利者對功績總是描眉黛眼，濃施脂粉，竭力張揚炫耀；對過失總是蜻蜓點水，一筆帶過，或嚴密掩蓋，或刻意篡改，真相絕不會載之於國史、黨史中。
斯時，全國眾多報刊積極配合反右鬥爭，把右派分子們鳴放中「最倡狂、最囂張、最反動、最惡毒」的謬論，以及針鋒相對的聲討和批判公之於世，從而留下了許多銷毀、篡改不了，原汁原味的史料。茲錄其要於下：
誣衊「百家爭鳴，百花齊放」方針費孝通（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常委，中央民族學院副院長，國務院專家局副局長、全國人大委員）：周總理關於知識份子問題的報告，像春雷般起了驚蟄作用，接著百家爭鳴的和風一吹，知識份子的積極因素應時而動了起來。但是，對一般老知識份子來說，現在好像還是早春天氣，他們的朝氣正在冒頭，但還有一點靦腆，自信力並不那麼強，顧慮似乎不少。早春天氣，未免乍寒乍暖，這原是最難將息時節。他們對百家爭鳴是熱心的，心裡熱，嘴上還是很緊，最好是別人鳴放，自己聽。要自己出頭，那還得瞧瞧，等一等再說，不為天下先。以我接觸到的範圍來說，不肯敞開暴露恩想的人還是佔多數……。中共在動員民主人士幫助共產黨整風，反覆強調「言者無罪」，就不應該反右派。
王造時（法學家、復旦大學教授，上世紀30年代著名的「七君子」之一）：「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和「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的道理，大家當然懂得，實行卻不太容易。拿一個或許是不倫不類的比喻來說，做唐太宗固然不易，做魏徵更難。做唐太宗的，非有高度的政治修養，難得虛懷若穀；做魏徵的，非對人民事業有高度的忠誠。我想，現在黨內各級幹部中，像唐太宗的可能很多，黨外像魏徵的倒嫌其少。
陳仁炳:（民盟中央委員，上海副主任委員，復旦大學教授）：我不敢一定說有叫人痛哭流涕的事情，但至少，令我們長太息的事情恐怕實在太多了，希望黨這次整風，能消滅那些令人痛哭流涕和長太息的毛病。因此建議在整風中應該著重鼓勵發掘缺點和錯誤，不要拿「抹煞過去成績」的帽子往人家頭上戴。
傅雷（著名翻譯家，無黨派人士）：強調「成績是主要的，缺點是次要的」這話並不錯，可是老掛在嘴上，就成了八股。毛主席大概早已嗅到這股味兒，所以在省、市委書記大會上提到百家爭鳴的問題。黨外人士都暢所欲言，毫無顧忌，倒是黨內人還有些膽小。
陳雨蒼（無黨派人士）：這兩天，各地工人階級也放了，大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有的感到要收了，轉過來說好話，我相信不是反革命，是向黨提意見，即使觀點有錯誤，也應通過討論批評求得提高。
李凰桐（無黨派人士）：現在整風強調「和鳳細雨」，而過去幾次運動就簡直是粗風暴雨。無黨無派的知識份子打著赤腳，在粗風暴雨中挨打，有些人被打得很厲害，有的被關起來，有的人雖然直接沒被打著，但也害怕。
周枕雲（無黨派人士）：過去的運動總要本人先出來交代交代，這次運動為什麼不先出來交代一下呀？我們提意見還要掛賬。座談會中，好些人向黨提意見，像三娘教子，高高舉起，輕輕放下，是夾著尾巴提的意見。有的建議領導這樣、建議領導那樣，都是歌功頌德，我就不同意。
龔自知（雲南民革省委主委)：今天黨進行整風，是否有了足夠條件可以讓黨外人士大膽地鳴放，發揮監督作用呢？有的非黨人士，生怕打擊報復，沒有保障。怕「鳴」了之後跟著來一個「收」。古話說「惟聖人能受盡言」，又說「言者無罪，聞者足戒」，但是這種虛心雅量的聖人，從古到今都很少。少倒不奇怪，相反多了才真是怪事！
