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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12月20日訊】據《南方週末》12月19日披露的一個令人震驚的事實：2002年11月中旬，一名讀者向記者報料，透露了一個令人震驚的事實：湖南省浦縣有一批被稱作“雞頭”的人，他們拐帶女孩，強姦她們，並強逼她們賣淫。
* 14歲少女被“以50元的價格賣給了一個50多歲的老頭子”。
* 一個村，就有半數以上女孩遭到“雞頭”的毒手。
* 一名警官說，透過他們多年的觀察，低莊的“雞頭”估計有近千名。
* “雞頭”氾濫倡狂的原因，歸結為警方某些人的縱容和不作為。
* 在當地很多人眼裏，做“雞頭”就像做廚師、做買賣一樣，是一種平平常常的職業。
* 據說在低莊，當經濟不寬裕時，男人特別是年輕男人已習慣了鼓動妻子或女友出去賣淫，他們並不一定是“雞頭”，但只要能賺回錢，是不是“戴綠帽子”的議論，他們不在乎。
2002年11月中旬，一名讀者向記者報料，透露了一個令人震驚的事實：湖南省浦縣有一批被稱作“雞頭”的人，他們拐帶女孩，強姦她們，並強逼她們賣淫。
那位讀者說，幾年前當地一位名叫張希生的老人對“雞頭”現象進行了調查，掌握了大量事實，並帶領一些受害女孩家長進行抗爭。但這些抗爭幾乎沒有任何作用。
幾天后，記者前往張希生老人的家鄉浦縣低莊鎮，展開了調查。
在張希生家
浦在湘西，從長沙坐車西行，還有近十個小時車程。這是個有文化底蘊的地方：兩千多年前，屈原曾流放於此，並寫下了千古名篇《涉江》。
正是初冬時節，陰雨天氣已綿延了好多天。11月16日，冒著濛濛細雨，在換乘了火車、長途客車、小公共汽車和“慢慢遊”（當地對簡易機動車的稱謂）後，又踩著泥濘在鄉間小路上步行了一個多小時，下午七八點，記者終於到了張希生的家———浦低莊鎮荊湖村。
一個極為普通的鄉村人家，不尋常的是，堂屋的四壁上貼滿了條幅。一幅狂草格外醒目：“當年保衛一方安，蛀蟲害馬亦膽寒。刀上有鋼草木斷，心中無私天地寬。”張希生的老妻說，這是張平時感嘆時局寫下的明志之言。
在浦，張希生是個大大有名的人。村民們對他的評價是：嫉惡如仇，為人熱忱，好打抱不平。更難得的是，他懂政策和法律，所以村民們有事總愛找他。根據張妻的介紹，多年來張希生共協助當地警方破獲了300多起案件。
“晚了，你們來晚了，他現在進監獄了。”張妻說。年中，62歲的張希生在帶領一幫老人到有關部門反映一情況時，因人群中出現過激行為而被抓。9月，張以聚眾衝擊國家機關罪被判7年徒刑。
將擠在門口看熱鬧的孩子們趕走後，張的兒子張妙林小心翼翼地從裏屋找出一個油紙口袋，低聲說：“這就是村民們反映的材料。”
這本包裹得嚴嚴實實的厚厚材料，張希生花了幾個月時間才整理出來，它記錄了該鎮7名被騙外出賣淫少女及其家人的血淚控訴。這本能僥倖保留下來的控訴狀，真實記錄了發生在少女們身上的令人髮指的一幕：
血淚控訴：被騙外出、強姦、被迫賣淫
1998年12月2日。一個令低莊陽興村農家女小蓮（化名）終生難忘的日子。她和同村女孩小翠（化名）、荊湖村的小菊（化名）、月塘村的小梅（化名）———她們的年齡在14至16歲之間———在鄧娟等當地女孩“到外面玩玩”的遊說下，被從家門口帶離開。
