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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11月15日訊】31 壞消息
1954年夏﹐一條震驚中外的特大新聞傳開了﹕中共中央公開宣佈“高饒反黨聯盟”已被揭發出來。“高”是高嵐﹐此人在解放前掌政陝北﹐在當地人民的心目中享有很高的威望﹐解放後任東北人民政府主席﹐新中國成立時﹐他又被選為第一屆中央人民政府的副主席﹐掌管全國財經工作。“饒”是饒漱石﹐解放前擔任過新四軍政委﹐和陳毅一同解放上海﹐陳毅任上海市長﹐饒任華東軍政委員會主席﹐轄管六省一市。後又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長。這兩個地位顯赫的大人物怎麼會一下子結成了“反黨聯盟”呢﹖我實在大惑不解。因為這兩個人已經在我的頭腦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清楚地記得1951年全國人民被動員學習高嵐的文章<<榮譽是屬于誰的﹖>>﹐其中心思想是﹕只有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人才能獲得最高的榮譽。顯然作者自己是一位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最高榮譽獲得者。而在這同時﹐我曾參加過華東軍政委員會的全體委員會議﹐我被分派在饒漱石的那個小組當任會議記錄。我就坐在饒主席的對面﹐聆聽他的指導性發言。他是那樣平易近人﹐被群眾譽為“斯大林伯伯”(他有一抹斯大林式的鬍子)……可是三年後的今天卻面目全非了﹗這二人被打倒了﹗有關此二人的輿論也反過來了﹐說<<榮譽是屬于誰的﹖>>這篇文章是別人寫的﹐被高嵐盜用的。而饒漱石是個偽君子……
所有幹部都奉命學習有關“高饒聯盟”的中央文件並認真討論。結論是﹕隨著革命的勝利﹐資產階級思想不可避免地要侵襲到黨內來﹐若不認真改造思想﹐就會滋長個人主義﹐地位高的人會成為個人野心家﹐因此每個革命者﹐尤其是出身不好的革命者﹐必須加緊改造思想。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黨組織在吸收剝削階級家庭的人入黨時要特別嚴格審查。這是黨組織的新規定。
這個新規定顯然對我很不利。
然而經過我的努力﹐我的入黨申請終于在這一年國慶節前夕在支部大會上通過了﹐儘管安納堅決反對。
同志們都向我祝賀。但是在我的志願書送到上級黨委審批時卻被暫時擱置起來—我還是沒有跨進黨的大門。
黨支部的組織委員找我談了心﹐態度誠懇地對我說﹕“黨為了進一步攷察你﹐暫時不批准你入黨﹐說明黨組織很注意自己隊伍的純潔。你如果真的熱愛黨﹐你就應該為此而高興。只要你不懈地努力﹐不久一定會成為一個光榮的共產黨員……”
的確﹐我熱愛黨﹐我也為黨的純潔而高興﹐然而我的情緒卻沒法高漲起來了。
就在這當兒﹐我的老同學胡大海來訪。
見到老朋友﹐我自然很高興。他現在長高了﹐身強力壯﹐已經是個大男子漢了。