林昭（北京大學中文系學生）：「不是號召黨外的人提意見嗎？人家不提，還要一次一次地動員人家提！人家真提了，怎麼又勃然大怒了呢？就以張元勛說吧，他不是黨員，連個團員也不是，他寫了那麼一首詩，就值得這些人這麼惱怒、群起而攻之嗎？今晚在這兒集體討伐他的人，個個我都認識！所以，自整風以來我一直沒有說話，也沒有寫過什麼。為什麼？我料到一旦說話就會遭到像今晚這樣的討伐！我一直覺得組織性與良心在矛盾著攻擊、反對共產黨的領導儲安平（九三學社中央委員，全國人大委員，《光明日報》總編）：解放以後，知識份子都熱烈地擁護黨，接受黨的領導，但是這幾年來黨群關係不好，而且成為目前我國政治生活中急需調整的一個問題。這個問題的關鍵究竟何在?據我看來，關鍵在「黨天下」的這個思想問題上。我認為黨領導國家，並不等於這個國家即為黨所有，大家擁護黨，但並沒有忘了自己也還是國家主人。跟著黨走，是因為黨的理想偉大，政策正確，並不等於黨外人士就沒有自己的見解，就沒有自尊心和對國家的責任感……。在全國範圍內，不論大小單位，甚至一個科、一個組，都要安排一個黨員做頭兒，事無鉅細都要看黨員的顏色行事，都要黨員點頭才算數，是否太過分了一點？很多黨員的才能與其所擔任的職務很不相稱，把不相稱的黨員安置在各種崗位上，這樣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樣的思想，從而形成了現在一家天下的局面。
葛佩琦（中國人民大學講師，無黨派人士）：1949年共產黨進城時，老百姓「簞食壺漿，以迎王師」，今天是敬鬼神而遠之……。中國是六億人的中國，包括反革命在內，不是共產黨的中國。你們認為「朕即國家」是不容許的，搞得好，可以；搞不好，群眾可以打倒你們，殺共產黨人，推翻你們。這不能說不愛國，因為共產黨人不為人民服務。共產黨亡了，中國不會亡，因為，不要共產黨領導，人家也不會賣國。（註：此謬論刋載5月31日《人民日報》，葛佩琦立即去信否認說過「殺共產黨人」一句）。
曾昭掄（民盟中央常委，北京大學化學系系主任、高等教育部副部長）：今天學生的問題很多，一觸即發，他們一上街與市民結合起來，問題就大了，因為今天群眾對黨也是不滿的。不要看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中國知識份子鬧事是有傳統的，從漢朝的太學生到「五四」都是學生鬧起來的。以運動的方式對待知識份子是不能容忍的，我就害怕！知識份子喜歡「清議」，應該給他們機會多講話和尊重他們，但黨不給。
黃紹竑（民革中央常委、全國人大常委）：領導方法是可以研究的，我所以提黨政關係問題，絕不涉及黨的領導權問題，而是領導方法問題。我覺得過去某些地方、某些工作上，沒有通過人大、通過政府直接向人民發號施令……，就可能導致人們或某些黨員認為黨的領導方法就是直接向人民發號施令，這樣對於動員和團結全國人民完成國家過渡時期總任務是有妨礙的，會造成很多的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問題，希望在整風中對黨政的關係檢查一下，並且明確地把它規定下來。
曲北韋（民盟青島市委委員）：我十分懷疑，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呢？還是屬於共產黨？共產黨為人民服務呢？還是人民為共產黨服務？共產黨員是人民的勤務員呢？還是人民的統治者？人民是國家的主人呢？還是奴隸？張百生、黃振旅（瀋陽師範學院教師）：共產黨在解放後逐漸把「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變成了空洞的口號，自已變成了特權者，總以為自己最優秀，非我不可，陶醉於自己是特殊材料製成，自吹自擂地宣傳自己偉大、光榮、正確，把自己擺在國家之上、人民之上，大有「黨即國家，國家即黨」的氣派。
劉地生（南京大學教師）：要消除三大主義，必須先消除少數人享有的特權和多數人僅供驅使的現象，真正把憲法規定的人權交還給人民……。我覺得應該改變以往把黨放在國家之上，以黨的利益代替、甚至超過國家利益的做法。
譚惕吾（民革中央常務委員，國務院參事）：共產黨領導國家，大家承認，但用什麼方法值得研究，現在政府有一套機構，黨內又有一套機構。原說黨是抓思想和政策的，實際上直接向人民發號施令。中央和國務院一起髮指示，是否國務院單獨髮指示不起作用。既然我們國家是工人階級領導，為什麼自己的機構不用，另外搞一套黨的系統？
