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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9月24日讯】国际先驱论坛报９月１９日发表华盛顿邮报记者走访中国大陆五省农村后写出的报导，以湖北一个村庄为例，赞扬”农民英雄”正在为争取自由选举和减税而斗争。
报导说，湖北省东潭村（译音）４５岁的姚立发（译音）和６８岁的严庆锦（译音）为村民们带来了一场革命。但这是一场使中国领导层深为不安的革命。在过去两年中，姚和严两人帮助这个１５００人的村子赶走了由乡镇政府指定的村长，举行了新的村委会选举，促使警方调查前任村长的腐败贪污，并且领导了一场至今仍在继续的抗税运动。中国十三亿人口的百分之七十生活在农村，严和姚属于中国农村反抗的先锋战士。他们似乎是极不相称的一对：姚是当地的人大代表，出名的脾气火爆，谈吐粗鲁，而严则是一位退休教师，曾在一系列政治运动中受迫害。这两位都是被称作新”农民英雄”的一类中国人，他们所代表的挑战，在于要求农村地方政府守法，允许农民选举村干部，并抵制贪得无厌的强征税费。农村的反抗提供了理解今日中国权力的重要启示。尽管允许中国最贫困的人口选举村干部已有十五年，致力于引进民主机制的前途仍属未知－－阻力来自当局不愿将权力让给人民，尽管这些人民正是共产党当初赖以获得革命成功的基础。这些冲突同时揭示出中国农村的深刻不满，以及活跃分子开始进行联络，以挑战正在衰退的党的权威。
报导注意到中共领导将于１１月８日在北京召开党的第１６届代表大会，届时将会产生新一代的领导班子，这将是自１９８９年镇压天安门广场民主运动以来最重要的政治转型。不过，在中国五省区旅行的一个月显示出，中国老百姓中最为普通的那些人当中蕴育着日益增长的强烈要求，支持党进行比现在正在考虑的更为广泛系统的政治改革。
对农民和他们的英雄来说，这个问题极其重要。姚和严经常受到惩处的威胁。敢于反对地方领导的村民通常会遭到殴打或者监禁，有时还会被谋杀，最经常的就是被当地政府孤立。
报导说，为了接受采访，河南的村干部李云志（译音）钻进一辆车，漏夜驶往北京，成为北京流动农民人口中难以辨认的一员后，才觉得可以安全地说话。如果是在他的家乡，地方当局就会阻止他说出真相。五月份时，他被选为南社村（译音）的人大代表，但是县政府取消了他的代表资格。他是一年之内第二位被该县政府取消选举结果的，因为他们村的干部带头抗议税费负担和日益恶化的官员腐败。在他之前，孔步堡（译音）去年被选为村长以后，县政府不但把他罢免，而且判了他监禁一年的徒刑，因为他”妨害公务”，起因是去年十一月的一次抗税斗争，当时官方派出了一千多名警力到南社村镇压。
中国于八十年代末允许村民选举村长，主管该项选举的民政部说，在中国的八十万个村庄，６０－７０％的村民选举是成功的，”自由公正”。
但是姚认为事实并非如此。在八月份的一份关于湖北省潜江市（译音）属下３５４个村的报告中，姚得出的结论是，只有不到５％的选举是民主的。他发现，自１９９９年的选举以来，当局已经非法裁撤了１８７名选举产生的村长，换上了上面指派的干部。一位４９岁的退伍军人村干部贺贤贵（译音），数次被撤职，但又数次重新在选举中获胜。
不过，政府要控制，已经是很困难了。自从实施村级选举，农村抗议活动迅速扩大。中原地区被一系列抗议震动，其中有些还是流血冲突。对冲突的起源说法不一。中国的老一代将其归罪于民主，说是农民过于落后，无法承担与选举俱来的责任。而倾向西方的改革者们则认为责任在于乡镇政府，不断从农民身上榨取越来越多的税收。
九十年代早期，乡镇政府平均工作人员数字为３０人。据中国研究者的数字，现在的平均数已超过１００人。如今的中国农村，地方行政开支的７０％是在人事工资上。对农民来说，官员数目的暴胀意味着税费的增长。农民收入发生了自１９７８年开始经济改革以来最严重的下降，而且这种下降还会继续恶化。乡镇企业在９０年代初期曾是乡村增长的动力，现在却在全国范围内面临崩溃。地方工业曾为乡镇财政和农民收入做出巨大贡献。此外，农产品价格预期将进一步跌落，因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条件包括了向国外竞争者开放市场。
农民更沉重的负担还来自于中央政府致力于－－通过一项１９９４年的税制改革计划－－在全国税收中提取更大分成。乡镇和县级政府因此而面对比以往要少的教育和健康经费。
世界银行四月发表的一份报告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地方财政系统”功能紊乱”。乡镇及村级行政已迫使农民交纳额外杂费，并向银行借贷。中国的研究者说，４４，０００个乡镇欠债达２４０亿元，平均每家欠债５千万元。全国８０万个村庄的欠债总额估计高达此数的二倍。
税费是东潭（译音）斗争的中心。矛盾的一方是东潭村，另一方是该村所属的竹根潭（译音）镇。２０００年春季，镇政府展开了一场征税运动，派出官员带领工作队，带着本地痞子，每人给４块钱现金，一包香烟，还有牙刷和毛巾，下乡去强迫农民交税。
总共有１９名村民被打并被关进中国农村普遍存在的”学习班”。受害者之一的曾祥军（译音）不是由于没交税才被关押，地方官员承认，关他是因为他老找麻烦。最近的一次，他曾公开村干部向在校学生索费的情况，而那本应是义务教育。
被放出来以后，曾（祥军）就去找退休教师严。
严和姚在２０００年的十月给潜江市政府写过一份报告，历数”学习班”里的侵权状况。市委书记张卫东（译音）建议相关领导应当受到批评，但不要提起诉讼。姚和严仍不放松。他们又发现了村里前次选举的问题；１９９９年９月２８日的选举中，有个人自己投了１００次票，而且候选人是先由党领导指定的，这都违反了中央政府的规定。
第二年，村里和镇里一直顶着干了一整年。到２００１年１月，镇领导同意了举行一次新选举，可是不久又改了主意，并且单方面指定了一个新的村委会。村民们签署了一份申诉书，交给姚带往北京，向全国人大投诉。
姚和严坚持在村里动员群众，举办关于法律、民权、税费的讲座和讨论。便衣警察记录了他们的演说，以寻找反党的证据。”那真是面对面的斗争，”严回忆说，”真是斗昏了天。他们有汽车，有行动电话，而我们有法律。”
压力最后带来了结果。２００１年４月６日，东潭村举行了第一次自由选举。选上的是曾祥军，那位因为批评学校乱收费而遭到关押的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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