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陶芬貝格上校與刺殺希特勒的720密謀案
30年代初，在世界面臨著經濟大恐慌之際，希特勒及其所率領的納粹黨以改革者自居，大行國家社會主義，一時將德國的經濟推向高峰，創造空前的政績。但納粹黨在取得政權之後，亦露出殘忍的本性：發動二次世界大戰、屠殺猶太人，前後共造成了數千萬人的死亡。
史陶芬貝格伯爵（德語：Claus Philipp Maria Justinian Schenk Graf von Stauffenberg，1907年11月15日—1944年7月21日），出身於名門世家，年僅35歲便官拜上校，是軍隊中的明日之星。他曾經是納粹的狂熱信徒，一度深信納粹黨是德國的希望，然而在納粹黨一連串倒行逆施的行為後，他逐漸地看出納粹的真面目。他深知：保持沉默，無異於納粹的幫凶，於是奮不顧身地發起720密謀案，決心要改變這一切……
史陶芬貝格伯爵為貴族出身，父親曾是符騰堡王國的最高元帥，母親是一位普魯士將軍的曾孫女。他幼時體弱多病，常為頭痛及喉疾所苦，但他絕不允許自己倒下，反而以意志力來恢復健康，不但將自己磨練為一個運動好手，還時常協助當地農民工作勞動。
他認為貴族不僅是崇高的社會地位，也是自身的天職，永恆為民服務是他的義務。他曾對家人說道：「貴族的首要之務是服務國家，不論我們處於任何職業皆然。」
他於1926年入伍，擔任一名普通士兵，四年後升任軍官，同年希特勒出任德國總理，並進行一連串的變革，德國經濟逐漸起飛，史陶芬貝格也參與納粹黨的街頭慶祝活動，對總理表示崇敬之意。
1934年6月，希特勒為鞏固自身權力發動戒嚴的「長刀之夜」（Night of the Long Knives），進行一連串對黨內和政敵的政治清洗，這次事件讓史陶芬貝格對希特勒改變了看法，開始批評其冷酷無情。
1937年，史陶芬貝格以第一名的成績畢業於德軍參謀本部學院，回軍任職並參與了占領捷克的任務。
納粹與共黨妥協的墮落 效忠屠夫如同叛國
1939年納粹德國為了進攻波蘭，準備與蘇聯簽訂互不侵犯條約，這點讓史陶芬貝格開始對支持納粹的信念產生根本性的動搖：反共起家的納粹黨居然與共產黨妥協和談？！於是他開始接觸反抗納粹的組織。
納粹德國進攻波蘭之後，爆發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史陶芬貝格在隨軍作戰期間，見識了更多納粹非人道的作為，納粹黨對猶太人的屠殺及凌虐戰俘的行為，更加深了其反抗決心。1943年他被調到第10裝甲旅，負責掩護隆美爾元帥從北非撤退，這期間他在戰地日記裡寫道：
希特勒違背了和平繁榮的承諾，他所到之處盡成一片廢墟，納粹黨的暴行已引起軍官團的憤慨，屠殺平民、拷打飢餓的戰俘，以及將無辜的百姓送入集中營……希特勒和黨衛軍的罪行成了德軍光榮歷史的污點。
1943年4月7日，史陶芬貝格在戰場上遭空襲受重傷，失去一隻眼及手臂。他原本可因此光榮地退伍，但他明瞭：不可以保持沉默，他必須使盡一切手段阻止希特勒，這時他在日記中又寫道：
希特勒不只與全世界為敵，更是德國的頭敵，我們不能坐視不管。
作為軍人的自覺，我的職責不再是保衛國家，而是要拯救全人類。
這時他正式加入了反抗組織，而後他又被任命為德軍後備軍參謀長，自此有了接近希特勒的機會，為後續的行動拉開了序幕。