攻擊社會主義制度，歪曲民主與法制張奚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清華大學教務委員會常委，教授）：歷史是一步一步繼承下來的，每個社會都要繼承前一階段的東西。當然，這幾年來，鄙視既往的偏差有了很大改變，但還很嚴重，好像是什麼東西都是從解放以後算起，以前什麼都是封建，都在打倒之列。好像馬克思出生之前，人類就沒有文化似的，王羲之的字，趙子昂的畫，李白、杜甫的詩等等，都是封建，倒是蘇聯文化界紀念了司馬遷，我們卻沒有重視這些。
章伯鈞（中國農工民主黨主席、民盟副主席、全國政協副主席、交通部長）：我總以為不要把資本主義看得那麼一文錢不值，也不要認為打敗蔣介石就是共產黨一黨的力量……。
現在許多人都說資本主義不好，事實上資本主義也有活力，為什麼說也有活力？就因為有多黨制度，有民主制度，有眾議院和參議院，有在朝黨和在野黨。光緒皇帝為什麼完蛋？
就因為沒有民主。資本主義為什麼還沒有完蛋？就因為還有民主。資本主義國家的辦法是：你不行，我來，我不行，你來；在朝的罵在野的，在野的罵在朝的，我們叫「批評與自我批評」，他們叫「哇啦哇啦」。
所以說資本主義也有好的地方，也就是說有互相抑制，互相監督的作用……。現在工業方面有許多設計院，可是政治上的許多措施，就沒有一個設計院。我看政協、人大、民主黨派、人民團體，應該是政治上的四個設計院。應該多發揮這些設計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設，要事先交他們討論，合成三個臭皮匠，一個諸葛亮陳新桂:（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候補委員、宣傳委員、《中央盟訊》副主編）：無產階級專政是產生宗派主義、主觀主義、官僚主義的根源。我完全同意儲安平所說的「黨天下」。
不足的是，儲安平不曾進一步指出這個「黨天下」的根源是什麼。我認為「黨天下」的根源就是無產階級專政。從蘇聯無產階級專政中發生的史達林錯誤，從匈牙利無產階級專政中發生的匈牙利事件，證明無產階級專政這個政治制度是有問題的。無產階級專政實際上就是共產黨的專政。這樣，共產黨在貫徹政策的時候，在實行對國家領導的時候，首先要信任共產黨員，再就是信任青年團員，再就是信任靠近黨的人。在這樣一種情況下，如果不產生宗派主義，不產生主觀主義和官僚主義，是不可想像的，不形成「黨天下」是很難想像的。
彭文應（民盟中央委員、上海市政協常委）：社會主義中，官多了，官僚主義也多了。如何制止官僚主義？只有民主。學習蘇聯不一定好，學習美國不一定壞。
林希翎（中國人民大學學生）：我們現在的社會主義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如果是的話，也是非典型的社會主義。真正的社會主義應該是很民主的，但我們這裡是不民主的，我管這個社會叫做「在封建基礎上產生的社會主義」，我們要為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而鬥爭！
我經過研究，歷史上所有統治階級都有一個共同點，他們的民主都有侷限性，共產黨的民主也有侷限性，在革命大風暴中和人民在一起，革命勝利了就鎮壓人民，採取愚民政策，這是最笨的辦法……。現在他們封鎖新聞，例如北京大學如此轟轟烈烈，為什麼報紙就不報導？
顧執中（資深記者、中國人民大學教授、九三學社中央候補委員）：憲法自1954年通過後，有的被破壞了，有的有名無實，也很少有人執行憲法中的統戰政策和民主集中制……，這樣下去把憲法當成了手紙，亂關人、亂捕人、拆信等等，都可以為所欲為，將來何堪設想。
王尊一（陝西師範學院教師）：官僚主義表現在選舉制完全成為形式，選一個人只有一個候選人，選二個只提二個候選人，還名曰「民主集中制」是否集中了群眾的意見，只有天知道！
