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1年11月17日訊】美東時間週二（11月16日）晚上9:30，新唐人《方菲訪談》節目主持人方菲女士，專訪前美國蓬佩奧國務卿的首席中國政策顧問余茂春博士。新唐人、大紀元將進行首播，敬請收看。
余茂春博士近日參加中國論壇小組討論，其主題是「全球統治，有中國特色的世界秩序」（Global Governance, World Order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他提到對「中國特色」的定義，認為人們一直對「中國特色」這句話有很深的誤解。
余茂春也提到，中共試圖向全球輸出其統治模式，最終謀求建立一個由中共控制的世界秩序，以及一個中國版本的共產主義。但遭到挫敗。而中共對世界的威脅，本質上是道德挑戰，「我們必須具有道德清晰」。
針對中國（中共）的改革，他說，「六四」屠殺的最大教訓就是，中共的改革沒有希望，中國14億人沒有行使良知的自由，「我願意為此努力去幫助他們」。
余茂春是美國華人學者、政治家，美國海軍學院東亞和軍事史教授，曾擔任《華盛頓時報》專欄作家、美國國務卿政策規劃辦公室中國政策規劃首席顧問，是中國留美學生中進入國務院對華政策核心圈的第一人，現為哈德遜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及胡佛研究所客座研究員。
方菲：余博士，很高興終於見到您本人。感謝您抽時間來參加本節目。
余茂春：非常謝謝你，方菲。很高興來這裡。
中共所謂「中國特色」偷換概念 其實質代表正統共產主義
方菲：謝謝。您剛剛參加了中國論壇的小組討論。這次討論的主題是「全球統治，有中國特色的世界秩序」（“Global Governance, World Order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您對「中國特色」有什麼樣的定義？
余茂春：人們一直對「中國特色」這句話有很深的誤解。中方一直以來的說法是，他們要做的事情是實現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我們的誤解在於，我們一般把這句話理解為：中共想要實行我們所謂的有中華民族特色的社會主義。所以人們說：「這可能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共產主義。這只是中華民族意識形態的迸發。」這是對中國共產黨本質的徹頭徹尾的誤解，因為中共是一個從意識形態角度而言，高度警惕的黨。
中共相信，只有他們自己代表著最純粹的、最真正的共產主義和馬列思想。所以當中共說「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他們的意思是：中共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意識形 態，以及對馬列主義最真正的詮釋。他們的意思是，這是中國版本的馬列主義。這是最好的版本，與蘇聯共產黨、越南共產黨、古巴共產黨代表的共產修正主義不同。所以，他們使用的「中國特色」這句話的背景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而不是中華民族。
方菲：所以更加準確的說法應該是「中共特色的社會主義」是嗎？
余茂春：是的。準確的說應該是「由中共代表的最真正、最正統的共產主義特色的社會主義」。
方菲：這是他們的最終目的嗎？「全球統治，有中國特色的世界秩序，或者說有中共特色的世界秩序」，這是他們的最終目的嗎？
余茂春：是的，我認為他們最終謀求建立一個由中共控制的世界秩序，以及一個中國版本的共產主義。但是我必須要說，這次和1950年代、60年代、70年代的情況相當不同。當時，他們的計劃的首要目的，是輸出中國版本或蘇聯版本的激進意識形態。但是今天的世界不同了。共產主義在全世界已經失去了吸引力。在蘇聯和東歐，共產主義已經瓦解。中共也知道這一點。他們知道，沒有人想要買過期商品。