我在會客室裡熱情接待了他﹐我們立刻進行了熱烈的談話。可是很快地﹐我被他帶來的噩耗弄得魂不守舍。
據他說﹐他的舅舅王老闆在解放之初被任命為徐州市副市長﹐可三反五反時說他是奸商﹐抓進監牢﹐死在牢裡。他還說家鄉的土改運動已經轟轟烈烈地進入復查階段。我的祖父在一次鬥爭會後病故了。又由于地主家的人不准外出﹐所以要胡大海到上海探親的機會﹐村委會托他順便來看看我﹐把我家的情況告訴我﹕我的叔叔因犯“反革命”罪而被槍斃了﹐胡月被遣送回自己的娘家去了。我的繼母被鬥爭多次﹐最後被打死。因為她有好多“罪名”﹕地主分子﹐反革命家屬(雖然父親已和她離婚﹐但她不承貌7b離婚﹐情願作反屬)﹐反對土改(因為脾氣不好﹐多次和土改隊的人爭吵)﹐最大的“罪名”是“不貞節”﹐這一點早已為駱姓家族所痛恨﹐因此在最後一次鬥爭會上﹐土改隊一說“有仇的報仇﹐有氣的出氣”﹐駱氏家族的一些人一擁而上﹐大打出手﹔而十年前被她罵得不敢開門的毛驢更是兇狠﹐他大叫著“君子報仇﹐十年不晚”﹐沖上去﹐舉起大棒﹐一下子把她打倒在地﹐她在地上打著滾﹐口吐鮮血﹐還大叫“你們不能打我﹗我是軍屬﹐我兒子是解放軍……”而這時站在一旁的土改隊員冷笑說﹕“你有兒子﹖那個解放軍才不是你的兒子呢﹐解放軍的階級覺悟有多高啊﹐他早就跟你划清界限了﹐從來就沒回來看過你﹐你別痴心妄想了﹗”……直到她奄奄一息時﹐土改隊隊長才下令“停止武斗”﹐隨後由外祖母和舅舅把她抬到劉村後不久就死了﹗
聽到繼母的慘死﹐我戰慄了﹗
我的思想亂極了。我的朋友後來講的話我已無心聆聽﹐模糊中好像聽說胡大海當了小學教師﹐他的哥哥胡大山參加了“志願軍”﹐赴朝鮮作戰犧牲了……
這些噩耗對我的打擊太大了。我已無心招待客人﹐連午飯也忘記請他吃了。
最後﹐胡大海從旅行袋裡掏出一把竹笛﹐說﹕“這是我從你娘屋裡發現的一件唯一的遺物﹐別的什麼也沒有了。”
我看到這笛子﹐繼母和小妾舅 媽的形象同時出現在我的腦海裡﹐我接過笛子﹐禁不住熱淚奪眶而出……
“我想知道你要不要回家一趟﹐去看看繼母的墳﹐不管怎麼說﹐她到底是把你從小撫養大的。”大海說。
我真不知道如何是好。沉吟了半 ﹐我喃喃道﹕
“大海﹐你知道我是個解放軍﹐又在保密機關工作﹐我不能回去看一個地主的墳﹐我必須划清界限……這樣吧﹐我請示一下領導再說﹐如果領導同意……”
“好啦﹐我沒想到你是這樣一個立場堅定的解放軍戰士。”他的聲音很低﹐但是很明顯在諷刺我。
“你應該明白﹐大海﹐”我說﹐“三天前﹐領導上還對我說﹐上級黨委暫時未批准我的入黨要求﹐組織上還在考驗我﹐我不能在這關鍵時刻……”
“好吧﹐”他打斷我的話﹐“現在我明白了。我不應該來看你﹐你是個立場堅定的革命者﹐你應該跟我也划清界限﹐”他生氣了。並且從我手中奪回那管笛子。“這笛子也是地主的﹐它對你已經毫無意義了。你也得跟它划清界限﹐我帶回去交給我的侄子﹐他本來想留作紀念的﹐他聽說你娘被打時﹐他都哭了﹐他有情有義。你肯定忘了﹐因為他爸爸救了你﹐你娘給他縫了個百日帽﹐當時他還在搖籃裡﹐現在長大了……唉說這干啥﹐對你來說﹐什麼都沒有意思了。”
他堅決地站起來﹐“我走了﹐我要趕下午五點鐘的火車。”說罷就匆匆走了﹐頭也不回﹐也沒說“再見”。
