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言真语】邵家臻：为被囚抗争者建“石墙花”

邵家臻谈创办“石墙花”的初衷与艰难，并曝光少年犯在监狱里遭遇肢体与精神酷刑折磨。（大纪元制图）

2021-01-04 04:48 中港台时间|01-04 14:49 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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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21年01月03日讯】（大纪元记者林源、梁珍香港报导）因为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的缘故，香港的“反送中”抗议运动平静了大半年，但是香港人没有因此忘记那些为了香港的前途而奋斗的年轻人，许多人以不同的方式关心那些目前被拘捕和正在服刑的年轻手足们。前社福界立法会议员邵家臻就是其中一位，他成立了公司“石墙花”（Wall-fare），希望以企业的营运方式争取改善囚权，支援因民主抗争运动而被当局囚禁的抗争者。

邵家臻在平安夜（24日）接受大纪元记者梁珍的采访时表示：“石墙花，我们希望令石墙里面能开花。也就是在暗室里点灯，在绝处种花，点燃希望，这正是现在这个时代最需要的。”

成立“石墙花”的初衷

在邵家臻看来，许多港人都说不可以让那些遭到囚禁的手足孤身对抗牢狱之苦，他听到这些，就认定这件事就必须去做，而不能只是说说而已。他算了一笔账，有一万多手足被抓，至少2千人受到指控，其中有六百多人被控“暴动罪”，暴动罪的刑期至少是七年。目前大概有一百四十多位手足被囚禁在不同的监牢，涉及一百四十多个家庭，按照每个家庭有3到4名成员来算，那就是六百多人。这六百人要在5至7年的时间一直支援那些被监禁的家人。这个规模就变得很大了。

邵家臻想起他曾经听到的一句话：一人坐牢，全家倒霉。想到这么多家庭也要同时饱受煎熬，他就动了善念，要去关心和帮助他们。他明白这不是他一个人的善心就能解决的，他希望有一个平台可以令更多的人参与进来，而且是有组织地持续性地坚持下去，“齐上齐落”，让大家在不同的位置，从不同角度去思考如何做好这件事。就像在参加“反送中”抗议运动时那样，谁能做什么就做什么，想到什么就做什么。这就是他成立“石墙花”这个平台的初衷。

第二个原因，邵家臻有被囚禁的经验，他对监牢和狱政有一定的认识和研究，这些都是有利的条件，所以就选择了建立一个关心囚犯人权的平台：“石墙花”。

有风险也要做好“石墙花”

邵家臻对记者表示，他知道现在做任何事情都很艰难，任何事情都有很多风险，但是不能因为这样就什么都不做，特别是许多年轻手足已经为香港奉献了那么多，我们不能够因为怕自己有风险，就什么都不做。

今年7月，邵家臻在香港浸会大学社会工作系的讲师工作突然被解除，而他的立法会议员任职也在9月底到期，即使这样他依然继续关注在囚手足的囚权问题。他说，以前当议员的时候就用议会的资源去做，现在就用自己的资源，以及香港人的资源，利用大家可以拿出来的有限资源，支持和用心经营这个关心在囚人的人权的组织“石墙花”。

他说筹办的过程中遇到很多困难。“石墙花”是一个有限公司，成立的时候要咨询很多法律意见。成立了以后呢，开银行账号就被调查了很久，耗费了七八个月才开到一个银行账号。

有了银行账号，因为北区教会遭到打压以后，大家就变得不敢捐钱，不敢收钱，一会儿怕被人告诈骗，一会儿怕被人说洗黑钱，又怕被人起底（调查）啊，不敢筹款了。

当然也有些好心人私底下捐钱，帮忙交付了首期和押金，或者一个月的租金，或者第一个月的工资啊，等等，但还要面临后面的租金和工资，压力真的很大。

“石墙花”现在有两位社工和两位兼职，大家会对每一个个案都会持续跟进，延续原先就有的笔友计划，还会举办一些讲习班，教人怎样写信，怎么去探监，教人怎么样预备去坐牢，教家属们怎么样去支援正在服刑的家人等等。

最难熬的地方是少年监房

很多人说，坐牢就是等吃饭，等探监，等释放而已，邵家臻说其实不是这样的。

被拘捕的“反送中”示威者很多人都非常年轻，在香港只要是21岁以下的都会被关押在“少年监房”，比如以前关押黄之锋的牢房就是“少年监房”。

邵家臻特别强调，监狱里面最难熬的其实就是“少年监房”。因为“少年监房”管得最严，也有体罚，也会有酷刑，以及精神虐待。

他说，体罚酷刑也有两种，第一种就是肢体上的，他们以前最早关心的囚权问题之一，就是因为有很多虐打的问题，而且不同的虐打方法都有不同的命名。

比如所谓的“鸡翼”，就是监管人员用手肘撞后背；“芥兰”就是用脚去踢大腿两侧的筋（中医叫做胆筋的位置）；“排骨”就是戳肋骨；还有什么爪板啦，打脚板（用器械抽打脚底）等，这些都是最普遍的，最常见的体罚，人人都会遇过的。他还听说过很多不正常的、变态的体罚行为，甚至跟性虐待有关的也听说过。

