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言真語】邵家臻：為被囚抗爭者建「石牆花」

邵家臻談創辦「石牆花」的初衷與艱難，並曝光少年犯在監獄裡遭遇肢體與精神酷刑折磨。（大紀元製圖）

2021-01-04 04:48 中港台時間|01-04 14:49 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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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21年01月03日訊】（大紀元記者林源、梁珍香港報導）因為中共病毒（武漢肺炎）的緣故，香港的「反送中」抗議運動平靜了大半年，但是香港人沒有因此忘記那些為了香港的前途而奮鬥的年輕人，許多人以不同的方式關心那些目前被拘捕和正在服刑的年輕手足們。前社福界立法會議員邵家臻就是其中一位，他成立了公司「石牆花」（Wall-fare），希望以企業的營運方式爭取改善囚權，支援因民主抗爭運動而被當局囚禁的抗爭者。

邵家臻在平安夜（24日）接受大紀元記者梁珍的採訪時表示：「石牆花，我們希望令石牆裡面能開花。也就是在暗室裡點燈，在絕處種花，點燃希望，這正是現在這個時代最需要的。」

成立「石牆花」的初衷

在邵家臻看來，許多港人都說不可以讓那些遭到囚禁的手足孤身對抗牢獄之苦，他聽到這些，就認定這件事就必須去做，而不能只是說說而已。他算了一筆賬，有一萬多手足被抓，至少2千人受到指控，其中有六百多人被控「暴動罪」，暴動罪的刑期至少是七年。目前大概有一百四十多位手足被囚禁在不同的監牢，涉及一百四十多個家庭，按照每個家庭有3到4名成員來算，那就是六百多人。這六百人要在5至7年的時間一直支援那些被監禁的家人。這個規模就變得很大了。

邵家臻想起他曾經聽到的一句話：一人坐牢，全家倒霉。想到這麼多家庭也要同時飽受煎熬，他就動了善念，要去關心和幫助他們。他明白這不是他一個人的善心就能解決的，他希望有一個平台可以令更多的人參與進來，而且是有組織地持續性地堅持下去，「齊上齊落」，讓大家在不同的位置，從不同角度去思考如何做好這件事。就像在參加「反送中」抗議運動時那樣，誰能做什麼就做什麼，想到什麼就做什麼。這就是他成立「石牆花」這個平台的初衷。

第二個原因，邵家臻有被囚禁的經驗，他對監牢和獄政有一定的認識和研究，這些都是有利的條件，所以就選擇了建立一個關心囚犯人權的平台：「石牆花」。

有風險也要做好「石牆花」

邵家臻對記者表示，他知道現在做任何事情都很艱難，任何事情都有很多風險，但是不能因為這樣就什麼都不做，特別是許多年輕手足已經為香港奉獻了那麼多，我們不能夠因為怕自己有風險，就什麼都不做。

今年7月，邵家臻在香港浸會大學社會工作系的講師工作突然被解除，而他的立法會議員任職也在9月底到期，即使這樣他依然繼續關注在囚手足的囚權問題。他說，以前當議員的時候就用議會的資源去做，現在就用自己的資源，以及香港人的資源，利用大家可以拿出來的有限資源，支持和用心經營這個關心在囚人的人權的組織「石牆花」。

他說籌辦的過程中遇到很多困難。「石牆花」是一個有限公司，成立的時候要諮詢很多法律意見。成立了以後呢，開銀行帳號就被調查了很久，耗費了七八個月才開到一個銀行帳號。

有了銀行帳號，因為北區教會遭到打壓以後，大家就變得不敢捐錢，不敢收錢，一會兒怕被人告詐騙，一會兒怕被人說洗黑錢，又怕被人起底（調查）啊，不敢籌款了。

當然也有些好心人私底下捐錢，幫忙交付了首期和押金，或者一個月的租金，或者第一個月的工資啊，等等，但還要面臨後面的租金和工資，壓力真的很大。

「石牆花」現在有兩位社工和兩位兼職，大家會對每一個個案都會持續跟進，延續原先就有的筆友計劃，還會舉辦一些講習班，教人怎樣寫信，怎麼去探監，教人怎麼樣預備去坐牢，教家屬們怎麼樣去支援正在服刑的家人等等。

