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疫壓城，一扇不該開的門
《水滸傳》開篇不寫好漢，先講一場瘟疫。北宋嘉祐三年（1058）春，東京城裡疫氣橫行，各州告急的文書像雪片般飛到御案上。宋仁宗先循例施政——大赦天下、減免賦稅、遣人赴寺院做法事，誰知過了一年，疫情反而更烈。仁宗只得再聚群臣，參知政事范仲淹出班獻策：請龍虎山的嗣漢天師入朝設壇，方能禳除天災。（范仲淹其實早已辭世六年，這是小說家的移花接木。）
於是仁宗欽點殿前太尉洪信為使臣，捧御詔、擎御香奔赴龍虎山。洪太尉上山，先被猛虎、大蛇驚得魂飛魄散，又教一個騎黃牛的道童——其實正是天師本尊的化身——戲弄一番，這才狼狽進了上清宮。偏他不安分，撞見一座重重封印的「伏魔之殿」，見殿內石碑背後刻著「遇洪而開」四字，登時大喜，認定是天意，喝令掘開。一聲巨響，黑氣捲地沖天，化作百十道金光四散而去——那正是鎮壓在此的三十六員天罡、七十二座地煞，共一百單八個魔君。日後嘯聚梁山的好漢，全由這一扇門裡走出。回目八字說得分明：「張天師祈禳瘟疫，洪太尉誤走妖魔。」
「祈」是向神明求福，「禳」是以祭祀法術驅邪。在古人的觀念裡，這是敬天修德之誠的具體展現，既關乎朝廷施政，也繫著萬民的安身立命，是古代中國應對疫病時不可或缺的一環。
二、天譴，還是鬼祟？
要理解古人面對瘟疫時為何祈禳不輟，就必須先走進他們的精神世界。
自西漢董仲舒倡明「天人感應」之說後，「天人感應」便成為歷代王朝治國理念的重要基石。天子受命於天以治天下，倘若施政失當、冤獄叢生、風氣敗壞，上天便降災示警——旱澇、地震、日食如此，來勢洶洶的瘟疫，更被視為上天降下的警示與懲戒。於是疫病一起，皇帝往往要率先反躬自省，下「罪己詔」自責請罪；祈禳則是將這份敬天修德之心化為具體儀式，祈求天譴止息、災疫消弭。《水滸傳》裡仁宗先大赦、再減稅、後請天師，循序推進，走的正是「修德—祈禳」這一套傳統應對之道。
民間的想法則更直接：瘟疫是看不見、摸不著的「疫鬼」在作祟。漢代文獻《後漢書·禮儀志》裡就記著一則傳說——上古顓頊氏有三個兒子，生下便夭亡，化為疫鬼，一個藏在江水成瘧鬼，一個藏在若水成魍魎，一個專躲在人家屋角，驚嚇小兒。
病既然是鬼神所致，光靠藥石自然力不從心，須得請出更高階的「正神」正法——天師的符籙、朝廷敕封的城隍——來鎮壓驅逐。這種「以正神鎮邪祟」的信仰觀念，也成為祈禳文化深植民間的重要原因。
然而，敬天修德並不意味著消極等待。歷代醫家始終相信，敬天與救人可以並行。
三、皇帝、天師與百姓，各有各的辦法
漫長歲月裡，祈禳瘟疫逐漸形成一套自上而下的禮儀體系，上自帝王朝堂，下至市井鄉里，各有其儀，各循其制。
朝廷這一層，規格最高。疫情蔓延到京師乃至全國時，朝廷會下旨設「羅天大醮」一類的大型齋醮法會，禮請龍虎山天師、茅山宗師或高僧入宮主持；皇帝則「減膳」——降低御膳規格，「徹樂」——停罷宮廷樂舞，以示克己修德，甚而大赦天下、蠲免受災州縣的租稅。
與此同時，朝廷還會遣重臣分赴五嶽四瀆、城隍廟及歷代帝王陵寢祭告，祈請眾神共佑生民。宋徽宗便是其中頗具代表性的一位。他篤信道教，自號「教主道君皇帝」，在位時廣建宮觀、屢興齋醮，使這類國家祭儀達到前所未有的規模和高度。
宗教場所這一層，道佛各擅勝場。道教正一派（天師道）是祈禳的主角，天師畫符念咒、踏罡步鬥，奏啟天庭、調遣神將以斬妖除疫；又有「投龍簡」之儀，將寫著祈願的文書連同玉璧投入名山深潭，上達神明。龍虎山的「符水」，在民間更被奉為驅邪治病的聖物。
佛教也有其獨特的祈禳方式，以「水陸法會」「藥師法會」超度因疫暴亡的孤魂，誦《藥師經》，借慈悲之力化解怨氣、消弭災殃。