而第二种就是精神虐待。邵家臻举例说，比如吃饭，在“少年监房”吃饭，第一件事是全部坐在食堂，要一起很整齐地高声叫：“阿Sir（警察）吃饭”，同时一定要整齐地用脚跺地，要跺得很整齐，不齐的话，跺到整齐为止，骂到整齐为止。

接下来，吃饭时间的长短，由警察任意定，警察还要定进食的顺序，比如，吃菜、吃饭、吃肉等，都要按照经警察定的次序来吃，每次都不一样，少年人们不能自己想吃什么就先吃什么。有的人不知道这个规矩，吃饭的速度慢了，时间到了没吃完，有剩饭、剩菜，怎么办呢？警察就要少年人要把碗倒扣在头顶，把那个盘bottom up（底朝天），照头顶淋下来。但是那些饭菜是热的，特别周一至周五下午都是喝粥，哇！可怜啊！那些粥多热呀！从头顶淋下来，而且不准立刻抹掉的，要一直坐在那里，从头到脸，到脖子到肩膀，都被烫的通红。一直要等到警察说可以了，大家才可以抹掉，或者去厕所洗。每一次吃饭，其实都是一个磨练，都可以说是一个酷刑。你永远都不知道警察每次会搞什么动作整人？不知道会遇到什么麻烦？不知道进食时间的长短？有时是5分钟，或者15分钟，反正都任由警察定。他要是心情好，定的时间就长一点，心情不好就短一点。而且还会打人。虽然惩教处多次宣称“惩、教并重”，但是坐牢的人，其实要面临精神上、肉体上、心理上的种种折磨。

牢房令人变傻变坏

当一个少年人在监牢里每天经历种种肉体上和精神上的虐待后，对人的性情的影响是非常负面的。

邵家臻以他亲眼看到的情况，总结说，坐过牢的人，会变成两种人，一种是坐牢越久就变得越尖滑，越来越狡猾，因为他们在监牢知道了更多不同的犯法门路。

而另一种是越来越笨。因为经过那么多的折磨以后，他已经是全无尊严，全无自我，全无主见，完全丧失了判别的能力，完全失去了思考和决策的能力。

邵家臻举例说，最近有一个手足从监牢出来了，但是一个星期以后，他说，他想回去再坐牢，因为牢里不用动脑子，不用想吃，不用想住，不用想生活，什么都不用想。他在牢里待了三年零八个月，放出来后变成完全没有主见，大小事情什么都要问别人，自己变得什么都不懂，好像对自己的人生完全放任不管了。因为习惯了在监狱里什么都必须听从警察的指挥，听从安排，由不得自己做主，什么都由教养所拍板决定，习以为常了，慢慢就不会思考问题了。

而我们在外边的生活，每天都会遇到很多问题，要处理很多事情，需要不停地思考和做判断，蹲监牢就完全没有了自主。

为了帮助那位手足，邵家臻一直在帮他找工作，希望他有一份工作以后，可以早日重新融入社会里，最近看来好像有好消息了。

黄之锋被关入单独囚禁室

邵家臻在上一期与大纪元记者梁珍提到，在香港的监狱系统中，“少年监房”是令人最难熬的地方。

梁珍问起了黄之锋在11月23日被判入监的当晚，突然被单独囚禁。黄之锋后来在手写信件中表示，即使之前已经有三次坐牢的经验，但被送到“监狱中的监狱”（单独囚禁室）之后，因为过于意外令心情起伏，花了不少时间与精神才能平伏下来整理思绪，黄之锋说这个过程“实在不是容易”。

梁珍问邵家臻如何看到黄之锋突然被关进单独囚室这件事。

邵家臻表示，香港当局对于一些政治感的人物或者公众人物，入监之前大多数都会被安排先去医院，在医院里面本身就是处于隔离状态，不是因为病菌或防疫的问题，而是先把人隔离一下。当局以此提醒这些人物进到监狱后，不要到处跟犯人宣讲他们的政治信念。当局也都不想那些犯人搞他们，因为犯人在政治上都有很多不同的颜色，担心犯人因为颜色立场不同去搞那些公众人物就更加不好。因为那些公众人物被犯人搞一搞呢，惩教处就会很麻烦的，是不是？

尤其黄之锋是受国际关注的，如果他万一被人打肿了眼睛，这件事的压力就不只是一家惩教院所的问题，是整个惩教处都拆天啦，或者整个政府都有了麻烦。所以很多时候都会将他隔开一段时间。

至于说在黄之锋的肚子照到长什么东西了，或者是怀疑他吞了窃听器等等这类说法，邵家臻觉得都不需要这样去猜想。他认为惩教处只是找一个理由，将他长期锁在医院，医院可以将那些病房清空了，将他们摆在一些人少、少囚友、少病友的病房里面，使他不能和人接触。

黎智英被当成甲级重犯

黎智英是一个媒体人，是一个知识分子，他这次突然被警方加控罪名，遭到关押后，大家看到他出庭的时候被铁链五花大绑，令外界非常吃惊。作为关注囚权的邵家臻又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呢？