所以他們這次試圖這麼做：「東歐和蘇聯的共產主義失敗了，恰恰因為蘇聯版本的共產主義不好，不是真的。而中共的意識形態代表的是真正的馬列主義。」因此，他們要在全世界做的事情，並不是直接輸出這種意識形態本身，而是首先實現中國在經濟、軍事和科技領域的全球領先，繼而實施中共版本的意識形態。
這一點是很清晰的，因為今天中共是唯一的一個宣稱繼承馬克思思想的馬列政府。比如說，馬克思兩百周年誕辰日的時候，中共送了一尊馬克思雕像給他出生的家鄉。習近平經常說：不忘初心。
方菲：不忘初心
中共政權一以貫之：習近平所做的都是中共歷來要做的
余茂春：不忘初心。那麼，「初心」究竟是什麼意思呢？初心指的並不是「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初心，這個初心指的是對正統馬列主義、對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初心。順道一提，習近平有清華大學的科學社會主義的博士學位。所以他是非常懂馬列主義的。而且他自認為是當今馬列主義—也就是最先進版本的共產主義和列寧主義理論領軍人。所以意識形態在1989年並沒有死去，意識形態變異成了中國版本的馬列主義，而習近平相信這是他們初心的最真正的版本。
我們一直在說習近平是最終的意識形態追隨者。這種說法實際上也有其危險性，因為這意味著所有的問題、全世界所有與中國有關的問題，全都是習近平造成的。但是這並不是事實。
習近平他自己原創的思想其實相當少。他所謂的共同富裕、強化中國的極權統治，他說的一切話，他對自己的一切鼓吹，其實他的前任們都已經說過做過了。從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到胡錦濤。習近平說的所有話語，之前的人都已經說過了。如果你讀過這些人的選集，你就會發現習近平理論和思想真正的思想源頭和意識形態源頭。所以他沒有任何新意。
那麼我看到的是，中共政權意識形態的強勁的延續性。其實過去到今天的差別很小。習近平的中國、鄧小平的中國、胡錦濤的中國、及毛澤東的中國，他們之間唯一的區別是，現在的中共遠比過去要實力強大，在科技上要先進得多。他們利用這種經濟和科技實力進一步推動馬列統治，對吧。
因此，當中共掌握一種技術的時候，這不一定是為了造福中國人民。中共掌握技術的目的是強化中共政權的統治。比如，他們會利用科技來監視和監督人民，檢查每個人的銀行帳戶，審查中國國內互聯網的每一篇貼文。這就是科技給中國帶來的現況。
我不能說中國人民100%沒有從這些科技和經濟進步中獲益。但是這不是問題的關鍵。中國人民從來就不是中國經濟和科技發展的主要受益群體。主要受益者是黨。黨變得更強大、更有能力和實力。這是中共威脅的本質。
中共試圖向全球輸出其統治模式 但遭到挫敗
方菲：是的。您認為中共對於他們的終極目標——即把他們的統治模式輸出給全世界——已經取得了多少進展？
余茂春：他們取得了一定進展，他們利用了開放社會，開放型社會實際上對中共是有利的，因為他們利用了開放的國際貿易系統，並且從中獲取了巨大利益。他們獲益的原因並不是因為他們遵守規則，而是利用開放社會對中共政權本質欠缺警惕性。因此，我認為中共取得了一定進展。
但是這種進展現在受阻了。我們來看一看過去兩三年，中共在全世界擴張的努力發生了什麼。中共遇到的只有各種令其沮喪的結果。「一帶一路」動議毫無進展，而且問題叢生。而且這項動議的各種項目，對於中共政權資源的消耗是巨大的。此外，在這場疫情中，中共的行為是可恥的，不是嗎。所以相當糟糕。
因此，中共在國際上極其孤立。現在全世界，中國沒有任何一個可以100%信任的朋友。中國領導人現在無論去世界哪個國家訪問，這個領導人要面對的問題都是很令他頭痛的。這些問題包括：新疆人權侵犯、科技和軍事間諜活動、香港問題、台灣問題、貿易失衡、當然還有新冠的問題，包括病毒的來源和對疫情的隱瞞等等。
所以，中共現在相當孤立。我從來沒有看到過中國外交陷入當前這種程度的困境。所以，中共誇誇其談習近平治理下的中國有多麼強大，這其實不是真實的。我認為中國人民心裡明白，我認為中共領導人也明白。
