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31日訊】不久前，《南方周末》報導了美國孟山都公司對中國的野生大豆申請專利的事件，一時間輿論大嘩。緊接著，該報又發表了題為《要不要打基因保衛戰？》的後續報導。我對此事始終保持著強烈的關注。不過，我把它看作一個法律、科學和商業糾纏在一起的有趣事件。在中國加入關貿協定的今天，它給我們的啟示是：我們不僅要接受一套嶄新的商業規則，而且還要接受一種新的思維方式。我們既需要權利意識的覺醒，又需要義務觀念的確立。
但是，讀到《要不要打基因保衛戰？》這樣的標題時，我的心裡卻十分不舒服。刺激我的是"保衛戰"這個詞語。它太重了--一次狡猾的搶注專利事件，還遠遠達不到要我們以"保衛戰"來應對的嚴重程度。這是一種弱者的"過度反應"。
半個多世紀以來，我們對戰爭術語和軍事術語一直有一種病態的偏愛。雖然早已結束了戰爭狀態，但我們的心態並沒有完全調整到"和平年代"。在我們的電視、廣播和報刊中，與戰爭和軍事活動相關的、或將戰爭泛化的語言比比皆是。播音員會不由自主地脫口而出諸如"文化戰線"、"教育戰線"、"新聞戰線"一類的詞語，領導幹部會慷慨激昂地高聲宣布"打一場轟轟烈烈的殲滅戰"、"來一次全民皆兵的群眾戰爭"。法學家賀衛方曾經談到多年來我們的司法話語被戰爭語言毒化的狀況："司法界被稱為'司法戰線'，法官之間乃'戰友關係'，人們經常說要發揮法院的'前沿陣地'和'戰鬥堡壘'作用，法官要'能征善戰'，有時還要'大兵團作戰，……力求每戰必勝'。"連"法言法語"也受到了戰爭話語的腐蝕，可見其流毒之廣。最近，昆明市檢察院規定，在法律文書中禁止使用"狗急跳牆"、"喪心病狂"之類的語言來形容犯罪嫌疑人。對此，賀衛方給予積極的評價："此舉表面上看只是要求檢察官再語詞風格上有所改變，但是，法律語詞事關刑事被告人的地位，事關國家與公民之間的關係，甚至關乎法治的基本準則是否得以遵循。考察一國法治的程度，法律話語是否足夠理性化乃關鍵指標之一。"
賀衛方的分析可謂切中肯綮。然而，這種改變僅僅是在一個有限的領域內發生。在其他廣闊的生活範圍內，戰爭話語依然泛濫成災。我們把政治學習、"嚴打"、反腐、申奧、抗洪、環保、計劃生育等統統當作"戰爭"來看待。我們很少使用"和平"、"愛"、"溫柔"、"寬容"、"權利"、"尊嚴"這樣一些字眼，即使偶爾使用一次，也顯得羞羞答答。反之，我們在使用與戰爭、暴力有關的字眼時，卻顯得理直氣壯、"雄赳赳氣昂昂"。其實，我們對戰爭的殘酷和邪惡缺乏必要的體認。在我們製作的戰爭題材的文藝作品中，戰爭通常呈現出一種"凱歌高奏"的理想主義和樂觀主義的色彩，它通常遵循達爾文"社會進化論"的準則--正義一方必然獲得勝利、邪惡一方必然走向失敗。於是，戰爭成為一場盛大的狂歡活動和一個關鍵的歷史環節。
長此以往，我們把戰爭"生活化"了。在日常生活中，我們不自覺地、輕率地使用著無數與戰爭相關的語匯。在上面那則報導中，一個專利保護和基因研究的事件，居然也被冠以"保衛戰"的名稱，這是記者的潛意識。在孩子們的作文中，就已經開始頻頻地使用類似的字眼了。我想反問的是：戰爭真是一件好事嗎？古人早就說過，"兵"是一個國家的"不祥之物"，沒有一場戰爭的結果不是"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沒有一場戰爭的結果不是剝奪千百萬人的生命、毀滅千百萬家庭的幸福。有一位西方詩人說過："每一顆子彈，擊碎的都是母親的心房。"然而，有一部分中國人，他們熱愛戰爭卻勝過熱愛和平：民國時代，軍閥混戰年年有、月月有，同胞殺同胞一點也不手軟；共和國建立以後，暴風驟雨式的政治運動則以一種"準戰爭"的形式不斷上演。偉大領袖就是一個天生的"戰神"，他的文集幾乎就是"軍事文集"，沒有戰爭的生活是他無法接受的。從領袖嘴裡時不時地冒出"帶著部隊上井岡山打游擊"的話來，這顯然不僅僅是向那些"變修了"的戰友們發出的威脅。一九六四年，毛、劉因四清運動性質發生了分歧。據薄一波和安子文回憶，有了分歧後，毛曾對劉說過這樣一句話："你有什麼了不起，我動一個小指頭就可以把你打倒。"毛澤東在後來的確這樣做了，而且做得很成功、也很順利。在領袖的影響下，共和國文化被打上了鮮明的"戰爭文化"和"軍事文化"的烙印。人們都在模仿領袖的口吻，人們的話語中都充滿了"王者之氣"（或者魯迅所說的"山大王氣"）。"共和"成了一個被"閑置"的概念。