邵家臻表示，从黎智英乘坐的囚车和押送人员的职位，就可以看出当局把黎先生当作甲级重犯来对待。黎智英乘坐的那辆囚车叫作“铁甲威龙”，是专门用来押送甲级犯的，里面的装备厉害很多，跟平时押送普通犯人的囚车是不一样的。还有押送黎智英的两名职员，不是一级惩教助理，或者二级惩教助理，而是惩教主任，也叫做帮办。如果要帮办这个级别的人来押送他，摆明黎智英被升级了，被当作重犯了。第三点，普通犯人出庭的话，从囚车走入法庭，结束后从法庭出来，走回囚车，这个距离很短，通常是不用戴铁链的。但是黎智英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都戴上铁链子，你就知道他是被当作甲级重犯的对待了，也就是像对待杀人犯啊、大毒枭这个级别才会使用的方法来对待黎先生了。

很明显一点，当局以“国安法”的罪名指控黎先生以后，就把他升级到甲级重犯。但是并不是所有被指控“国安法”罪名的人都被当作甲级重犯，例如唐英杰，唐英杰现在赤柱，他是乙级，不是甲级。还有一位钟同学和美国队长，也都被指控“国安法”的罪名，但他们都不是甲级。所以黎智英是受到当局特别对待了。

虽然惩教署的胡英明署长总是讲一视同仁一视同仁，但其实早在实施“港版国安法”之前，惩教处对待政治犯已经就有所不同了。在监狱里，警察把政治犯叫作“暴动仔”，会特别关注这些政治犯。比如把他们分散的远一点，分在不同的监仓；或者在看电视的时候，如果出现抗议、暴动的画面时，警察就会特别留意政治犯，关注他们的情绪反应，留意他们会不会煽动其他犯人啊等等。还有在7月1号，或者10月1号，或者说香港哪个地方有大游行啊，大的集会活动啊，这些日子里，保安组就会特别留意盯着政治犯，看看他们有什么反应和动作。不管是在食堂还是工场里面，政治犯的一举一动都会受到特别关注。

另一个就是书籍，也就是禁书，这件事情一直都有。以前的禁书指的色情、暴力、赌博之类的。但是不会禁政治内容方面的书籍，社会运动或者非暴力抗争这类书籍过去都不属于禁书。但是现在这些都被禁看了。

这些完全是为政治犯而设的，香港当局不断增加了一些标准，是去限制政治犯的活动。

与大陆交流就是学坏东西

邵家臻提到胡英明署长最近接受媒体访问时说，他做了30年惩教，这一两年是最精彩，因为有“占中”，有“雨伞”，然后也有“反送中”，有很多思想偏激的囚犯被关进去了。胡署长还讲，有一些人以关注囚权之名，抹黑惩教，想要挫折员工的士气，但是他们惩教是不怕的，只会遇强越强，不怕那帮黄丝……

邵家臻指出，这件事情胡署长的定位是完全错误的，他的整个认知也是错误的。第一，关注囚权不是想让惩教处怕什么。关注囚权是希望胡署长和惩教处的职员尊重人。尊重人而已，尊重囚犯。囚犯本身是一个人，那个“囚”字，那个框是重要，但是框里面的人更加重要。关注囚权是希望尊重框里面的那个人而已，难道尊重人都成为了胡署长的挑战吗？难道尊重人都变成了惩教处的一个Defense（防御）的地方吗？

邵家臻还谈到，他需要澄清一件事。惩教处总是说议员的公务探访很频繁，特别是去年，有三百多个区议员是民主派的，因此多了很多公务探访，令惩教处的工作量大增。

邵家臻认为，香港惩教处近二三年来接待了很多来自大陆不同省份的参观团队，很多都是大排场，惩教处要派很多人去做接待工作，所以令他们吃不消，那些中层和前线的人员更是吃不消。实际上并不是议员的公务探访令他们吃不消。

因为探访室的数量是固定的，比如在赤柱只有5、6个探访室，在荔枝角有28个，并没有因为议员的公务探访就增加探访室，而且探访犯人的时间是固定的，每个人的会面只有15分钟，因此不会增加多少工作量。

相反，大陆来香港的所谓“交流”，次数非常多，有时来的是什么高干，有时是县长、教授之类的，这些人一来，整个惩教院所都要招呼他们。而且，官场上的规矩是有来有往，有人来香港交流之后，香港也会派人到大陆的回访，就像敬酒一样，轮流敬的嘛，这是中共的国情，大陆来十次，香港这边接待十次，然后派人到大陆回访十次，所以工作量就增加了很多。最关键的是，说好听的就是互相揣摩，互相切磋，说不好听的，就是互相学坏的东西，是不是？

现在邵家臻已经不是议员了，但他还是会到监狱探访一些手足，就是一般的探访。每次都要先等候一到两个小时，才能见到要见的人，每次只能会见15分钟。然后又要等一两个小时，才能见到第二个人，一整个上午，去了4个小时，只能与2个人会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