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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9月24日訊】國際先驅論壇報９月１９日發表華盛頓郵報記者走訪中國大陸五省農村後寫出的報導，以湖北一個村莊為例，讚揚”農民英雄”正在為爭取自由選舉和減稅而鬥爭。
報導說，湖北省東潭村（譯音）４５歲的姚立發（譯音）和６８歲的嚴慶錦（譯音）為村民們帶來了一場革命。但這是一場使中國領導層深為不安的革命。在過去兩年中，姚和嚴兩人幫助這個１５００人的村子趕走了由鄉鎮政府指定的村長，舉行了新的村委會選舉，促使警方調查前任村長的腐敗貪污，並且領導了一場至今仍在繼續的抗稅運動。中國十三億人口的百分之七十生活在農村，嚴和姚屬於中國農村反抗的先鋒戰士。他們似乎是極不相稱的一對：姚是當地的人大代表，出名的脾氣火爆，談吐粗魯，而嚴則是一位退休教師，曾在一系列政治運動中受迫害。這兩位都是被稱作新”農民英雄”的一類中國人，他們所代表的挑戰，在於要求農村地方政府守法，允許農民選舉村幹部，並抵制貪得無厭的強徵稅費。農村的反抗提供了理解今日中國權力的重要啟示。盡管允許中國最貧困的人口選舉村幹部已有十五年，致力於引進民主機制的前途仍屬未知－－阻力來自當局不願將權力讓給人民，盡管這些人民正是共產黨當初賴以獲得革命成功的基礎。這些衝突同時揭示出中國農村的深刻不滿，以及活躍分子開始進行聯絡，以挑戰正在衰退的黨的權威。
報導注意到中共領導將於１１月８日在北京召開黨的第１６屆代表大會，屆時將會產生新一代的領導班子，這將是自１９８９年鎮壓天安門廣場民主運動以來最重要的政治轉型。不過，在中國五省區旅行的一個月顯示出，中國老百姓中最為普通的那些人當中蘊育著日益增長的強烈要求，支持黨進行比現在正在考慮的更為廣泛系統的政治改革。
對農民和他們的英雄來說，這個問題極其重要。姚和嚴經常受到懲處的威脅。敢於反對地方領導的村民通常會遭到毆打或者監禁，有時還會被謀殺，最經常的就是被當地政府孤立。
報導說，為了接受採訪，河南的村幹部李雲志（譯音）鑽進一輛車，漏夜駛往北京，成為北京流動農民人口中難以辨認的一員後，才覺得可以安全地說話。如果是在他的家鄉，地方當局就會阻止他說出真相。五月份時，他被選為南社村（譯音）的人大代表，但是縣政府取消了他的代表資格。他是一年之內第二位被該縣政府取消選舉結果的，因為他們村的幹部帶頭抗議稅費負擔和日益惡化的官員腐敗。在他之前，孔步堡（譯音）去年被選為村長以後，縣政府不但把他罷免，而且判了他監禁一年的徒刑，因為他”妨害公務”，起因是去年十一月的一次抗稅鬥爭，當時官方派出了一千多名警力到南社村鎮壓。
中國於八十年代末允許村民選舉村長，主管該項選舉的民政部說，在中國的八十萬個村莊，６０－７０％的村民選舉是成功的，”自由公正”。
但是姚認為事實並非如此。在八月份的一份關於湖北省潛江市（譯音）屬下３５４個村的報告中，姚得出的結論是，只有不到５％的選舉是民主的。他發現，自１９９９年的選舉以來，當局已經非法裁撤了１８７名選舉產生的村長，換上了上面指派的幹部。一位４９歲的退伍軍人村幹部賀賢貴（譯音），數次被撤職，但又數次重新在選舉中獲勝。
不過，政府要控制，已經是很困難了。自從實施村級選舉，農村抗議活動迅速擴大。中原地區被一系列抗議震動，其中有些還是流血衝突。對衝突的起源說法不一。中國的老一代將其歸罪於民主，說是農民過於落後，無法承擔與選舉俱來的責任。而傾向西方的改革者們則認為責任在於鄉鎮政府，不斷從農民身上榨取越來越多的稅收。
九十年代早期，鄉鎮政府平均工作人員數字為３０人。據中國研究者的數字，現在的平均數已超過１００人。如今的中國農村，地方行政開支的７０％是在人事工資上。對農民來說，官員數目的暴脹意味著稅費的增長。農民收入發生了自１９７８年開始經濟改革以來最嚴重的下降，而且這種下降還會繼續惡化。鄉鎮企業在９０年代初期曾是鄉村增長的動力，現在卻在全國範圍內面臨崩潰。地方工業曾為鄉鎮財政和農民收入做出巨大貢獻。此外，農產品價格預期將進一步跌落，因為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條件包括了向國外競爭者開放市場。
農民更沉重的負擔還來自於中央政府致力於－－通過一項１９９４年的稅制改革計劃－－在全國稅收中提取更大分成。鄉鎮和縣級政府因此而面對比以往要少的教育和健康經費。
世界銀行四月發表的一份報告得出的結論是，中國地方財政系統”功能紊亂”。鄉鎮及村級行政已迫使農民交納額外雜費，並向銀行借貸。中國的研究者說，４４，０００個鄉鎮欠債達２４０億元，平均每家欠債５千萬元。全國８０萬個村莊的欠債總額估計高達此數的二倍。
稅費是東潭（譯音）鬥爭的中心。矛盾的一方是東潭村，另一方是該村所屬的竹根潭（譯音）鎮。２０００年春季，鎮政府展開了一場徵稅運動，派出官員帶領工作隊，帶著本地痞子，每人給４塊錢現金，一包香煙，還有牙刷和毛巾，下鄉去強迫農民交稅。
總共有１９名村民被打並被關進中國農村普遍存在的”學習班”。受害者之一的曾祥軍（譯音）不是由於沒交稅才被關押，地方官員承認，關他是因為他老找麻煩。最近的一次，他曾公開村幹部向在校學生索費的情況，而那本應是義務教育。
被放出來以後，曾（祥軍）就去找退休教師嚴。
嚴和姚在２０００年的十月給潛江市政府寫過一份報告，歷數”學習班”裡的侵權狀況。市委書記張衛東（譯音）建議相關領導應當受到批評，但不要提起訴訟。姚和嚴仍不放鬆。他們又發現了村裡前次選舉的問題；１９９９年９月２８日的選舉中，有個人自己投了１００次票，而且候選人是先由黨領導指定的，這都違反了中央政府的規定。
第二年，村裡和鎮裡一直頂著幹了一整年。到２００１年１月，鎮領導同意了舉行一次新選舉，可是不久又改了主意，並且單方面指定了一個新的村委會。村民們簽署了一份申訴書，交給姚帶往北京，向全國人大投訴。
姚和嚴堅持在村裡動員群眾，舉辦關於法律、民權、稅費的講座和討論。便衣警察記錄了他們的演說，以尋找反黨的證據。”那真是面對面的鬥爭，”嚴回憶說，”真是鬥昏了天。他們有汽車，有行動電話，而我們有法律。”
壓力最後帶來了結果。２００１年４月６日，東潭村舉行了第一次自由選舉。選上的是曾祥軍，那位因為批評學校亂收費而遭到關押的農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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