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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1月29日訊】就要去台灣了。因為是有生以來第一次去台灣，這兩天有些激動，有關台灣的一些瑣事也在腦子里演戲，于是乎想起要寫這篇有關台灣的隨筆。打開電腦卻找不到得意的題名，便響起了一首歌曲《阿里山的姑娘》。所以我要聲明，我的這篇文章与台灣阿里山的哪位姑娘都毫不相干。
有關台灣最早的記憶是在小學三年紀的時候。那天國慶節游行，大人們舉著各种標語牌，其中就有一塊顯赫地寫著“我們一定要解放台灣”。大人告訴我：
“蔣介石帶著國民党坐船跑到台灣島去了。現在、台灣人民都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所以我們要盡快解放台灣。”
我當時很納悶，既然解放軍可以划著木船打過長江，為什么不可以划著木船追到台灣島去呢？
游行還沒看完，我肚子就餓得打鼓，跑回家里偷了個生紅薯就啃。啃到只剩下個小手指頭大的根，便把它丟到床底下去了。兩天后，母親打掃衛生，從床底下找回那個紅薯根，气憤地把我臭罵了一頓。母親气憤的當然是我不該偷食，（當時的食物都是有計划、要憑糧票、油票、豆腐票、紅薯票、……的）但偷食還不是主要的，真正令母親不可饒恕的是，我居然如此浪費、竟敢丟掉個就要和小手指一樣大的紅薯根。
“想想台灣人民吧，他們還都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吶。”
說著那紅薯根的全身都被母親吹了吹，便營養在了母親胃里的某個角落。
從那以后，我再也不敢浪費食物，吃飯連最后的空菜盤子都恨不得要用開水沖來做湯喝。要知道，只有那樣才能解放台灣。
大學畢業后我先是去了澳大利亞。一天，一位朋友去參加party，也順帶把我捎上。他告訴我說：“你今天可以見到一家台灣人。你們可以好好聊聊。”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台灣人。想著自己是來自偉大祖國的，一定要擔負起讓台灣同胞感覺到祖國溫暖的責任。于是在我本來就沒有什么東西的箱子里亂翻了一通，找出兩件從二手店買來的、不合身的衣服帶上。到了那個開party的朋友家里，卻看見那對台灣夫婦帶著個可愛的小男孩，明明是開著輛馬自達626車來的。交談中得知他們姓王，夫婦開了家豆腐店，其一個月的收入，要相當偉大領袖毛主席一年多的！party完后分手時，王先生說不知道會碰到我，所以沒有任何准備，順手從褲兜里掏出個很精致的打火机遞給了我。我也乘机將早就准備好了的那兩件舊衣服遞了過去：“是全棉的，留著擦汽車吧！”
對台灣真正開始了解，是到了日本以后。我裝了個衛星天線，可以收到一些台灣節目。首先使我惊訝的是，我可以听得懂80%的台灣語，那20%听不懂的部份，除了一些台灣專業用語外，就是台灣播音員的播音速度象打机槍一樣利落。其他使我吃惊的就是台灣并不象我記憶中的那樣“水深火熱”，不但毫不水深火熱，好象還很現代富裕。（既然已經過得現代富裕，那台灣人民還用得著麻煩大陸去解放嗎？）還有，就是台灣的政治家們開國會，有點象小學生俱樂部，竟然可以罵娘、吐爛痰，甚至大打出手。一天，還看見一位中年婦人跑上主席台，脫下高跟鞋在那發言人的半光頭上就是一鞋跟……再連想起小馬哥市長和阿扁總統當時竟選台北市市長的勁頭，才意識到台灣的民主化已經是何等的前衛。想想過去的中國，不小心打坏個毛菩薩石膏像都可以被從政治上打成反革命，從肉體上打成終身殘廢。就是今天，誰要敢在屋檐外面當著三個以上的人講江某人和共某党的坏話，那也是不得好死的事情。
三年前，我在日本偶然認識了一位姓熊的台中小姐。她當時已經快28歲半，可能是有點急了，見面了三次后就對我說：“我覺得我們有點象是在談戀愛。”而我覺得她与我過去接触的大陸婦女，從整體上基本上沒有什么兩樣，除了她講話時喜歡把“二”說成“e”而不是“er”。
近兩年，我接触台灣年輕人的机會多了些，尤其是從网上交了几位台灣朋友后，才很膚淺地感覺到台灣人整體來說比大陸人溫和含蓄（如果我說台灣人比大陸人更顯得有教養，九哥還敢回大陸嗎？）。然而，令人欣慰又可悲的是，台灣人對大陸的了解，一點也沒高明過大陸人對台灣的了解。
目前，台灣和大陸有待解決的問題還很多，比如是“一個中國”的好、還是“台灣獨立”的好，還有“三通”云云等等。當然那都是些大人物們傷腦筋的事儿。我們小百姓只圖太太平平、大家都過安穩日子，不要象我們無數的先烈，為了某個党、某個派，無謂地將性命變成了一堆被人遺忘了的歷史。
我這次去台灣，除了親身接触台灣、感覺台灣、把本人對台灣的直觀感受和印象傳達給大陸的同胞、為促進台灣和大陸的相互了解盡一小點民間義務外，主要的還是去一家台灣文學社商談《九哥文集》（一）平板印刷的事。這可以說是九哥第一次真正和台灣人打交道，除了我本人力盡全力外，也只能相信緣分和听天由命了。
（2001年11月21日）摘自民主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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