張百生、黃振旅（瀋陽師範學院教師）：解放後這幾年是沒有真正的社會主義民主，有也只是形式，連資本主義的假民主也沒有。憲法成了一紙空文，黨可以不遵守它。表面上有民主，有統戰政策，有黨外人士做領導工作，實際上是一黨專政，是政治局少數人的獨裁。黨內也沒有民主……。「人大」與「政協」就像兩朵紙花一樣點綴著民主門面……。「人大」不過是泥菩薩，走走形式，舉手通過。「政協」是政而不治，治而不協……。
祿國藩(雲南省參事室主住)：國家的法制應該完備，過去做得不夠，人身自由沒有保障。勞改犯判個三年，二年，一樣法律也沒有，根據什麼呢？各個地方的公安局還可以隨便給犯人加刑，剝奪入家的政治自由。公安局哪有這個權利？
否定、反對馬克思主義雷海宗（歷史學家，南開大學教授）：馬列主義還停留在恩格斯死時1895年以後，列寧、斯大林在個別問題上有新的提法，但他們主要談當前革命問題。從瞭解兒千年人類歷史經驗，建立新的社會科學來說，基本上停留在1895年……，教條主義者就是這樣。我們今天的任務，就是要把1895年到今天62年的課補上。
徐璋本（清華大學教授）：我認為把馬克思主義作為指導思想，一定要產生教條主義。因為任何學說，都是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產生的，都有其侷限性，若以一種比較固定的學說作為指導思想，就不可避免犯教條主義……。任何一個學者、一個學說都不能把一切好的東西都包括進去。光解決人民內部矛盾是不夠的，一定還要廢除以一種學說來指導一切的限制。共產主義還未實現，共產主義的概念將來可能會有變化。社會正在發展中，要指導、限制就是教條主義。因此我不揣冒昧，建議取消用馬列主義作為我們的指導思想，希望大家指正。
榮子正（天津市工商聯常委）：黨對待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問題，都是根據馬列主義辦事，可是許多馬列主義的著作，都是很早時期完成的，把這些問題搬到中國來運用，很多地方對不上號……。因此，我們學政治經濟學，很多地方是聽而不信，不能接受。
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章乃器（全國政協常委、中國民主建國會副主任委員、糧食部長）：思想改造工作要做得自然一些，不能粗暴，不要神秘，不要僅僅喊沒有內容的、抽象的口號，不要神化任何人，大家都是人，沒哪個是神，包括毛主席在內。
陳銘樞（民革中央常委，全國人大常委，全國政協常委）上書毛澤東:好大喜功、在個人修養上「熱而不淡，疾而不舒，燥而難寧，察而難周，輕信虛偽彙報，未經鄭重細緻研究即作出過激的決定。決策定計缺乏睿斷。在政策措施上是「畸輕畸重，失緩失急……。您所常接觸的黨外人士，仍多趨附之輩，耿介不苟者實屬寥寥，至於能犯顏敢諫者，我尚未見其人。
林希翎：我就認為個人崇拜是社會主義制度的產物。史達林問題只會發生在蘇聯這種國家，因為蘇聯過去是封建的帝國主義國家，中國也是一樣，沒有資產階級的民主傳統。個人崇拜在中國也有，吹捧毛主席是偉大的詩人、字又寫得如何好，這些話太肉麻。
周枕雲：現在不是士大夫時代，而是別的天下。黨員是《孔雀東南飛》劇中的老婆婆，團員是小姑娘，群眾是兒子媳婦。毛主席不是不能唱紅娘，而是要唱三堂會審。
詆毀人事制度，挑撥黨群關係錢偉長（力學專家，清華大學副校長，全國人大委員，民盟中央委員）：校務委員會實際上是個形式，黨把人分成兩大類，對黨團員總是先看優點；對另一類人總是先看缺點，有發展前途的課程都得由黨員擔任，不論他懂得了多少而將真正的專家放在一邊。黨委對老教授總是抱懷疑態度，多數系主任、教研室主任沒有真正當家做主。建築系主任梁思成教授這幾年就掛個空名，竟然一個徒弟也沒有。
羅隆基（民盟副主席、全國政協常委、森林工業部長）：打擊別人，抬高自已者被黨看成積極分子、進步分子得到提拔重用，他們「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非黨知識份子感到不服氣，既影響了黨的威信，又造成了黨和非黨的隔膜。民主黨派不是眼睛、鼻子而是眉毛。眉毛是可有可無的。
