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疫压城，一扇不该开的门
《水浒传》开篇不写好汉，先讲一场瘟疫。北宋嘉祐三年（1058）春，东京城里疫气横行，各州告急的文书像雪片般飞到御案上。宋仁宗先循例施政——大赦天下、减免赋税、遣人赴寺院做法事，谁知过了一年，疫情反而更烈。仁宗只得再聚群臣，参知政事范仲淹出班献策：请龙虎山的嗣汉天师入朝设坛，方能禳除天灾。（范仲淹其实早已辞世六年，这是小说家的移花接木。）
于是仁宗钦点殿前太尉洪信为使臣，捧御诏、擎御香奔赴龙虎山。洪太尉上山，先被猛虎、大蛇惊得魂飞魄散，又教一个骑黄牛的道童——其实正是天师本尊的化身——戏弄一番，这才狼狈进了上清宫。偏他不安分，撞见一座重重封印的“伏魔之殿”，见殿内石碑背后刻着“遇洪而开”四字，登时大喜，认定是天意，喝令掘开。一声巨响，黑气卷地冲天，化作百十道金光四散而去——那正是镇压在此的三十六员天罡、七十二座地煞，共一百单八个魔君。日后啸聚梁山的好汉，全由这一扇门里走出。回目八字说得分明：“张天师祈禳瘟疫，洪太尉误走妖魔。”
“祈”是向神明求福，“禳”是以祭祀法术驱邪。在古人的观念里，这是敬天修德之诚的具体展现，既关乎朝廷施政，也系着万民的安身立命，是古代中国应对疫病时不可或缺的一环。
二、天谴，还是鬼祟？
要理解古人面对瘟疫时为何祈禳不辍，就必须先走进他们的精神世界。
自西汉董仲舒倡明“天人感应”之说后，“天人感应”便成为历代王朝治国理念的重要基石。天子受命于天以治天下，倘若施政失当、冤狱丛生、风气败坏，上天便降灾示警——旱涝、地震、日食如此，来势汹汹的瘟疫，更被视为上天降下的警示与惩戒。于是疫病一起，皇帝往往要率先反躬自省，下“罪己诏”自责请罪；祈禳则是将这份敬天修德之心化为具体仪式，祈求天谴止息、灾疫消弭。《水浒传》里仁宗先大赦、再减税、后请天师，循序推进，走的正是“修德—祈禳”这一套传统应对之道。
民间的想法则更直接：瘟疫是看不见、摸不着的“疫鬼”在作祟。汉代文献《后汉书·礼仪志》里就记着一则传说——上古颛顼氏有三个儿子，生下便夭亡，化为疫鬼，一个藏在江水成疟鬼，一个藏在若水成魍魉，一个专躲在人家屋角，惊吓小儿。
病既然是鬼神所致，光靠药石自然力不从心，须得请出更高阶的“正神”正法——天师的符箓、朝廷敕封的城隍——来镇压驱逐。这种“以正神镇邪祟”的信仰观念，也成为祈禳文化深植民间的重要原因。
然而，敬天修德并不意味着消极等待。历代医家始终相信，敬天与救人可以并行。
三、皇帝、天师与百姓，各有各的办法
漫长岁月里，祈禳瘟疫逐渐形成一套自上而下的礼仪体系，上自帝王朝堂，下至市井乡里，各有其仪，各循其制。
朝廷这一层，规格最高。疫情蔓延到京师乃至全国时，朝廷会下旨设“罗天大醮”一类的大型斋醮法会，礼请龙虎山天师、茅山宗师或高僧入宫主持；皇帝则“减膳”——降低御膳规格，“彻乐”——停罢宫廷乐舞，以示克己修德，甚而大赦天下、蠲免受灾州县的租税。
与此同时，朝廷还会遣重臣分赴五岳四渎、城隍庙及历代帝王陵寝祭告，祈请众神共佑生民。宋徽宗便是其中颇具代表性的一位。他笃信道教，自号“教主道君皇帝”，在位时广建宫观、屡兴斋醮，使这类国家祭仪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高度。
宗教场所这一层，道佛各擅胜场。道教正一派（天师道）是祈禳的主角，天师画符念咒、踏罡步斗，奏启天庭、调遣神将以斩妖除疫；又有“投龙简”之仪，将写着祈愿的文书连同玉璧投入名山深潭，上达神明。龙虎山的“符水”，在民间更被奉为驱邪治病的圣物。
佛教也有其独特的祈禳方式，以“水陆法会”“药师法会”超度因疫暴亡的孤魂，诵《药师经》，借慈悲之力化解怨气、消弭灾殃。