後經證實，鄧娟等是受“雞頭”龔海建指示的。鄧娟早年被龔海建帶出去A後來成了“二雞頭”。
第二天，在龔海建等人的帶領下，小蓮等4名女孩被騙到廣西貴港市一家旅社住下。當晚，在夜幕的遮掩下，罪惡上演了。借助小蓮、小翠等人的回憶，我們得以接近那個血淚斑斑的夜晚：
“我聽到小翠的房間裏傳來劈劈啪啪的打鬥聲和哭聲，起身去看。原來張貽勝（龔海建同夥）摸到小翠的房間，捂住小翠的嘴，要強姦她；小翠不從，掙扎著跑到窗邊，說：“誰敢逼我，我就從樓上跳下去。‘張貽勝走過去，劈劈啪啪就是幾個耳光，又兩腳踢在她的小腹上，說：“你覺得老子不好，那你就和張明（龔海建同夥）睡去！’小翠仍然不從，張貽勝將她的鞋脫掉，用鞋打她的嘴，我看見小翠的嘴血沫飛濺，臉一下子就烏青著腫起來。”
———摘自小蓮1999年3月28日控訴材料第12頁
小蓮、小菊、小梅分別遭到龔海建同夥的強姦，小翠倖免。
第二天白天，小翠曾想買刀片割腕自殺，但她沒錢。這天晚上，她最終沒有逃脫厄運：
“張貽勝過來抱我，我一動他就打我耳光。他用一隻手箝住我的手，用一隻腳扣住我的腳……”“我恨死了他們，我說我就是走路也要走回去。可是他們不許，張勇說，‘你得接客去，接了客有了錢，你就可以回家去了。’”
———摘自小翠控訴材料第8、20頁
隨後小翠被“以50元的價格賣給了一個50多歲的老頭子”。
4名女孩就這樣在貴港開始了賣淫生涯。在那裏她們遇到了很多來自低莊的女孩。不久，4名女孩中的3名分別被帶到南寧、深圳、北海，在那裏，她們也遇到了很多低莊女孩。
除了這4名女孩外，材料還附帶另外3名女孩的控訴，其中一名女孩是張希生的外侄孫女，她被拐帶強迫賣淫時只有13歲。而另一名13歲女孩小華（化名），在小蓮等4名女孩被帶出後的第二天，被雙井鄉人張某等帶走，在40多天裏接客70餘人，後來患上了嚴重的性病。
在控訴材料的最後，小蓮是這樣結尾的：
“聽老人講，過去有一首歌，說生活好比是黑咕隆咚的苦井，婦女在最底層，看不見太陽，看不見的天，數不盡的日月，數不盡的年。多少年多少代，盼得鐵樹把花開……我在想，鐵樹真的開花了嗎？”
家人：從抗爭到絕望
為了找回女兒，小蓮的家長們曾想求助於警方，他們到低莊鎮中心派出所報了案，卻石沉大海，沒有音訊。
無奈之下，古月瑞（小蓮的父親，化名）、張剛（小翠的父親，化名）等決定自己去找。這時他們已知道女兒是被龔海建一夥帶走的，他們找龔海建的父親要人，哪知龔父哈哈大笑，斜著眼睛，嘴角一撇說：“你們還想報警？我兒帶女已不是一兩回了，你聽說誰來抓過他？再說，低莊這麼多‘雞頭’，你又聽說誰被抓過了？”
最後，被逼纏得無法脫身的龔父被迫帶古月瑞等前往貴港。其時小蓮已被帶到桂林賣淫，一直等到晚上6時，古月瑞才看到自己的女兒：她面黃肌瘦，渾身發顫，不敢說話。但他什麼也不敢說，在接女兒走時，他看見一群群“雞頭”“惡狠狠地”盯著他倆，眼神“像要殺人一樣”。
同去的小菊母親則沒有這般“幸運”：“雞頭”並未如約將小菊帶來，傷心絕望之下，她跑到小菊“上班”的旅社門口哭喊起來。但“誰也沒有理她”。
回到低莊後，小蓮整天把自己關在屋子裏，不言不語。她說曾想向當地警方報警，但有一次來了個警察，聽說她只有14歲，便罵“雞頭”：怎麼這麼小的也搞來了？