艾瑋生(民盟盟員、華中師範學院副教授）：過去的事實證明，民主黨派只能在共產黨提出的成品上提意見，民主黨派只能施工，不能設計。長期共存、互相監督這個帽子扣不上。
徐一貫（青島市政協副主席、民革青島市主任委員)：積八年的經驗，我得出一個結論:非黨人士絕對不能做正職。說到人事制度，沒有一個人肚裡沒意見：清一色，神秘化，權大無邊，宗派十足。評資、評級、提拔幹部，不民主，不公平。好事辦成壞事，眾「怨」所歸。
楊清（東北師範大學數育系主任、民盟吉林省委常委)：正因為黨員成為「政治貴族」，高不可攀，所以在非黨人士中是「談笑皆群眾，往來無黨員」，在提拔使用和職權方面，黨員也顯然是政治貴族張述堯（無黨派人士）：我認為有些人滿口馬列主義，一肚子個人主義。過去國民黨用人講派別，分嫡系，如果是皇親國戚，阿拉浙江，不用說包管一步登天。有句流行話:「是親是戚，陞官三級」，我看今天的人事，也有向這個方向發展的樣子葛佩琦：黨員起了監視群眾的便衣員警的作用，這事不能怪黨員，因為黨組織叫他們做情報，所以責任在黨組織，因這是組織給的任務。
王捷三(民革陝西省委常務委員)：近年來，學校吸收的黨團員中，壞學生多於好學生，黨委給予特權，又給予特務……。人事制度太死硬，是官僚主義的溫床之一。
詆毀、否定歷次運動羅隆基：胡風會是反革命？我不相信……。我覺得人民代表大會和全國政協可以成立一個有共產黨、民主黨派的成員和其他方面人士參加的委員會，以檢查過去三反、五反和肅反工作中的偏差，鼓勵受委屈的人士向這個委員會申訴。成立這麼一個委員會有三大好處:一、可以使有委屈的人不致於沒地方申訴；二、過去的平反工作往往是人民代表大會把意見轉給地方，地方又將意見轉給有關單位領導去處理，這樣就很難做到「有錯必糾」了；三、「鳴放」中有人顧慮打擊報復，有了這個委員會，受到打擊報復就可以直接向委員會控訴。
林希翎：胡風的意見基本上是正確的，黨現在提出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同胡風所提的基本一致。
費孝通：聽說北京大學有二個學生控拆在肅反中被錯鬥，有人聽了流淚，這種事在我們知識份子看來是不能容忍的，想不到在解放以後還有這些事，簡直是太黑暗了！秦瓚(九三學社雲南主委)：陳複光先生說思想改造裡有「加工」思想，我覺得不但是「加工」，簡直是唱戲，有唱紅臉的，有唱白臉的……。怎辦呢？就只好捕風捉影了，本來是打老虎，結果是把狼、狗、貓都打了。
苗天寶（無黨派人士）：我不敢講話，天天在受罪，天天感到有被抓、被殺的危險。我是規規矩矩的，為什麼怕殺頭？我過去在德國時，希特勒是殺人魔王，但那時卻沒有感到會殺到我，沒有感到恐怖。
王士魁(雲南大學教務長)：解放以來的各運動都是幼稚、野蠻的，不合中國的民族性。撕破臉皮、揭穿醜惡，六親不認等，就是野蠻。這些是從西天取經，從史達林那裡取來的。
土地改革慘無人道，土改中不知冤枉了多少好人，土改的幹部是野獸。三反五反中，自殺事件層出不窮，共產黨憑著「大膽懷疑」,「從舊社會來的人不貪汙不合乎規律」這兩條來搞三反……。鎮反，殺了上千萬人你該記得？
歷史上沒有哪一朝不是殘酷的。肅反，錯了還不是如此，死了還不是死了。
金永勤（無黨派人士）：我們國家沒有法制，只有壓制。毛主席說「勞改犯要放的就放，可以陰放一個、陽放一個」，這是拿人開玩笑。要抓就抓，要放就放，沒有什麼人身自由。過去是白色恐怖，現在是紅色恐怖。
否定共產黨的外交路線龍雲（民革中央副主席、全國人大常委、國防委員會副主席）：抗美援朝戰爭的經費全部由中國負擔，不合理；兩次世界大戰中，美國借款給盟國，後來不要他們還了，蘇聯對我國借款,十幾年還不清，還要利息，解放我國東北時拆走了工廠中的機器，償還不償還？我國對外援財預算太大，我主張抓緊壓縮。
王造時：學習蘇聯不一定好；學習美國不一定壞。
陸鏗（無黨派人士）：解放以來，在國際關係上和學習先進經驗上都顯得相當偏狹，凡是蘇聯的都是好的，凡是美國的都是壞的。不但政治上如此，科學上也如此，強調一邊倒。盲目地學蘇聯，使建設事業在某些方面受了損失……。在提倡學蘇聯的同時，也應該提倡學美國。天下事，未可料，不但中國人民和美國人民會友好相處，中國政府和美國政府將來也會有一天友好相處的。