方菲：是的。我認為中共在過去幾年確實遇到一些阻礙。您剛才提到一個嚴峻現實，美國在對抗中共威脅，還不要說控制、消除或減少中共威脅方面落後了。您認為，我們應該怎麼做才能有效抵制中共的擴張？
余茂春：第一，大家必須真正理解這其中的利害關係。這其中的利害關係是巨大的。可以說這關係到每個人的個人自由，關係到存在200多年——由美國代表的——民主體系的根基。所以中共是想用它那種風格的專制統治取代自由和民主的治理模式。
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個意思就是，你將服從於國家的意志，你將被一個極權、極端的共產黨控制，它的唯一領導者不允許任何不同意見。
方菲：而且每個星期兩天，你必須學習習近平思想。
余茂春：是的，你必須學習習近平思想。而且你還要學習他們那個版本的歷史，學習他們所謂的個人權利，也就是等於沒有權利。你要服從於黨的意志，這個黨對於自己的人民具有嚴重妄想偏執症，所以他們會壓迫人民。中共對於自己人民的壓制是相當徹底的，對吧？
而且，它非常善於欺騙。中共最厲害的詭計，或者說中共最了不起的「成就」，就是它奴役著14億中國人民。但是同時中共想盡辦法讓中國人民相信他們非常的幸福。
所以這是一個規模無法想像的悲劇。我認為最終，真相會浮出水面。我認為我們每個人都有各自的事情要做。您提到中共在表面上對全球治理構成威脅。
但是我們應該要非常有自信，因為最終，中共這個政權實際很脆弱、很不穩定。因為它活在恐懼、妄想症和控制他人當中。如果一個政府每時每刻都害怕自己的人民，害怕國際社會對它的影響，這樣的政權不會有未來。
中共對世界威脅本質上是道德挑戰 我們必須具有「道德清晰」
方菲：您在舊金山的由袁弓夷先生主辦的香港自由燈塔基金的活動上提到，在對抗中共構成的威脅、保護民眾不可剝奪的權利的問題上，美國應該具備清晰的道德觀。當我們談論對抗中共、或者對抗中共的基礎時，我們並不經常聽到清晰的道德觀這樣的說法。您能不能再多談一談。
余茂春：好的。中共對世界構成的威脅不僅是科技領域的挑戰、經濟挑戰、或軍事挑戰。更重要的是，中共構成道德方面的挑戰。因為共產統治的道德本質與當今社會所有的主要道德基準，都是截然對立的。比如：中國模式的治理否認個人有不可剝奪的權利。他們相信黨的權利凌駕個人權利之上。這是個道德問題。
中共的治理模式也否認宗教自由和信仰自由。信仰自由是每個人最根本的權利。在每個國際契約裡，都有這條權利，而很諷刺的是，中國在所有這些契約裡都簽字加入了。中共是無神論。它並不相信個人信仰有其正當性，不相信每個人有信仰的權利。所以他們把數百萬維吾爾人囚禁在集中營裡，不僅虐待他們，更重要的是對他們進行精神洗腦，強迫他們放棄宗教信仰。再比如，中共對法輪功的迫害，不僅是極為殘酷的肉體虐待，也是要重新改造他們的思想，讓他們失去信仰。
如果說蘇聯共產黨更注重肉體消滅異見人士，中共則遠遠更加注重消滅個人思想、個人信仰自由，讓所有人統一思想，相信共產主義。這就是當今世界面對的最大的道德挑戰。所以這就是我這句話的意思，如果我們要對抗中共，我們必須有清晰的道德觀，知道這關係到什麼，只有這樣我們才能面臨挑戰。
方菲：您認為，中國人和世界上的其他人，我們有沒有清晰的道德觀去抵制這個世界最大的威脅呢？
余茂春：我認為有。雖然中共大肆宣傳、在中國進行洗腦行動，我認為絕大多數中國人明白，中共並不代表他們的利益。絕大多數中國人並不相信共產主義。共產主義幾十年前就失去吸引力了。
但是他們無法發出聲音表達他們的感受。他們沒有途徑發聲，無法代表自己並表達自己的看法，否則就要承擔嚴重後果。這就是問題所在。我們現在試圖做的就是創建一個環境，一個安全的空間，不僅是為中國民眾，也為世界其它地區的民眾，使他們能夠在不會遭受壓迫後果的情況之下，說出中共的殘酷和暴行。
我認為這是自由世界正在做的事情，不僅是美國。中共一貫把美國塑造成宿敵，中共唯一的敵人。這是一派胡言。中共現在遭到幾乎世界上所有自由國家的反對和抵制。特別是那些非常和善的國家，那些最不可能去挑起衝突的國家，比如加拿大、瑞典，對吧？還有瑞士，這些國家都有擁護和平的傳統，而現在連他們都變成中共的最大敵人了。