憤怒之下，古月瑞決心聯合其他幾個家庭，向公安局舉報。但是他們跑了很多次，也沒有結果。後來經人指點，他們找到了張希生。就是從這時起，張希生老人帶著他們走上了漫漫求助路。
1999年初，他們偶然中聽說低莊派出所將一名涉案“雞頭”抓獲，曾非常欣慰，以為正義將得以彰顯，但很快便失望了：這個雞頭不久就被縣公安局放了。
為此，張希生曾帶領古月瑞們找到時任浦縣公安局局長的沈某，張希生大聲質問：為什麼會這樣？沈局長很尷尬，讓張希生“坐下好好講”，但張希生講到激憤處，把材料往桌上重重一摔，一拍桌子站起來，兩眼直視局長：“這麼小的女孩子……這件事你們有什麼理由不解決？”
惟一的“勝利”是找回了小菊、小梅二人。但為了讓她們回家，她們家人各出了1500塊錢，作為辦案人員的“差旅費”。關於此事，張希生和一名辦案人員有過一段值得玩味的對話：
張問，你們辦案怎麼向受害者伸手要錢？對方答，暫時由他們墊支一下，等抓到罪犯弄到錢，再還他們。張希生又問，按國家規定，你們不是吃公糧的嗎？答，這個規定那個規定算得了什麼數？鎮上說了才算數！
在當地反映情況沒用。當年6月中旬，張希生帶古月瑞們到省城長沙告狀，他將自家的糧食賣了，給了同去的12個人每人100元錢作路費，以致回家後自己都沒有糧食吃了。
四年下來，他們告狀沒有取得任何結果。古月瑞說，“就像一塊石頭丟進水塘裏，泡都不冒一個。”張希生被抓後，他們更是徹底死心了。
低莊有多少“雞頭”？
2002年11月19日，湖南某監獄內，張希生接受記者採訪。
“這些喪盡天良的傢夥，個個都該判死刑。”儘管是在監獄的會客室裏，這個倔強堅毅的老人仍然鬥志昂揚，聲音洪亮，透過鐵欄杆望去，老人的眼神有一種難以言傳的犀利。
低莊到底有多少“雞頭”？
老人說，幾年來，他對低莊每個鄉村都作了細緻入微的調查。他採取在東西南北四個方向抽樣調查的方法進行了統計，結果發現，每個村都有數十個“雞頭”，低莊鎮共有25個村，按最保守的統計，整個低莊差不多有500到800個“雞頭”。
11月23日，記者從浦警方得到一個非正式統計的數位，一名警官說，透過他們多年的觀察，低莊的“雞頭”估計有近千名。
“雞頭”的產生，應追溯到1990年代初期。和全國很多地方一樣，那時湖南颳起了一股南下打工潮。一些既無文化又無資金、技術，更不願意吃苦，卻又夢想一夜暴富的人打起了拐賣婦女的主意，但很快他們就發現：組織賣淫來錢更快，這些人就搖身一變，又成了“雞頭”。
“雞頭”在1990年代中期達到鼎盛，一批“雞頭”很快暴富起來。記者在低莊採訪期間，不時聽到類似的“傳說”：誰誰誰當年如何如何、後來收手不幹了、家中資產若干等，說者口沫橫飛，傃羨之色溢於言表。
“雞頭”組織的內部運作
一名收手的“雞頭”透露，“雞頭”一般是有組織的，而且很多帶黑社會性質。
一個大的“雞頭”組織，內部有嚴密的分工：有“扎地盤”者，負責到一個地方“開闢市場”，交結官吏，尋找靠山，並負責協調和其他“雞頭”組織、黑道幫會的關係，有時還充當打手；有“帶貨者”，負責在家鄉或者別的什麼地方組織“原材料”，並送到目的地；有“媒子”，負責引誘、勸化、培訓被拐來的女孩，最終讓她們完成“職業化”過程。