最難熬的地方是少年監房

很多人說，坐牢就是等吃飯，等探監，等釋放而已，邵家臻說其實不是這樣的。

被拘捕的「反送中」示威者很多人都非常年輕，在香港只要是21歲以下的都會被關押在「少年監房」，比如以前關押黃之鋒的牢房就是「少年監房」。

邵家臻特別強調，監獄裡面最難熬的其實就是「少年監房」。因為「少年監房」管得最嚴，也有體罰，也會有酷刑，以及精神虐待。

他說，體罰酷刑也有兩種，第一種就是肢體上的，他們以前最早關心的囚權問題之一，就是因為有很多虐打的問題，而且不同的虐打方法都有不同的命名。

比如所謂的「雞翼」，就是監管人員用手肘撞後背；「芥蘭」就是用腳去踢大腿兩側的筋（中醫叫做膽筋的位置）；「排骨」就是戳肋骨；還有什麼爪板啦，打腳板（用器械抽打腳底）等，這些都是最普遍的，最常見的體罰，人人都會遇過的。他還聽說過很多不正常的、變態的體罰行為，甚至跟性虐待有關的也聽說過。

而第二種就是精神虐待。邵家臻舉例說，比如吃飯，在「少年監房」吃飯，第一件事是全部坐在食堂，要一起很整齊地高聲叫：「阿Sir（警察）吃飯」，同時一定要整齊地用腳跺地，要跺得很整齊，不齊的話，跺到整齊為止，罵到整齊為止。

接下來，吃飯時間的長短，由警察任意定，警察還要定進食的順序，比如，吃菜、吃飯、吃肉等，都要按照經警察定的次序來吃，每次都不一樣，少年人們不能自己想吃什麼就先吃什麼。有的人不知道這個規矩，吃飯的速度慢了，時間到了沒吃完，有剩飯、剩菜，怎麼辦呢？警察就要少年人要把碗倒扣在頭頂，把那個盤bottom up（底朝天），照頭頂淋下來。但是那些飯菜是熱的，特別週一至週五下午都是喝粥，哇！可憐啊！那些粥多熱呀！從頭頂淋下來，而且不准立刻抹掉的，要一直坐在那裡，從頭到臉，到脖子到肩膀，都被燙的通紅。一直要等到警察說可以了，大家才可以抹掉，或者去廁所洗。每一次吃飯，其實都是一個磨練，都可以說是一個酷刑。你永遠都不知道警察每次會搞什麼動作整人？不知道會遇到什麼麻煩？不知道進食時間的長短？有時是5分鐘，或者15分鐘，反正都任由警察定。他要是心情好，定的時間就長一點，心情不好就短一點。而且還會打人。雖然懲教處多次宣稱「懲、教並重」，但是坐牢的人，其實要面臨精神上、肉體上、心理上的種種折磨。

牢房令人變傻變壞

當一個少年人在監牢裡每天經歷種種肉體上和精神上的虐待後，對人的性情的影響是非常負面的。

邵家臻以他親眼看到的情況，總結說，坐過牢的人，會變成兩種人，一種是坐牢越久就變得越尖滑，越來越狡猾，因為他們在監牢知道了更多不同的犯法門路。

而另一種是越來越笨。因為經過那麼多的折磨以後，他已經是全無尊嚴，全無自我，全無主見，完全喪失了判別的能力，完全失去了思考和決策的能力。

邵家臻舉例說，最近有一個手足從監牢出來了，但是一個星期以後，他說，他想回去再坐牢，因為牢裡不用動腦子，不用想吃，不用想住，不用想生活，什麼都不用想。他在牢裡待了三年零八個月，放出來後變成完全沒有主見，大小事情什麼都要問別人，自己變得什麼都不懂，好像對自己的人生完全放任不管了。因為習慣了在監獄裡什麼都必須聽從警察的指揮，聽從安排，由不得自己做主，什麼都由教養所拍板決定，習以為常了，慢慢就不會思考問題了。