那麼，為什麼中共現在要跟像澳大利亞和加拿大這樣的國家過不去？這是因為中共在意識形態上的傲慢，現在這已經很明顯了。中共認為，他們的治理模式是更好的。他們相信，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和國際自由貿易體系更優越。而我認為，他們不切實際。
中共高超音速武器需嚴肅對待 但美國具有更大優勢
方菲：我想問一個具體問題。我們談一談具體的行動。最近，中國測試了一枚有核能力的高超音速導彈。這似乎引起美國的高度警覺。根據媒體說法，中方的測試是美國情報部門沒有料到的。因此這出乎了他們的意料。您認為中共現在真的具備這種新型先進的軍事能力了嗎？
余茂春：我不能談論軍事能力本身，因為這屬於保密資訊，我不能公開談論。但是我可以談的是，獨裁者通常都有一個很具諷刺的特點。那就是：他們可以集中巨大的資源和人力來完成大項目，對吧？因為一切都是他們所擁有的。他們擁有一切。所以，他們可以把資源集中起來，研發某些軍事科技。
當年的蘇聯也是如此。他們基本上以人民的福祉為代價，把大量資源用於武器和軍事方面。在1957年，蘇聯發射了世界第一顆人造衛星，史普尼克1號。史普尼克1號可以攜帶核彈頭進入外太空，所以這等於是當時的第一個洲際彈道導彈，那時候的美國還沒有防禦它的能力。所以那是一記警鐘。那時候，看上去莫斯科的共產政權會獲得勝利，但是最後並不是這樣。
當中共測試武器的時候，它會宣稱這是最好的，而這確實會造成西方的反應，特別是美國。但是最終，自由和民主給一個國家帶來的，是產生巨大的創新的力量和能量，以及科技領域的發明創造。所以我們完全有信心，只要我們把注意力放在中共構成的威脅，我們就可以戰勝他們。
所以我們討論的重點是，我們需要領導力。如果我們的領導層不能理解中方構成的威脅，那麼中共就會贏。如果我們的領導層有像比如說川普（特朗普）總統、蓬佩奧國務卿這樣的領導人，他們100%理解中共的本質，那麼美國就是無敵的。與中共相比，我們有龐大的科技和人力資源方面的優勢。所以我並不是非常擔心。但是我們當然應該非常嚴肅地去對待這個問題。
方菲：有人講，如果美國情報部門被這事弄得措手不及，那著實顯示出美國情報部門在中共的問題上落後了，您同意嗎？
余茂春：首先，那只是媒體推測我方對此一無所知。
方菲：媒體報導是那樣講的。
余茂春：那也許是，也許不是真的，我不能對此發表評論。但我非常有信心，我很有信心我們會得勝。這是我現在可以講的，因為我不想談論軍事科技的細節。中共在太空時代的科技方面有些進展，但也有很多缺陷，有缺點；所以我不是很擔心。
方菲：很好。
余茂春：我認為我們絕對應該警惕，但我們最終會把它做好。
蓬佩奧國務卿對於抗共非常清晰 他會是個很好的總統
方菲：好。那麼您剛才講話中提到，回顧川普政府，最大的成就也許是你們重置了美中之間的對話。我目前正在看（《華郵》記者）加什・羅金寫的「天下大亂」（Josh Rogin: 「Chaos Under Heaven」），在那本書裡，他提到了一些非常有趣的事情，我想請您解釋一下。
他書裡提到，當時蓬佩奧國務卿有一份清單，列出了他想要做的三十多件事來對抗中共威脅，包括制裁華為、制裁中共官員等等；其中有些非常嚴厲，他不得不推遲實施。那是真的嗎？有過這樣的清單嗎？
余茂春：無論是或不是，我不能評論那本書中那個報導的真實性。我所知道的是，蓬佩奧國務卿非常清楚必須要做什麼，我個人也參與了那個過程。但我不能評論那樣的細節。
方菲：但他有一套可採用的工具，對吧？
余茂春：我不能對那個發表評論。但我要講的是，那本書的作者或許應該擴大他的資料來源。他的消息來源主要來自國家安全委員會。如果跟更多國務院的人交談，那麼他或許會有… 那本書是還不錯，但他可能會獲得更多信息。
方菲：好的。很多人認為，大家在猜測：蓬佩奧國務卿會在2024年競選總統嗎？您可以談一談嗎？
余茂春：你要我現在打電話去問問他這個問題嗎？
方菲：是呀，那會很棒。
余茂春：我認為，總統選舉顯然對美國非常重要。很多人都對下一次機會感到興奮，對吧？美國民主的美妙之處在於，我們不會永遠卡在一名政治領袖身上。如果他做得好，會再次當選，對吧？再做四年。如果不好，那麼在四年後把他選下來。因此這由美國人來決定。