到了市井乡村这一层，祈禳便少了几分朝廷祭典的庄严，多了几分民间节俗的热闹。最古老的是“傩”。汉代宫廷每逢岁末腊日前一日行“大傩”，《后汉书》记得详细：挑选一百二十名十岁上下的少年充当“侲子”，由主角“方相氏”领头——他蒙着熊皮，脸上缀四只黄金铸的眼睛，玄衣朱裳，一手执戈、一手扬盾，率众在宫禁中呐喊搜索，把疫鬼一路驱赶出宫门。这副威严形貌，正是以正气震慑邪祟。民间的傩舞、傩戏即由此而来，人们戴上木雕面具游村而舞。
此外还有迎神赛会：抬出城隍爷、关圣帝君巡游街衢，沿途焚香叩拜、鞭炮齐鸣，以神明的威仪荡涤辖境内的秽气。这类习俗在闽、台一带尤盛，保生大帝被尊为医神，而“王爷信仰”中的送王船、烧王船，更是把象征瘟疫的“瘟王”隆重送走的古老仪典；今日台湾宫庙的神明绕境，追根溯源，与千年前的“傩”实有异曲同工之妙。
四、左手符箓安人心，右手药方治病患
今人常有一种误会，以为古人一遇瘟疫便只会求神祈禳，而忽略了医药救治。翻检史料才知道，事情远非如此。中国古代官府与民间面对疫病，往往是敬天祈禳与施医救人并行：一方面修德祈福、安定人心， 一方面施药疗疾、救济百姓。
东汉末年，疫病连年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医圣张仲景亲眼目睹宗族中十之六七死于伤寒，痛感医道不彰，于是广采众方，勤求古训，著成《伤寒杂病论》，建立辨证施治的体系，为后世中医奠定了重要基础。
唐代“药王”孙思邈毕生钻研医术，他的名著收录五千多首方剂，其中有不少用于伤寒、温病、时行疫病、热病、霍乱、痢疾等，许多方剂后来一直沿用数百年。这正体现了古人所说的“尽人事而听天命”：既敬天修德，也积极施医救人。
他提出“人命至重，有贵千金”，又在《大医精诚》中要求医者不分贫富贵贱，一体施救。这种敬畏生命、慈悲济世的精神，使他不仅成为一代名医，更被后世尊崇为“药王”。
宋代更是这种务实智慧的典范。朝廷一面遣使赴龙虎山祈禳，一面命翰林医官院火速调集医官奔赴灾区，免费散发成药；官方还编纂颁行《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等于把国家标准药方推到基层。地方上则设“安济坊”收治贫病之人、防止交叉传染；对不幸病殁者，官府出资掩埋，避免尸毒二次蔓延。
其中最动人的一段，当属风流人物苏东坡。元祐五年（1090）春，他正以龙图阁学士出知杭州，适逢大疫。苏轼深知杭州“水陆之会，疫死比他处常多”，便多管齐下：平抑米价、施粥舍药，“不问老少良贱”各饮一大盏汤药。
他手里有一剂“圣散子”方，是早年在黄州从老友巢谷处求得的，如今拿来救急。更要紧的是，他从朝廷拨付的修缮费里省出两千缗，又自掏腰包捐出五十两黄金，在城中众安桥畔建起一所“安乐坊”，延请通晓医理的僧人主持，看病喝药一概不收钱。这所被后人称作“有记载以来最早的官办医院”的病坊，三年间活人千余。苏轼离任后，一位友人送来厚礼，他竟原封不动转赠安乐坊，另置田产以充其长久之费。
苏轼的一番苦心并未白费。到徽宗崇宁元年（1102），两浙转运司上奏请功，朝廷索性把安乐坊的模式推向全国，改称“安济坊”，令户满千家的城镇乡寨一律设置，收纳无依无靠的病人医治。一位地方长官的临机应变，就这样化成了一项覆盖帝国的救济制度。
符箓与药方，就这样在同一场瘟疫里并肩而立。前者寄托敬天祈福之诚，后者承担疗疾救人之责，在古人眼中，二者各司其用，并行而不悖。
读懂了祈禳，不仅能看清《水浒传》开篇那座“伏魔之殿”为何而设，更能明白在古人的世界里，敬天修德、信仰礼仪与施政治民，本就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参考资料：
《后汉书·礼仪志》
《宋史·卷338·苏轼传》＠＊
责任编辑：王愉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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