而我們在外邊的生活，每天都會遇到很多問題，要處理很多事情，需要不停地思考和做判斷，蹲監牢就完全沒有了自主。

為了幫助那位手足，邵家臻一直在幫他找工作，希望他有一份工作以後，可以早日重新融入社會裡，最近看來好像有好消息了。

黃之鋒被關入單獨囚禁室

邵家臻在上一期與大紀元記者梁珍提到，在香港的監獄系統中，「少年監房」是令人最難熬的地方。

梁珍問起了黃之鋒在11月23日被判入監的當晚，突然被單獨囚禁。黃之鋒後來在手寫信件中表示，即使之前已經有三次坐牢的經驗，但被送到「監獄中的監獄」（單獨囚禁室）之後，因為過於意外令心情起伏，花了不少時間與精神才能平伏下來整理思緒，黃之鋒說這個過程「實在不是容易」。

梁珍問邵家臻如何看到黃之鋒突然被關進單獨囚室這件事。

邵家臻表示，香港當局對於一些政治感的人物或者公眾人物，入監之前大多數都會被安排先去醫院，在醫院裡面本身就是處於隔離狀態，不是因為病菌或防疫的問題，而是先把人隔離一下。當局以此提醒這些人物進到監獄後，不要到處跟犯人宣講他們的政治信念。當局也都不想那些犯人搞他們，因為犯人在政治上都有很多不同的顏色，擔心犯人因為顏色立場不同去搞那些公眾人物就更加不好。因為那些公眾人物被犯人搞一搞呢，懲教處就會很麻煩的，是不是？

尤其黃之鋒是受國際關注的，如果他萬一被人打腫了眼睛，這件事的壓力就不只是一家懲教院所的問題，是整個懲教處都拆天啦，或者整個政府都有了麻煩。所以很多時候都會將他隔開一段時間。

至於說在黃之鋒的肚子照到長什麼東西了，或者是懷疑他吞了竊聽器等等這類說法，邵家臻覺得都不需要這樣去猜想。他認為懲教處只是找一個理由，將他長期鎖在醫院，醫院可以將那些病房清空了，將他們擺在一些人少、少囚友、少病友的病房裡面，使他不能和人接觸。

黎智英被當成甲級重犯

黎智英是一個媒體人，是一個知識分子，他這次突然被警方加控罪名，遭到關押後，大家看到他出庭的時候被鐵鏈五花大綁，令外界非常吃驚。作為關注囚權的邵家臻又是怎麼看待這件事情呢？

邵家臻表示，從黎智英乘坐的囚車和押送人員的職位，就可以看出當局把黎先生當作甲級重犯來對待。黎智英乘坐的那輛囚車叫作「鐵甲威龍」，是專門用來押送甲級犯的，裡面的裝備厲害很多，跟平時押送普通犯人的囚車是不一樣的。還有押送黎智英的兩名職員，不是一級懲教助理，或者二級懲教助理，而是懲教主任，也叫做幫辦。如果要幫辦這個級別的人來押送他，擺明黎智英被升級了，被當作重犯了。第三點，普通犯人出庭的話，從囚車走入法庭，結束後從法庭出來，走回囚車，這個距離很短，通常是不用戴鐵鏈的。但是黎智英在這麼短的時間裡都戴上鐵鏈子，你就知道他是被當作甲級重犯的對待了，也就是像對待殺人犯啊、大毒梟這個級別才會使用的方法來對待黎先生了。

很明顯一點，當局以「國安法」的罪名指控黎先生以後，就把他升級到甲級重犯。但是並不是所有被指控「國安法」罪名的人都被當作甲級重犯，例如唐英傑，唐英傑現在赤柱，他是乙級，不是甲級。還有一位鍾同學和美國隊長，也都被指控「國安法」的罪名，但他們都不是甲級。所以黎智英是受到當局特別對待了。