不管怎樣，我真的相信如果蓬佩奧成為總統，會是一位非常非常偉大的總統。至於他願不願意參選⋯⋯我會在這之後給他打電話（笑）。
我認為，美國公開選舉的一大好處是，選舉是完全對公眾開放的。每一個有抱負的人、每一個有愛國熱忱的美國人，只要你合乎憲法要求的年齡、居住地等規定，都有權利競選總統。我認為這是個很好的過程，這過程讓美國人了解他們的政治領袖。我認為這個好處就在於，經過初選，你能觀察到某個候選人的素質和領導力，然後你可以決定要投票給誰。我希望蓬佩奧國務卿會參選⋯⋯
方菲：如果他參選，你會以在哪些方面幫助他？
余茂春：盡我所能，因為我了解他。我知道他會成為一位偉大的總統。第一，他非常愛國。他的愛國心不僅基於他是美國人這個事實，而是他對「美國是什麼」有著非常深厚的理論上的認識。他理解美國的意義在於傑出的企業精神、偉大的民主實驗。
我認為，那是其中一個原因為什麼在他擔任國務卿時，他給我們處理美國外交事務的全部人員，提供了一個非常全面的理論上、哲學上的指導。這個指導是來自美國的建國原則，例如，不可剝奪的權利、宗教自由。
因此，如果我們看一看蓬佩奧國務卿在國務院任職期間所做過的事情，每一項重大的措施都符合美國的建國原則。那就是為什麼我們能夠取得這麼大的進展。
這就是為什麼在國務院這官僚體制內，我們可以形成相當廣泛的共識，對吧？我認為國務院大多數工作人員都是民主黨人，我這個假設應該沒有錯。但在中共的問題上，在這個國家面臨的最大挑戰上，我不記得有任何人、任何同事有著明顯的黨派之見。
在中國問題上，我們都是一致的。因為我們的領導非常明確，面對這個挑戰和贏得這場競爭所牽涉的巨大利害關係。
14億中國人沒有行使良知的自由 我願意為此努力去幫助他們
方菲：好極了。最後，我想問您一些關於您自己的問題。我想很多中國人，我們節目的很多中國觀眾，可能都想知道您為什麼做您今天所做的事情。很多中國人，即使不喜歡中共也不敢公開講話，或者他們太過忙自己的事情。我聽過您演講，您提到兩件事對您影響很大；您過去的兩次經歷讓我印象深刻。您想要跟我們觀眾分享嗎？
余茂春：我不認為自己從那個角度而言特別與眾不同。在我們一生當中，運氣非常重要。如果時機對了，那麼你的人生會騰飛，會產生一些影響。我非常幸運能夠有機會在美國政府的前沿工作，在國務院工作。我仍然是服務部門的政府雇員，即使作為（海軍學院）教授。因此我還是在盡我身為美國公民的責任來幫助我的國家。
但我也覺得，因為我的根是中國，我認為這是我永遠無法擺脫的，我也不想擺脫，因為我愛中國人民，我熱愛中國人的創業精神。中國人是非常有創意的。我認為最重要的是我並不特別考慮自己。
每天激勵我行動的未必是我是中國人、我是共和黨人或我是美國人。我首先認為自己是一個自由人，有選擇的自由，有行動的自由；作為自由人，作為一個有良知者。作為自由人，每個人都有權利和能力運用這種良知。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我認為⋯⋯我也許不對，（按照我太太的說法，我經常錯）但我可以告訴你，能夠暢所欲言的那種喜悅和巨大的幸福。無論是對還是錯，你都可以說出心中想說的話。
我的強大動力來自於14億在中國的民眾，他們碰巧是中國人，卻沒有行使良知的自由。而我認為，如果我因自由釋放出的良知可以幫助緩解，或者在最終最好的情況下，可以幫助實現該體制的消失，提供自由給那片土地上的14億中國人，那麼我會很幸福。我認為我就履行了我作為一個人的責任。
我認為這就是為什麼住在美國的每個人都應該非常感激這個國家；它給予我們每個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行使這種良知的自由。無論你喜不喜歡美國，這不是重點，但你有權利講你喜歡或者不喜歡美國，而不會像在中國大陸那樣承受後果。