一般來說，“媒子”通常由曾經被“雞頭”拐出賣淫、後來被馴服變得死心塌地的女人（“二雞頭”）擔任，她們引誘女孩不容易引起戒心。當女孩不從時，往往是“雞頭”唱紅臉，她們唱白臉，用“在家呆著有什麼好，不如跟我們出去賺錢”之類的言語進行洗腦。培訓的內容，包括強行組織女孩觀看現場性交表演，以去掉她們的羞恥心和防衛意識，傳授“職業”技巧，並進一步教會她們如何從嫖客身上矇騙、詐取更多的錢財。
根據小蓮、小菊等的指控，以及張希生的調查，龔海建一夥就是很典型的一個“雞頭”組織。但龔海建一夥並非低莊最大的“雞頭”組織。張希生說，最大的要算陳某，一個村的村委會主任。陳過去當“雞頭”時，手下控制著至少100多個“雞頭”。這個說法在警方那裏沒有得到完全的印證，警方同時說，“他現在好像已經不再做‘雞頭’了”。
那名已收手的“雞頭”說，和那些單打獨鬧的“雞頭”相比，“雞頭”組織顯示出強大的威力，單獨的“雞頭”一般只敢對一個女孩下手，“雞頭”組織可以一次性對一大批女孩下手。“雞頭”多以“大家一塊出去玩”、“介紹到某地打工”、“談戀愛”等名義引誘女孩，一旦出門就施以暴力迫使其就範。
猖獗的“雞頭”現象背後
除利益驅動外，張希生將低莊“雞頭”氾濫倡狂的原因，歸結為警方某些人的縱容和不作為。以龔海建拐帶小蓮等為例，他一直認為警方某些人和“雞頭”之間，有某種不可告人的往來，所以根本就不管這個案子。
11月24日，浦縣公安局刑偵大隊一位負責人在接受採訪時說，張希生誤會他們了。實際上他們曾經派人調查過此事，還於2000年8月將龔海建刑事拘留，並移交檢察院起訴，龔後來還被判了刑。但龔的同夥，限於條件，公安局沒能將他們一一抓獲。
這個“限於條件”，指的是什麼？
該負責人說，公安局面臨嚴重的經費短缺。該局幾百號人，一年包括工資和行政、辦案經費在內，只有200餘萬元。很多幹警每個月只能拿不到一半的工資———比如他自己，每個月工資只有400元到600元，還經常得為某個基礎工程或者公益事業捐贈。
人手緊張也是公安局面臨的一個問題，有些鄉一個派出所就只有一個人，連辦公室都沒有。“這個警察又要維持日常的治安，又要長途跋涉去解救被拐少女，還要捉拿‘雞頭’，他辦得到嗎？”
該負責人說，不僅如此，他們還面臨著法律上的一些困難。法律規定，要指控一名“雞頭”涉嫌組織賣淫，就得提供齊全的證據：除了要有賣淫者、組織者的口供和證據外，還要有嫖客的口供和證據———“但嫖客往往是流動的，你到哪找？”
“在很多時候，我們抓到一個‘雞頭’，明明知道他拐帶組織賣淫了，你就是沒有足夠證據辦他，你說我們著不著急？加上經費的困難，所以我們很多時候只能對他們進行治安處罰，罰一點款了事。”這位負責人說。
一個令人關注的問題是，在此背景下，幾年來有多少女孩被“雞頭”帶走？
對此問題，張希生也無法回答。
據古月瑞說，他所在的陽興村，幾年來已有半數以上女孩遭到“雞頭”的毒手。
校園和“雞頭”的“戰爭”
據了解，近幾年來，“雞頭”已把罪惡的黑手伸向了當地學校。
2002年11月20日上午，按照張希生的指點，記者來到低莊某學校。和記者見過的其他中學相比，該學校除了緊閉的校門，還有高得有些異乎尋常的圍墻。
記者要找的是鐘建雲（化名）老師，四年前，他尚在念初二的女兒小惠（化名），從這裡被騙到了外地。
那時學校不像現在這樣實行封閉式教學，小惠愛到校門外玩，後來就認識了一個叫李明的年輕人。低莊人李明時年18歲，無業，平時偷摸嫖賭，打架搶劫，曾被勞教過。李明對小惠說，他要和她“談戀愛”。