雖然懲教署的胡英明署長總是講一視同仁一視同仁，但其實早在實施「港版國安法」之前，懲教處對待政治犯已經就有所不同了。在監獄裡，警察把政治犯叫作「暴動仔」，會特別關注這些政治犯。比如把他們分散的遠一點，分在不同的監倉；或者在看電視的時候，如果出現抗議、暴動的畫面時，警察就會特別留意政治犯，關注他們的情緒反應，留意他們會不會煽動其他犯人啊等等。還有在7月1號，或者10月1號，或者說香港哪個地方有大遊行啊，大的集會活動啊，這些日子裡，保安組就會特別留意盯著政治犯，看看他們有什麼反應和動作。不管是在食堂還是工場裡面，政治犯的一舉一動都會受到特別關注。

另一個就是書籍，也就是禁書，這件事情一直都有。以前的禁書指的色情、暴力、賭博之類的。但是不會禁政治內容方面的書籍，社會運動或者非暴力抗爭這類書籍過去都不屬於禁書。但是現在這些都被禁看了。

這些完全是為政治犯而設的，香港當局不斷增加了一些標準，是去限制政治犯的活動。

與大陸交流就是學壞東西

邵家臻提到胡英明署長最近接受媒體訪問時說，他做了30年懲教，這一兩年是最精采，因為有「占中」，有「雨傘」，然後也有「反送中」，有很多思想偏激的囚犯被關進去了。胡署長還講，有一些人以關注囚權之名，抹黑懲教，想要挫折員工的士氣，但是他們懲教是不怕的，只會遇強越強，不怕那幫黃絲……

邵家臻指出，這件事情胡署長的定位是完全錯誤的，他的整個認知也是錯誤的。第一，關注囚權不是想讓懲教處怕什麼。關注囚權是希望胡署長和懲教處的職員尊重人。尊重人而已，尊重囚犯。囚犯本身是一個人，那個「囚」字，那個框是重要，但是框裡面的人更加重要。關注囚權是希望尊重框裡面的那個人而已，難道尊重人都成為了胡署長的挑戰嗎？難道尊重人都變成了懲教處的一個Defense（防禦）的地方嗎？

邵家臻還談到，他需要澄清一件事。懲教處總是說議員的公務探訪很頻繁，特別是去年，有三百多個區議員是民主派的，因此多了很多公務探訪，令懲教處的工作量大增。

邵家臻認為，香港懲教處近二三年來接待了很多來自大陸不同省份的參觀團隊，很多都是大排場，懲教處要派很多人去做接待工作，所以令他們吃不消，那些中層和前線的人員更是吃不消。實際上並不是議員的公務探訪令他們吃不消。

因為探訪室的數量是固定的，比如在赤柱只有5、6個探訪室，在荔枝角有28個，並沒有因為議員的公務探訪就增加探訪室，而且探訪犯人的時間是固定的，每個人的會面只有15分鐘，因此不會增加多少工作量。

相反，大陸來香港的所謂「交流」，次數非常多，有時來的是什麼高幹，有時是縣長、教授之類的，這些人一來，整個懲教院所都要招呼他們。而且，官場上的規矩是有來有往，有人來香港交流之後，香港也會派人到大陸的回訪，就像敬酒一樣，輪流敬的嘛，這是中共的國情，大陸來十次，香港這邊接待十次，然後派人到大陸回訪十次，所以工作量就增加了很多。最關鍵的是，說好聽的就是互相揣摩，互相切磋，說不好聽的，就是互相學壞的東西，是不是？

現在邵家臻已經不是議員了，但他還是會到監獄探訪一些手足，就是一般的探訪。每次都要先等候一到兩個小時，才能見到要見的人，每次只能會見15分鐘。然後又要等一兩個小時，才能見到第二個人，一整個上午，去了4個小時，只能與2個人會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