720密謀案（女武神行動）
在諾曼地登陸之後，德軍前線戰況漸漸失利，納粹黨的統治地位也發生動搖，這時許多高階將領也開始支持反抗組織，其中更包括了鼎鼎大名的埃爾溫‧隆美爾（Erwin Rommel）元帥。
隆美爾的加入讓反抗組織士氣大振，也準備開始進行刺殺希特勒的「女武神行動」（華爾奇麗雅行動，德語：Unternehmen Walküre），此計劃原本制定了後備陸軍進入作戰準備狀態的程序，為鞏固希特勒的地位的作戰計劃之一；史陶芬貝格上校將其改寫成為刺殺希特勒後，由後備軍接管柏林及主要占領區，進而成立臨時政府，向盟軍達成停戰協議的計劃。
反抗組織認為，刺殺希特勒若能成功，新成立的政府就有機會與西方同盟國集團談和，他們期待德國將於戰後作為整個歐洲的東方壁壘，用以阻止蘇共對歐洲的赤化，同時為了防止戰後蘇共的滲透，反抗組織成員也將共產黨官員排除在戰後政府組織之外。
然此計劃也需要後備軍的總司令弗洛姆（Friedrich Fromm）上將的支持，但弗洛姆卻打算保持中立，對於「女武神行動」計劃不支持，卻也不洩漏消息給希特勒。但時機緊迫，經多次會議後，反抗組織決定由史陶芬貝格上校發起這場刺殺任務。
他在行動前曾說：
我了解，一旦任何人採取此行動，其在德國歷史上將被視為叛徒，但是一個人卻不能、也不應是自己良知的叛徒。如果我不採取此行動來制止這場無意義的殺戮，我將無法面對因戰爭而造成的孤兒、寡婦。
在1944年7月11日、15日時，史陶芬貝格都曾準備動手，但因為其它顧慮而作罷，但因為風聲已洩漏，所以動手的時機更為迫切，7月20日，希特勒準備前往「狼穴」參加軍事會議，史陶芬貝格知道這將是最後的機會，因此決心於當天進行刺殺任務。
當天一早他已同最高統帥部通訊處長約妥，將爆炸的消息迅速傳給柏林的反抗夥伴，以便他們立即行動，當時正值夏天，「狼穴」的溫度極高，希特勒將會議地點轉至地面上的會議室內，史陶芬貝格雖然帶了兩枚炸彈，但由於緊張和時間準備不足，他只能夠裝設其中一枚。他在當日下午12時37分把載有炸彈的公事包放在希特勒右方的橡木大桌腳內側，然後藉接聽電話之故離開了會議室。
就在此時，希特勒的副官勃蘭特上校發現史陶芬貝格那個公事包絆住了他的腳，因此把它撿起來放到桌子的靠外一邊。這樣一來，在炸彈和希特勒之間就隔著橡木會議桌厚重的桌腳。也許就是這個看來無足輕重的舉動，救了希特勒的命，也改變了往後的歷史。
12時42分，炸彈爆炸，史陶芬貝格認為在場應當無人生還。於是按照計劃飛往柏林，與其他在本德勒館戰爭指揮部等候的同伴會合。實際上，當時希特勒僅受輕傷，未被炸死。因對希特勒傷亡情形陸續傳出的消息不一，待在柏林反抗軍總部的歐布利特將軍無法得知史陶芬貝格是否成功刺殺希特勒，因而遲遲未展開行動。直至史陶芬貝格抵達柏林，歐布利特將軍才開始發布調動軍隊的命令，中間又耗費了三小時的時間。而此時柏林刑事警察局和蓋世太保已經接到指令，開始了逮捕史陶芬貝格和反抗陣營成員的行動。
而後備軍總司令弗洛姆因無法確認希特勒的死亡，拒絕發起行動，史陶芬貝格只得將其軟禁，並親自啟動「女武神行動」計劃，但是為時已晚，反抗軍控制的地點過少，關鍵的首都警衛營長雷莫少校陣前倒戈，轉為逮捕反抗陣營人員，讓整場行動遭到根本性的破壞。