攻擊對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改造畢鳴歧(天津市工商聯主任委員)：今天我們民族資階級已經歡天喜地、敲鑼打鼓把自已的企業交拾了國家，工作中任勞任怨，思想改造也有了變化，有人還給我們扣帽於，說我們還留戀資本主義，想走回頭路等等，我認為不符合事實，是教條主義的片面性。民族資產階級把自己的企業交出來不是簡單的事，思想鬥爭過程是黨員同志體會不到的，是教條主義者體會不到的。
章乃器：說工商界消極自卑，片面強調要服從領導，必然有職無權。工商界已過了五關，還要進行脫胎換骨的改造，這不只是教條主義，而且是宗教上的信仰主義和神秘主義，只能使工商界增加無窮的憂慮，如何不消極自卑。
宋蓮甫（湖北工商聯副秘書長）：消極性不是工商業者獨有的，工人階級也有。兩面性也不是工商業者獨有的，要有大家都有……。
吳志超（上海工商聯副秘書長）：在合營企業裡不要派公方代表，我最近參加化工行業30個廠的私方人員座談會，有29個廠主張取消公方代表，緩和矛盾。……「謬論」經媒體大肆渲染，「流毒」全國，盡人皆知。一些小人物如林希翎，乃一介在校就讀學生，也因「謬論」成了名人。而名人中的丁玲（著名女作家、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文藝報》《人民文學》主編）、馮雪峰（著名作家、作協副主席、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兼總編）兩人並無一句謬論，因與頂頭上司周揚（文化部副部長、中共中央後補委員）的個人宿怨而被「批准」為右派分子。
「謬論」豈止以上所摘。如今重讀這些「謬論」，再對其大張撻伐，已是無從置喙的了。
「反右」的實質及惡果眾筆都說60年前，毛澤東發動的「反右」運動，是對55萬（後來解密的數位是317萬）知識份子的迫害。錯了！那只是表像。
「反」出來的右派分子中，高學歷，高智商、高才能和具有專業知識技能的人，本就為數不多，很大一部分是來自工人、農民「根正苗紅」的公職人員。他們粗通文墨，頭腦簡單，偏聽偏信「幫助黨整風」的鬼話，跟隨「秀才」們發了些出自肺腑的「謬論」，而被視為一丘之貉，列為右派分子。相比之下，他們比動口不動手的秀才更可怕，是歷來揭竿而起，改朝換代的主力軍。毛澤東也是依賴這些主力軍以「革命」的名譽成為「九五之尊」的，焉知別人日後不會以「××」的名譽把他從龍椅上趕下來？為了江山永固，萬古長存，務必斬草除根，一反到底，以絕後患。鄧小平親赴各地視察，聽取彙報，對反出來的數量嫌其太少，批評為「飄湯油」，指示「往深處撈」，於是乎，未成年的初中學生，一字不識的文盲也被「反」了出來，但統統稱為「右派分子」，渾沌一片，不分軒輊，有悖常理，於是把這一撥人改稱「反社會主義分子」或「壞分子」。此亦即55萬與317萬的由來。斯時，全國人口4.5億，317萬不過九牛一毛。
確切地說，一場「反右」運動，是對廣大人民群眾的政治迫害！
毛澤東之所以把數以百萬計的人推到對立面加以政治迫害，窮根究底，緣於民主黨派對他的潛在威脅！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初期，從中央到各省、市、縣的政府部門，都有一些民主黨派中的知名人士任職，儘管職務不很重要或多為副手，但嗜鬥、嗜殺又多猜疑的毛澤東並不信任他們，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據曾任毛澤東秘書的李銳披露，早在1945年4—6月的第七次中共全國代表大會上，他就如是說：「我們戰勝蔣介石，革命成功之後，主要的鬥爭對象就是民主黨派了。」1947年11月30日給史達林的電報中說：「在中國革命取得徹底勝利的時期，要像蘇聯和南斯拉夫那樣，所有政黨，除中共之外，都應離開政治舞臺，這樣做會大大鞏固中國革命。」毫無疑問，毛澤東正是借反右「東風」，一舉清除異己，讓他們離開政治舞臺，了卻其鬱結多年的宿願。