我在鄉下看到過不少氣勢洶洶的標語：某地林業部門為了遏制濫砍濫伐現象，貼出了"你砍樹，我砍人"的標語；某地計劃生育部門則號稱"誰超生，就讓誰傾家蕩產、家破人亡！"一位網友也在文章中列舉了三個例子：其一，在廣東佛山，一個兇手糾集一群歹徒暴打一位大學教授。當兇手被人告知其施暴的對象是該市唯一的一位博士時，該兇手回答："什麼博士，北大校長我都敢打！"其二，湖北宜昌市公安局刑警支隊的一個負責人，在面對就一名對非法拘禁案進行調查的律師時說："劉少奇是國家主席，怎麼樣？抓也就抓了。平反，恢複名譽是以後的事！"其三，西安市現代農業綜合開發總公司種植五場場長蒲渭濱，對一位前來採訪的記者說："我馬上叫人把你抓起來，看誰能把我咋啦！"他們活像是戰場上指揮千軍萬馬的巴頓將軍。這樣的人整天都與我們生活中一起，是我們身邊的"定時炸彈"。只要我們多留心一下就會發現，我們的生活已經被戰爭語言和軍事語言淹沒了，聽聽那些執法者和官員們的口頭禪吧--"什麼是法？我們就是法！"、"在這裡我上管天，下管地，中間管空氣！"、"我知道你們是電視台的，電視台算什麼東西？我會揍死你們！"、"我們要你生你就生，要你死你就得死！"、"法律是天平，把天平砸向犯罪分子的頭！"面對這些硝煙味十足的話，我不禁疑惑：我們究竟是生活在人民當家作主的"共和國"呢，還是生活在"誰有力氣誰就是老大"的樑山泊？更可怕的是，說這些話的人並不是在信口雌黃、並不是在拿大話和空話嚇人，他們說的是"大實話"，這些話裡包含了太多太多的實情--令人毛骨悚然的實情。
"毛式語言"和"毛式思維"已然內化到我們的血液裡。一種"有當代中國特色"的文化基因積澱了下來，一種"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言說方式方式和生活方式沿襲下來。我們並沒有真正告別充滿血腥和暴力的二十世紀，我們把自己的生活環境變成了互相撕咬的叢林和硝煙瀰漫的戰場。我們生活在恐懼之中，自己也在參與著恐懼的製造；我們受到暴力的傷害，自己也增添著暴力的泛濫。
在這樣的時刻，我想起了甘地。當我面對網上醜惡和蠻橫的謾罵時，我毅然宣布自己是一個甘地的信徒。然而，我立刻遭到更為猛烈和尖銳的辱罵。那些人認為，不是甘地戰勝了暴力，而是暴力消滅了甘地--在他們的眼中，最終死於暗殺的甘地是一個可笑的瘋老頭。所以，他們要沿著暴力的道路往前走。
盡管如此，我沒有回罵任何人。對於深陷於暴力和邪惡之中而無力自拔的那些同胞，我唯有深深的悲憫和同情。當然，他們的罪惡也有我的一部分，我跟他們並沒有"天壤之別"。在批評他人身上的迷狂之前，首先要檢討自己所浸染的病毒。那麼，甘地的非暴力思想是最好的解毒劑。甘地認為，暴力和戰爭是人類最大的錯誤，阻止戰爭是非暴力的信仰者的重要責任："由於基本上非暴力行為是所有生命的綜合體，某部分的錯誤一定會影響其全體，因此人類無法完全免於暴力。他只要仍然是社會的一分子，就不能不參與跟社會真正生存有關的暴力行為。當兩個國家在戰爭的時候，非暴力信徒的責任，就是阻止這場戰爭。那些地位與這項責任不相當的人，沒有反對這場戰爭力量的人，沒有資格抵制戰爭的人，可以參加戰爭，但是要盡量的設法使自己、國家、世界免於戰爭。"甘地看到了文明所受到的威脅與挑戰，他也知道坦克和飛機的可怕，但他還是站了出來，站成了弱者的脊樑，站成了卑賤者的希望，站成愛的化身。有時候，我不禁要痛苦地感嘆：雖然印度與中國在地理上接壤，但是甘地為什麼離中國如此之遠呢？盡管甘地在中國被"堂吉訶德"化了，但我仍然堅："甘地精神"將是中國文化鳳凰涅□時所必須的"催化劑"。
讓我們告別戰爭語言，換上"愛的言說"來更新我們的生命狀態。我想，如果有一天，甘地的言說和甘地的思想能夠像青草和鮮花一樣生長在我們這片滲透了太多鮮血和仇恨的土地上，那麼"冤冤相報"的歷史循環、"欺壓者與受欺壓者雙方苦毒怨恨的悲劇結局"（馬丁﹒路德﹒金語）就會在中國終結，神州也將成為真正的"神州"。
原載《議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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