1998年10月，小惠被李明帶到浙江。鐘建雲夫妻天天請假外出尋找，在一次次的失望和沮喪中，精神處於崩潰邊緣的鐘妻臥軌自殺，幸被人救起。
出走一個多星期後，小惠打來電話，向鐘哭訴李明用衣架打她，將她的眼睛都打出血來，因為她“不聽話，不服從安排”。鐘建雲夫婦大急，跑到李明家中，逼迫李明父親一塊外出找人，兩個月後終於將女兒找回。
小惠絕口不談在浙江的遭遇，鐘建雲夫婦只好將她轉到幾百公里外的一所學校讀書。不久，小惠被檢查出宮外孕，在手術臺上歷經生死之後，這個14歲的初二學生終於向父母哭訴了事情真相：李明是個“雞頭”，他將小惠帶到江蘇南通後強姦了她，給她吃搖頭丸，並逼她去“掙錢”。
鐘建雲夫婦雖然震驚，卻不敢報案，除了擔心名譽受損外，主要害怕受到“雞頭”更厲害的報復。“你不甘心又能怎樣？”
該中學隨後宣佈實行封閉教學，並將學校的大門和圍墻加高。“這就像一場戰爭，高高的圍墻就像一堵城墻，‘雞頭’們想方設法要攻進來，老師們千方百計要守住。”一位老師說。
其實，“戰爭”從1997年左右就已經拉響，小惠的遭遇只是眾多“戰役”中最為慘痛的一起：她的父親是老師——如果連自己的女兒都不能保住，這樣的防守是怎樣的軟弱和悲壯？
在這位老師的記憶中，鎮上隔三岔五就會傳來消息：某中學某年級女生又被“雞頭”帶走了。記者從該縣公安部門得到的情況是，類似的案件在浦每個月至少要發生好幾起。對此，老師們起初感到憤怒，繼而感到無奈，隨後就麻木起來。
“雞頭”們最肆無忌憚的日子，是在1997、1998兩年。“一到學校放學，校門外就會呼啦啦地竄來許多摩托車，只要見著漂亮的女學生，騎摩托車的年輕人就上前搭訕。”鐘建雲所在學校附近一位居民這樣向記者描述當時情景。
這些人是“雞頭”們派來“勾”女學生的馬仔。早先，“雞頭”們親自出馬，但女孩們一見他們就感到害怕，“雞頭”就只好用年輕的“馬仔”來達到目的。
“雞頭”們為何要將手伸向學校？
低莊鎮中心派出所一位警察說，一些被抓獲的“雞頭”交代，因為不少村莊的女孩幾乎都被帶出去了，眼看“原材料”要枯竭，“雞頭”們必須開拓新的“材料基地”，中學就自然而然地成了“雞頭”們打主意的對象；另外，當時的“市場”出現了一些新的需求，很多嫖客喜歡稚氣未脫的女中學生。
一個女老師告訴記者說，前兩年一個賓館的老闆陪鎮上領導到學校視察，那老闆原先是個“雞頭”，後收手轉行，但賓館裏仍然有色情服務。望著一些女學生的背影，老闆滿臉得意地說：“你看，我們賓館後繼有人啊！”領導一聽，哈哈大笑。
這事被學校老師視為奇恥大辱，一些女老師在私下裏談起時不免要偷偷落淚，但光落淚有什麼用？
“沒有誰來改變這一切。”女老師憤憤地說。
被改變的民風
在低莊，說起“雞頭”時人們會是怎樣的一種表情？憤怒？不齒？鄙夷？嘲笑？
“不，你錯了。”某村村民王福成（化名）神色平靜坐在記者面前，悠閒地點上一支煙，“只要能賺錢，做什麼不好？現在誰還管什麼面子不面子？”
王說，在當地很多人眼裏，做“雞頭”就像做廚師、做買賣一樣，是一種平平常常的職業。大家更關心的是能不能賺到錢、能賺多少錢，“誰關心它合不合法，齷齪不齷齪？”
王有個鄰居，是個帶著兩個女兒的寡婦，前幾年，受“雞頭”啟發，寡婦帶著兩個女兒到了福建。幾年後回來，寡婦將自家的房屋翻蓋一新，兩個女兒傃麗的服飾也晃得人心慌。起初，村民們還在背地裏“撇撇嘴角，指指點點”，後來王就發現，大家似乎對她家漂亮的傢具更感興趣。