我望著大海漸漸走遠的背影﹐思想亂極了。我沒吃午飯。
我馬上向支部領導彙報了這一切情況﹐抱著一線希望試圖請假回家一趟。然而領導聽了我的彙報後﹐冷冷地說﹕
“駱駝同志啊﹐你光說划清界限﹐可實際上你和你的地主繼母還有著千絲萬縷的感情聯係。你怎麼不想想在鬥爭會上﹐貧下中農打她﹐這說明群眾是多麼恨她﹐你如果站在貧下中農立場上看問題﹐就不會對她有任何同情﹐可是你現在的情緒這樣不健康﹐叫上級黨委怎麼批准你的入黨申請呢﹖好好考慮考慮吧﹐同志﹗”
既然這樣﹐我也就無法請假了。
在極端煩躁當中﹐我又想起了那管竹笛﹐那是個多麼重要的紀念物啊。
我得把它討回來﹗
下午五點鐘前﹐我匆匆趕到火車站。所有旅客都已上了車﹐我在月 臺上﹐沿著列車大聲呼喊﹕“胡大海﹗胡大海﹗……”
火車啟動了……
突然﹐胡大海從一個窗口伸出頭來﹐他看見了我。我沖著他喊道﹕“笛子﹗笛子﹗給我笛子﹗”
“不﹗”他只回答一個字﹐就把頭縮回去﹐隨手關上車窗。
火車開快了……
那天晚上﹐我又失眠了。
我要找一個人傾吐一下我的衷腸。於是我向老柏同志詳詳細細彙報了胡大海來訪的全過程。他認真地聽我說完之後﹐很誠懇地對我說﹕
“小駱啊﹐你這樣老老實實向我談了你的思想情況﹐你是一個很誠實的同志。不過通過這樁事﹐也可看出你到現在仍沒有和地主家庭划清界限。這也難怪﹐你畢竟是在那個家庭長大的嘛。思想改造是長期的﹐要脫胎換骨啊﹐所以有時會很痛苦。不過你別灰心﹐只要繼續努力﹐目的總會達到的。”
我再也沒有什麼可說了。
一個星期後﹐新任的黨支部組織委員安納同志找我談話。她仍象往常一樣滿臉堆笑﹐態度仍是那樣和善可親﹐說話的聲調仍是那樣溫和友好﹐但我覺得她的骨子裡有一股逼人的寒氣﹐但用詞卻是很有分寸。她說﹕
“昨天﹐上級黨委又來了解你近來的表現﹐為了對黨負責﹐我們如實作了彙報。結果我們取得了共同的意見﹐暫時不批准你入黨﹐但不是永遠不吸收你﹐只要你繼續努力﹐黨的大門是永遠向你開著的……”以後的話我已經沒有心思聽了。談話結束時﹐她為了表示友好﹐還輕輕地拍了拍我的肩背﹐我感覺她在用像皮包著鋼絲的鞭子狠狠抽打我﹐皮下肌肉已經打爛﹐但表面卻看不出傷痕來。
杜娟表妹來信了。信上說她正在尋找我的老同學艾思爾﹐一旦找到就來信告知。信上還告訴我一個好消息﹕她已經入團了﹐並且肯定地估計我已經是個共產黨員了。
我立刻回了信﹐首先祝賀她加入了青年團﹐至于我﹐由于我的家庭出身問題﹐我的入黨申請被拒絕了。“我們二人情況不同﹐你出身于貧民家庭﹐你前途光明﹐我是沒有希望了﹐因此我不願連累你﹐我們倆命定不能結合的﹐你另外找對象吧。”我這樣寫﹐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把信投入郵筒。
很快地又收到她的來信﹕
“……你沒能入黨﹐這不是你的過錯﹐而是黨組織的過錯。你千萬不要把這事放在心上﹐不入黨照樣干革命。我永遠愛你﹐永不動搖﹐你放心。”她的信還是這麼熱情洋溢﹐“艾思爾找到了﹐我打聽到了她的地址﹐但我暫時還不能訪問她﹐因為我不認識她。我想你可否寫封信給她﹐由我轉去。你給她的信可以附在我的信封裡﹐並且封好﹐我保證不看﹐可以嗎﹖”