到了市井鄉村這一層，祈禳便少了幾分朝廷祭典的莊嚴，多了幾分民間節俗的熱鬧。最古老的是「儺」。漢代宮廷每逢歲末臘日前一日行「大儺」，《後漢書》記得詳細：挑選一百二十名十歲上下的少年充當「侲子」，由主角「方相氏」領頭——他蒙著熊皮，臉上綴四隻黃金鑄的眼睛，玄衣朱裳，一手執戈、一手揚盾，率眾在宮禁中吶喊搜索，把疫鬼一路驅趕出宮門。這副威嚴形貌，正是以正氣震懾邪祟。民間的儺舞、儺戲即由此而來，人們戴上木雕面具遊村而舞。
此外還有迎神賽會：抬出城隍爺、關聖帝君巡遊街衢，沿途焚香叩拜、鞭炮齊鳴，以神明的威儀盪滌轄境內的穢氣。這類習俗在閩、台一帶尤盛，保生大帝被尊為醫神，而「王爺信仰」中的送王船、燒王船，更是把象徵瘟疫的「瘟王」隆重送走的古老儀典；今日台灣宮廟的神明遶境，追根溯源，與千年前的「儺」實有異曲同工之妙。
四、左手符籙安人心，右手藥方治病患
今人常有一種誤會，以為古人一遇瘟疫便只會求神祈禳，而忽略了醫藥救治。翻檢史料才知道，事情遠非如此。中國古代官府與民間面對疫病，往往是敬天祈禳與施醫救人並行：一方面修德祈福、安定人心， 一方面施藥療疾、救濟百姓。
東漢末年，疫病連年流行，「家家有僵屍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醫聖張仲景親眼目睹宗族中十之六七死於傷寒，痛感醫道不彰，於是廣採眾方，勤求古訓，著成《傷寒雜病論》，建立辨證施治的體系，為後世中醫奠定了重要基礎。
唐代「藥王」孫思邈畢生鑽研醫術，他的名著收錄五千多首方劑，其中有不少用於傷寒、溫病、時行疫病、熱病、霍亂、痢疾等，許多方劑後來一直沿用數百年。這正體現了古人所說的「盡人事而聽天命」：既敬天修德，也積極施醫救人。
他提出「人命至重，有貴千金」，又在《大醫精誠》中要求醫者不分貧富貴賤，一體施救。這種敬畏生命、慈悲濟世的精神，使他不僅成為一代名醫，更被後世尊崇為「藥王」。
宋代更是這種務實智慧的典範。朝廷一面遣使赴龍虎山祈禳，一面命翰林醫官院火速調集醫官奔赴災區，免費散發成藥；官方還編纂頒行《太平惠民和劑局方》，等於把國家標準藥方推到基層。地方上則設「安濟坊」收治貧病之人、防止交叉傳染；對不幸病歿者，官府出資掩埋，避免屍毒二次蔓延。
其中最動人的一段，當屬風流人物蘇東坡。元祐五年（1090）春，他正以龍圖閣學士出知杭州，適逢大疫。蘇軾深知杭州「水陸之會，疫死比他處常多」，便多管齊下：平抑米價、施粥舍藥，「不問老少良賤」各飲一大盞湯藥。
他手裡有一劑「聖散子」方，是早年在黃州從老友巢谷處求得的，如今拿來救急。更要緊的是，他從朝廷撥付的修繕費裡省出兩千緡，又自掏腰包捐出五十兩黃金，在城中眾安橋畔建起一所「安樂坊」，延請通曉醫理的僧人主持，看病喝藥一概不收錢。這所被後人稱作「有記載以來最早的官辦醫院」的病坊，三年間活人千餘。蘇軾離任後，一位友人送來厚禮，他竟原封不動轉贈安樂坊，另置田產以充其長久之費。
蘇軾的一番苦心並未白費。到徽宗崇寧元年（1102），兩浙轉運司上奏請功，朝廷索性把安樂坊的模式推向全國，改稱「安濟坊」，令戶滿千家的城鎮鄉寨一律設置，收納無依無靠的病人醫治。一位地方長官的臨機應變，就這樣化成了一項覆蓋帝國的救濟制度。
符籙與藥方，就這樣在同一場瘟疫裡並肩而立。前者寄託敬天祈福之誠，後者承擔療疾救人之責，在古人眼中，二者各司其用，並行而不悖。
讀懂了祈禳，不僅能看清《水滸傳》開篇那座「伏魔之殿」為何而設，更能明白在古人的世界裡，敬天修德、信仰禮儀與施政治民，本就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
參考資料：
《後漢書·禮儀志》
《宋史·卷338·蘇軾傳》＠＊
責任編輯：王愉悅
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