某些場合寡婦也給人講在福建“闖蕩”的經歷，一些村民羨慕地說：“你真有福氣，生了兩個女兒。”
王福成說，不知從什麼時候起，低莊在生育觀念上發生了重大改變：別的地方是重男輕女，而低莊卻是重女輕男。在一些人的眼中，生10個兒子都比不上生1個女兒。
據說在低莊，當經濟不寬裕時，男人特別是年輕男人已習慣了鼓動妻子或女友出去賣淫，他們並不一定是“雞頭”，但只要能賺回錢，是不是“戴綠帽子”的議論，他們不在乎。
這種現象已經影響了當地年輕人的擇偶觀。王福成說，一些低莊青年在交女朋友時，首先注重的，不是女孩人品好不好，而是女孩有沒有“賣相”。“的的確確是這樣。”見記者半信半疑，王福成趕緊聲明。
人們對“雞頭”的情感變得微妙而複雜起來。“按道理，我們應該恨他們才對，可有時候我們又對他們心存感激。”低莊荊湖村一位村民說。
前年，他們村兩名女孩被一個女“雞頭”帶到外地，過不了多久，女孩家開始源源不斷地收到女孩的匯款。於是，她家人不再抱怨了，“聽到有人說對‘雞頭’不利的話時，還站出來幫她說話”。
11月24日，記者離開古月瑞那間破舊的房屋時，他遲疑著說：當初他們冒著被報復的危險，吃那穧h的苦，一定要討個公道，並不完全是為了自己的女兒，也不是想得到賠償，而是希望警方懲治“雞頭”，使鄉親們不再受到“雞頭”的侵擾。但是，他現在越來越弄不明白了：“為什麼有些女孩自己要主動出去？還有人指責我們多管閒事？”
他小心翼翼地問：“你說我們錯了嗎？”
7個女孩的結局
在浦採訪的日子裏，記者一直未能見到7個被“雞頭”改變了命運的農家女孩。
根據古月瑞等人的描述，這些女孩已紛紛於2000年前後外出。在張希生們的上訪努力屢屢受挫後，她們已失去信心。
以下是記者了解到的她們的去向：
小蓮、小翠，她們在深圳的一家企業打工，每天加班到深夜，月工資只四五百元；
小梅和小華，都得了嚴重的性病，沒錢治療，最終返回貴港，重操舊業；
小菊和另外兩名女孩的下落，迄今無法知道。有人說，她們在打工，也有人說，她們到別的地方“另立山頭”去了。
七個女孩裏，年紀最大的也還沒有二十歲，她們的青春之花還沒有開放，就已經凋謝了……
附錄：被逼賣淫少女的申訴材料：
“我哭不出聲來，我用牙刷盒子把我的左手腕鋸開了一個口子。這時××來了，他用力箝住我，扯我的褲子……××走後，我繼續割腕，割開了一寸三分長的口子。我邊割邊用自來水沖洗，以使血流得快些。我想我沒有臉見我的爸爸媽媽了，割腕的嚓嚓聲中，我的眼淚不停地流。 ———摘自小翠（化名）申訴材料第20頁
在當地，以非法組織賣淫為業的分工嚴密的“雞頭”集團已猖獗了近十年,為數眾多的當地少女遭到殘害；當地的淳良民風正逐漸改變：就像任何一種賺錢行當一樣，做“雞頭”變成了一種職業：“不重生男重生女”，在當地幾成現實。
“雞頭”尋“貨源”7部曲
·“雞頭”以“打工”、“出去玩”、“談戀愛”等名義，引誘幹農活或上學的女孩
·把女孩帶到二雞頭匯集
·由大“雞頭”內部協調，將女孩“發往”各地
·由“帶貨者”把女孩帶到目的地，實施強姦
·“媒子”對女孩進行說服、培訓
·迫使女孩就範，“雞頭”謀取暴利
·女孩流失後，“雞頭”尋找新的“貨源”(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