所以我認為，中共構成的挑戰，其實最終是暴政與自由之間的對抗。您之前提到的我人生中的某些里程碑，確實幫助我理解了每個人行為的動機來源。其中之一顯然是天安門事件，對吧？如果你來自那個國家，那麼「六四」是每個人生命裡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分水嶺事件。天安門事件的本質對我來說，並不在於廣場上那些人有多正確或多不正確，策略上有多老練。天安門事件的精髓對我來說，是他們完全享受了七週令人難以置信的自由，可以無畏地表達他們自己。
一個沒有恐懼的國家是一個自由的國家。一個長期生活在恐懼中的國家，是一個專制獨裁的國家。我希望這回答了你的問題。我不是哲學家，但我確實認為每個人都應該真正培養出…倒不一定非要是勇氣，我自己也不認為我自己十分勇敢，但是我認為我真正珍惜自由能帶給我的東西。
「六四」屠殺的最大教訓：中共的改革沒有希望
方菲：您是一位追求真理的人。
余茂春：因為真理的力量極大，對吧？真理的力量可以讓你獲得真正意義的自由。順便提一下，這並不是什麼新說法，也沒什麼很深刻的涵義。如果你讀過十八世紀的啟蒙哲學家，從伏爾泰到孟德斯鳩，從盧梭到傑佛遜，每個人都在談論什麼是真理？談論真理如何能真正將一個人的靈魂從思想怠惰、無所事事以及膽怯懦弱的自我奴役中解放出來，對吧？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我對自由戰勝暴政抱有無限的樂觀。這就是為什麼我看到了中國人民的光明未來。我很高興能成為這事業的一員，成為幾百萬人當中的一份子，這包括你、包括這位攝影師、包括幾週前出現在聖荷西的許多勇者、男士和女士，成千上萬的人們，我看到了希望，對吧？
特別是，在香港上百萬走上街頭的人身上，我看到了希望。他們不是被某些黑手煽動的，他們不蠢，他們不是被某種自私的經濟利益所策動的，他們是被自由的力量激勵而走上街頭。他們想要成為自由人，他們不想屈服於共產政權的暴虐統治。這就是香港抗議的本質，我很高興大家意識到這個。儘管他們現在不得不停止，但事情還沒有結束。
方菲：我想稍微就您講的自身經歷說幾句：您講到了「六四」的經歷，以及它怎樣讓您完全看清中共的本質。另一件事是關於您怎樣跟一名美國教授爭論，爭論中捍衛美國、美國的傳統價值觀。
我認為這些事件對您產生這種影響的原因，也是因為您具有您剛才描述的「清晰的道德觀」，對吧？因為其他人可能經歷同樣的事情，但是未必會有相同的認識，或未必對他們產生這樣的影響。因此我認為對於我們每個人，清晰的道德觀都是關鍵。
余茂春：說到清晰的道德觀，補充一下您之前提到的。天安門事件還給我們留下一個很重要的東西。天安門事件發生在1989年，在舉世所知的中共改革運動的高峰。鄧小平是改革者，終極改革者；他是受寵信者，他是溫和派。如同中共講的，他是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然而即使有這樣的資歷，對中國社會問題能採取一種非常溫和務實的方法，但他仍然是一名共產黨員。
最溫和的共產黨員在下令「屠殺」自己老百姓時也毫不眨眼，他為那樣做而感到非常自豪。所以天安門給我們留下的教訓應該是：沒有人應該對中國共產黨的改革抱有任何希望。那些改革是虛假的、騙人的。最終目的不是改變中國的政治體系，甚至也不是改革這套體系，最終目的是加強該黨的獨裁統治。所以這就是為什麼天安門大屠殺留給後人的一個非常大的教訓應該是：中國共產黨的改革沒有希望。
方菲：遺憾的是，這對西方和世界其它地區而言，並不是一個警鐘。
余茂春：這實際上是一個警鐘，但沒有領導跟進，僅此而已。直到川普政府，對吧？我們不是說突然吃了一塊木須肉就頓悟了中共的本質。不是的，其實我們一直都知道，華府的每個人都知道。區別在於，在川普執政期間，有蓬佩奧國務卿這樣的領導，所以我們採取了行動。我們採取了行動，我們講了我們要做什麼，而我們言出必行了。那實際上是領導力的終極體現。
方菲：好極了。非常感謝您，余博士。很高興與您這樣對話。
余茂春：非常感謝方菲。
方菲：祝您和蓬佩奧國務卿未來的努力一切順利。
余茂春：您也是。
方菲：謝謝您。
方菲訪談頻道：https://bit.ly/fangfeitalk
《方菲訪談》製作組
責任編輯：孫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