而此時，若西部戰場的德軍主將克魯格上將及隆美爾元帥能依備援計劃，果斷採取行動與盟軍接觸簽訂停戰協定，或許可藉盟軍之力反敗為勝。可是隆美爾元帥卻在三天前，也就是7月17日，遭英軍的伏擊而重傷住院，而克魯格上將也因希特勒還活著的緣故，拒絕進一步行動。
此時柏林的黨衛軍及蓋世太保已開始一連串的逮捕行動，史陶芬貝格上校等人皆於當晚被抓，隨後於戰爭指揮部的庭園內被槍斃。之後希特勒組成「7月20日事件特別委員會」，大規模地對反抗組織成員甚至異議人士採取趕盡殺絕式的逮捕，只要是有嫌疑的一切人員都遭到處決或送入集中營，最後總共殺害了近五千名「反抗分子」。但實際上參與反抗集團的軍官僅數十人（一說數百人），連保持中立而遭軟禁的弗洛姆上將也因有嫌疑而遭到處決。
720事件之後，德國國內反對勢力幾乎瓦解，希特勒的權力更加穩固，但是他也變得更為暴躁易怒、更失去耐性，一天到晚斥罵部屬，他提出的戰略計劃無論好壞再也無人敢反對，而這個情況對盟軍的戰況卻更加有利，希特勒的一切軍事作為，反而加速了納粹德國的敗亡。
為良知而抗爭的典範 不服從就是義務
在「720事件」之後不到一年的時間，納粹德國就在二戰中宣布失敗。但在戰後的數十年內，參與反抗行動的成員都還被視為「叛國者」。在60年代之後，隨著世界局勢的改變，德國民眾逐漸地接受了這些人是「反抗納粹、拯救德國的英雄」的觀點，稱呼參與這起政變的人們為「抵抗戰士」，而一些城鄉還以部分參與者的名字來為街道命名。
自1999年起，德國國防部更是每年都會在7月20日這一天，讓入伍的新兵在當年參與反抗運動成員視為總部的地點——柏林本德勒館宣誓向國家和人民效忠，正式將反抗納粹的行動視為德軍的光榮傳統，陸續有政府高層人員出席此慶祝活動。
2007年，適逢史陶芬貝格誕辰100周年，德國國防部長容克（Franz Josef Jung）在7月20日紀念儀式大會上發言表示：「當時參加反抗希特勒這個抗爭的人們是出於堅定的信念，認準人性尊嚴和權利不能遭到踐踏，他們甚至以自己的生命來捍衛信念。」
他提到，德國和歐洲從過去的歷史中學到，做為全球的一員，不能光捍衛自己，還要為其它地區應有的自由、權利和人權做出努力，為此德國義不容辭。
當時作為嘉賓，來參加宣誓儀式的德國前總理科爾（Helmut Kohl）說：「63年前失敗的刺殺行動，給後世留下了一個為良知而抗爭的典範，作為反抗獨裁者的勇士，史陶芬貝格和其他被槍殺的將官的名字將永遠被記住。」
2019年7月20日，時任德國總理的默克爾（Angela Merkel）也親自參與紀念活動，感謝施史陶芬貝格伯爵一行人當年的英勇行為，活動中致詞時，她提到：當情況讓人唯有抗命、反抗上級或眾人的壓力，才能保有尊嚴和人性時，「不服從就是義務」。
德國軍人法也因「720密謀案」修訂了所謂的史陶芬貝格條款，明確地告訴德國軍人：
軍人效忠的對象是聯邦德國。
軍人必須在人民的法治和自由遭到威脅時，挺身捍衛。
軍人必須以憲法的法治、自由、民主，福利國及聯邦體制作為檢驗現行政治體制是否為值得效忠的對象，而非愚昧效忠一個會帶領國家走向滅亡的領袖。
參考資料
◎《祕密德國：刺殺希特勒之「華爾奇麗雅」行動》 作者：麥克‧培金、理查‧雷伊；譯者：劉世安；麥田出版社：2009年2月出版。
◎ 《西洋全史（六）第二次世界大戰》 鈕先鍾著 黎東方校訂 燕京文化1977年出版@*
責任編輯：王愉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