鐵的事實無可爭辯：自此之後，各級政府「肥水不流外人田」，再也沒有民主黨派人士的辦公桌椅。他們紛紛收容進了各級政協部門，再經「文革」磨礪，逐步成長為懂事聽話，百依百順的乖孩子。8個孩子雖非嫡出，卻也錦衣玉食，香車寶馬；雖不當家，卻也安富尊榮，心滿意足，無不循規蹈矩，夾著尾巴做人，再無「謬論」流毒。
317萬之眾竟然不期而然，不謀而合，同聲相應「反黨、反社會主義」，毛澤東焉能不龍顏大怒，必欲一網打盡！317萬之眾被「拔出蘿蔔帶出泥」，是毛澤東始料不及的意外收穫。他不嫌其多，惟恐其少。把他們統統抓起來勞動改造，殺雞儆猴，打驢嚇馬，誰敢再對共產黨的政治說三道四，管叫你吃不了兜著走！
右派分子們的家庭也隨之「覆巢無完卵」，父母、妻子、兒女乃至兄弟姐妹，在此後階級鬥爭不斷升級的殘酷歲月裡，無一不受到人格侮辱、精神折磨、肉體摧殘、舉家驅趕到農村等等一連串令人髮指的株連……。施暴者無不滅絕人性，慘無人道；受害者無不含垢忍辱，逆來順受……。許多夫妻被迫離異，許多子女被迫與右派父母斷絕關係……。
著名翻譯家傅雷妻子朱梅馥與丈夫雙雙上吊自殺；著名化學家曾昭掄妻子俞大絪教授被剝去上衣，用皮帶抽打，不堪其辱，當夜服毒自盡；著名學者彭文應妻子鄧世容被活活嚇死，兒子彭志平吞食碎玻璃、綱針、安眠藥自殺，年僅19歲；章伯鈞女兒章詒和為父申辯，被判刑20年；北京大學新聞系女生林昭被槍決後，其母被員警索要5分錢子彈費而氣成瘋婆子，後來在街頭被紅衛兵活活打死……。事例車載鬥量，不勝枚舉。每個右派分子的家史，都是一部淒風苦雨，驚心動魄的血淚史！由此看來，反右運動的受害者，至少是317萬的三倍。
毛澤東發動的這場反右運動，搬開了一黨專政的「絆腳石」，耙通了集權專制的「稀柿洞」，躥入到臭名昭著的「文化大革命」，清除乾淨黨內路線鬥爭的政敵，罷黜百家，獨尊毛術，偉大領袖的個人權威登峰造極，普天之下，莫非毛土，率土之濱，莫非毛臣……。
他雖然沒有活到一萬歲就惡貫滿盈去見馬克思，可他親手締造的集權專制制度，親身示範的驕奢淫逸生活，親口讚許的「無法無天」，卻是當今各級官員怵目驚心的腐敗源頭，用書面語言說是「上行下效」；用魯迅的話說是「和尚動得，阿Ｑ也動得」；用老百姓的話說是「大樑不正二梁歪，三梁四梁倒下來」，遂致共產黨的形象和聲譽江河日下，一瀉千裡，有如一缸麻辣醬打翻在地，難以收拾！
一場反右運動，扭曲了人性和倫理道德，芸芸眾生，被毛澤東鍛造成沒了心肝肺腑，沒了獨立思維和獨立見解，看風使舵，諂諛取容，逆來順受，搖尾乞憐的奴才。在各種大義滅親的「階級鬥爭」中，親友攻訐，兄弟相煎，父子為敵，夫妻火拚……的種種醜態惡行，被褒為「立場堅定，愛恨分明」而津津樂道，交口稱讚！
一場反右運動，炎黃子孫汲取「禍從口出」的血淚教訓，從此守口如瓶，言不由衷，以裝聾作啞為護身符，以歌功頌德為保險箱。運動中，吹毛求疵的檢舉揭發，使得人人自危，惶惶終日；運動後，互相防範戒備，談笑有遮攔，往來無知己，逢人且說三分話，不可全拋一片心。
一場反右運動，敗壞了彰善癉惡的社會風尚，埋葬了誠實博愛的傳統美德，啟開了別具「特色」的潘朵拉魔盒，假言假語、假情假意、假歷史、假政績、假新聞、假學歷、假文憑、假農藥、假籽種，假商品……以及各種各樣危害人體健康的有毒食品，如江河決堤，氾濫成災；如滿天沙塵，防不勝防。
一場反右運動，開創了當代中國無法無天，踐踏民主，蹂躪人權的新紀元，延伸到毛澤東死前的「文革」，除了幾個親信，全國上下大小官員都以「走資本主義當權派」罪名，無須任何法律程式和道德約束，進行慘絕人寰的捆綁吊打，抄家遊街，關進牛棚，投入牢獄……；延伸到他死後的「六四」，對手無寸鐵的學生冠以「動亂」罪名，用坦克、機槍血洗清場……；延伸到對煉功健身的無辜群眾扣上「邪教」罪名，拘捕洗腦，滅絕人性地活摘器官……。