我簡直是心花怒放了。馬上寫了兩封信﹐一封給艾思爾﹐另一封給杜娟﹐告訴杜娟﹐她可以看我給艾思爾的信。
興高采烈到郵局寄了信回來﹐老柏找我談話﹐交給我一封組織介紹信﹐通知我﹕因為工作需要﹐調我到上海煤礦設計院去編一個內部刊物。
從此﹐我脫下軍服﹐永遠地離開了這個軍事機關。這是1955年的春天。
調到上海煤礦設計院不久﹐忽然聽到一條爆炸性新聞﹕台灣爆發了震驚世界的“孫立人事件”﹐說孫立人部下圖謀搞兵變未遂﹐以郭廷亮上校為首的一伙人以“通匪”罪而被擒﹐至牽連到中下級軍官三百余人被逮捕。策反孫立人一事件早在情報部門時就有所聞。我們認為孫立人是一位大義凜然的抗日名將﹐民族英雄﹐儘管他在內戰初期也曾奉命討伐人民解放軍﹐但他認為國家至上﹐民族至上﹐他痛恨國民黨的腐敗﹐不參加國民黨﹐只是被人硬行“拉進”黨內﹐做了個名義上的“特別黨員”。他從不出席黨的任何會議﹐十分痛恨國民黨的派系鬥爭﹐他吃過這種鬥爭的虧﹐想當年率領新一軍揮戈北上從共軍手中奪下長春時﹐他沒有按照慣例被黃埔系的東北長官杜聿明任命為長春警備司令﹐卻任命在他之後進入長春市的新六軍軍長廖耀湘為警備司令﹐原因就是因為孫立人不是“黃埔系”而廖耀湘則是黃埔系。此事使孫耿耿于懷。孫立人到台灣後當了陸軍總司令﹐兼台灣警備司令和保衛司令﹐他痛恨特務活動﹐反對特務控制軍隊﹐因此在海陸空三軍中﹐唯有陸軍總部不讓軍統特務進門﹐還讓自己的親信把關清除特務﹐而對于和中共暗中有聯係的親信人物卻眼開眼閉﹐不予處理﹐這樣就遭到他人忌恨﹐凡此種種﹐都被共產黨認為是策反的有利條件﹐所以這一工作進行得比較順利。而由于孫立人樹敵太多﹐1954年被萷去陸軍總司令職﹐“升”為“總統府參軍長”﹐大權旁落。共產黨地下人員便通過在東北戰場被俘而又釋放“歸隊”的孫立人老部下(為數眾多)廣泛開展“兵運”活動﹐製造輿論﹐擁護孫立人上臺。據悉﹐他們計划于1955年6月6日下午趁蔣介石閱兵時﹐一舉發動兵變﹐挾持總統﹐以孫立人取而代之﹐隨後即可與中共談判﹐和平解放台灣……然而這一計划卻早被國民黨的情報人員知悉﹐他們當即立斷﹐先發制人﹐于閱兵前一小時發起突然襲擊﹐以信雷不及掩耳之勢﹐抓捕了謀反者。台灣軍統頭子毛人鳳親自秘密審訊郭廷亮﹐作些私下交易。孫立人不得不引咎辭職﹐從此被軟禁。此案折騰了三十多年﹐始終沒有水落石出。不少人為孫立人鳴冤叫屈﹐其實這並非“冤案”﹐只不過作案人手段高明﹐始終不讓人抓住把柄而已。郭廷亮成了“事件”的犧牲品﹐他是替罪羊。這件事再次說明中共的情報工作確實出色。
在孫案發生前﹐大名鼎鼎的衛立煌將軍已從香港返回大陸﹐在北京坐上了“國防委員會副主席”的寶座。如果孫立人“義舉”成功﹐則不但臺海風波將是另一番景象﹐我的家庭以及我和親人的團聚也將是另一個模樣。然而“孫案”敗露了﹐這被捕的三百多名中下級軍官中定有我父親在內﹐我不能不為此而懮心忡忡了。
然而徒然懮愁又有何濟﹐我不能不面對現實﹐全身心投入工作﹐況且政治運動接湩而來﹐我也來不及考慮太多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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