一場反右運動，出乎意外地招致317萬之眾不謀而合，不期而然，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對共產黨和社會主義的「攻擊」、「誣衊」、「反對」，給予毛澤東深刻的教訓：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亦不可使思之。所謂的言論自由、新聞自由、思維自由是資本主義的玩意兒，絕對照搬不得。於是乎，60年來，他的子民只能在外槨內棺中，聆聽統一口徑的廣播，恭讀審定核准的書報，觀賞歌功頌德的節目，登陸層層過濾的網路……。
一場反右運動，導致官場風氣的敗壞和官員精神面貌的嬗變。317萬右派分子，絕大部份是對本地區、本單位、本部門領導的批評和建議，但凡逆耳之言，無一不視為「謬論」而被分析批判為「反黨、反社會主義」……。自此之後，人們深切認識到：領導就是主宰下屬命運的上帝和天使，對任何一級領導，都不能輕慢褻瀆，都只能百般巴結討好，萬萬不能忤逆不孝，更不能牴觸頂撞。深切窺察到：上級和下級的關係，實際上是雷打不動的「主子與奴才」的關係，局長是科長的主子，科長是科員的主子。反之，科員是科長的奴才，科長是局長的奴才……。自此之後，奴才的升與降、榮與辱、貴與賤、甚至生與死，往往都取決於主子的裁判，是故，主子對奴才總是一言九鼎，發蒙振聵，頤指氣使；奴才對主子總是卑躬屈膝，俯首貼耳，乃至唾面自亁……。自此之後，人們深切領悟到：知識、才幹是次要的，巴結討好上級領導最為首要，只要得到上級領導的歡心和賞識，一生人就受用不盡，前途無量了，以致許多被提拔重用的人，才幹、品德與其職務極不相稱，狗尾續貂，濫竽充數……。在這樣的氛圍中，對上級領導的種種不軌行徑，只有瘋子才會干預過問。聰明乖巧之徒，或曲意逢迎奉承迎合，利益均霑，或朋比為奸，瓜剖豆分，以致腐敗氾濫，貪官成堆，「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一場反右運動，罄南山之竹，書罪無窮；決東海之波，流惡不盡！
嗚呼！統治中國26年的毛澤東，惡貫滿盈至今，仍把他供奉在神壇上頂禮膜拜的人，無一不是受其恩澤的達官顯貴。他們抱殘守缺，固步自封，拒不重新評價毛澤東，拒不為舉世聞名的「六四」冤案平反昭雪，無非出於一己之私，顧忌動揺了共產黨根基，危及他們的顯赫權勢和家族的既得利益。「維穩」的實質在於確保權貴家族安如泰山，傳承萬世。他們一個個只顧生前風光，不怕死後遺臭。
嗚呼！鄧小平堅持反右「必要、正確」，皆因為他是反右的操盤手；鄧小平的繼承者拚死維護鄧小平的權威和地位，既出於對鄧小平的感恩圖報，也出於維護自己的切身利益……。一己之私，何至如此誤國誤民？這怨不得他們，縱觀人類近代史，勇於全盤否定集權專制的只有赫魯雪夫；勇於徹底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只有勃列日涅夫、戈巴契夫；勇於自暴家醜的只有德國；勇於為被鎮圧群體賠償道歉，建紀念碑、紀念堂的只有蔣經國；勇於為法西斯政府的血雨腥風承擔責任過失的只有施羅德、勃蘭特和普京。中國五千年來，聖主明君屈指可數，絕大多數地位高、智商低；手腕長，見識短；肚子大，器量小；謀略深，目光淺，敢於下「罪己詔」的，可謂鳳毛麟角，寥若晨星。
嗚呼！2300年前大詩人屈原「長太息以淹涕兮，哀民生之多艱」的感慨，鏈結當代著名學者柏楊「中國人，你的名字叫苦難」，多艱與苦難恰似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不盡！如今，改革開放30多年，0.4％的家庭佔有70％的國民財富，至少有90％的家庭苦苦掙紮在就業難，升學難，看不，可望而不可及。所謂的「依法治國」，不過是描繪在畫紙上的梅林，根本止不了渴。
嗚呼哀哉！無以尚饗，唯起病，買不起房，物價不斷上漲，商品品質下降，有毒食品防不勝防，以及司法腐敗，酷吏橫行，強遷強拆，申訴無門……的嚴峻生存環境中。所謂的「公平正義」，不過是鏡中之花，水中之月餘悲傷。
責任編輯：任慧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