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2年02月14日訊】（大紀元記者李梅編譯報導）（接前文）限制病毒傳播、早期治療、醫院治療和接種疫苗是美國應對中共病毒（COVID-19）疫情的四大原則，醫院治療本是非常重要的部分，但醫護人員不被允許針對個別病人的臨床診斷來處置，必須僵化地服從命令和規定。參議員羅納德·約翰遜（Ronald Johnson）詢問：「我聽說在醫院發生的令人心碎的故事，人們懇求醫院挽救親人性命，但往往被告知做最壞的準備？」
對COVID病人的「用藥指導」
保羅·馬里克（Paul Marik）博士是弗吉尼亞州諾福克市（Norfolk）東弗吉尼亞醫學院（Eastern Virginia Medical School）重症監護的醫生，他也是「前線COVID-19重症監護聯盟」（Front Line Covid-19 Critical Care Alliance）的創始成員和聯合首席醫療官。
「現在發生的事在醫學史上乃至全世界都是前所未有的，聯邦政府、州衛生機構和醫院告訴醫生們應該如何治療病人，干擾著神聖的醫患關係，」馬里克說不止是他本人，而是整個醫療保健系統的人都接到了「備忘錄」，可以用瑞德西韋等藥物治療，不可以用包括伊維菌素（Ivermectin）、比卡魯胺（Bicalutamide）、氟伏沙明（Fluvoxamine）、非那雄胺（Finasteride）等老藥──並且，不准使用常用於補充維他命C的抗壞血酸（Ascorbic acid）。
「根據臨床判斷並決定如何治療，這至關重要，」馬里克博士在重症監護室（ICU）工作了35年，「我像是被綁住了手，不允許治療我的7位COVID病人（其中一位31歲），我看著他們死去，當我試圖起訴，他們竟採用同行調查來指控我犯了7項罪行，對患者安全構成了威脅，並立即停止了我的住院醫生授權；儘管在我的照顧下，病人的死亡率只有同行的50%。」在之前，馬里克博士已治癒了數百位COVID患者。
聽證中，約翰遜參議員特別確認了一點：醫院對醫師的這類強制干涉是只針對COVID病人的治療，對其它類的病症醫生仍然可以做主。
「全世界大約4%～10%具COVID-19症狀的患者需住院治療，而Omicron變種感染的患者中只有約2%需要住院，但美國已有400萬COVID病人住院，85萬多人死亡（現在超過90萬）。」由於醫生被限制用藥，馬里克博士表示，醫院現在成了危險的地方，而醫院本來可以挽救更多的生命。
衛生部門和機構不是超級醫生
亞倫·凱里亞蒂（Aaron Kheriaty）是Unity Project、Zephyr Institute和Paul Ramsey Institute的高級學者，前加州大學爾灣分校精神病學副教授和醫學倫理學項目主任，他感染COVID並康復，因質疑強制打疫苗被解僱。
「在2020年最初的關閉期間，醫院裡空無一人，所有其它手術和治療都取消了，直到幾個月後才有大量的COVID患者住院，」赫里亞蒂說，「這導致18-64歲成年人的各種疾病死亡率上升40%，而上升10%就算是200年一遇的大災難了。」
「每一位患者都像是一本新的獨特的教科書，只有對病人的情況深刻地理解，才能爲他們做出艱難的醫學判斷，」凱里亞蒂說：「因此醫生總是被適當地授予自由裁量權來行使自己的醫學判斷，並參考由醫學會和疾病控制中心（CDC）所提供的不同來源的治療建議。CDC是專注於疾病傳播的公衛組織，衛生機構不應向醫生發號施令，它們不是患者的超級醫生。」醫院管理人員做的事情讓醫生感到惱火，「作為被病人信任的醫生，我會為他們做最好的事情。」凱里亞蒂說。
「我們從2020年3月份就開始治療，治療炎症、凝血、呼吸衰竭和呼吸道病毒，」理查德·烏索（Richard Urso）博士治癒了1,600名COVID患者，「我們都受過醫學教育和住院醫師培訓等過程，有導師、同事和信賴的人，而NIH、CDC和FDA沒有醫學教育和實踐，我照顧過約300,000名患者，從來沒有向那些機構尋求過建議。」
烏索博士說：「我不知道為什麼，但從一開始它就是個騙局，COVID病毒是一種呼吸道病毒，它只能存活5-7天，為什麼說屍體上有病毒？甚至還能存在1-2月。」
「那是一個奇怪和偏執的想法，就是屍體仍可傳播病毒，這導致在CDC的支持下衛生機構拒絕將屍體交給家屬，」赫里亞蒂說，「作為道德委員會的負責人，那是我在醫院進行過最痛苦的談話之一，當家屬終於接受親人已逝去，他們會問葬禮如何安排，答曰『沒有』，並且不能把遺體交給家屬，因為衛生部門不允許。」
標準化治療方案
皮埃爾·科里（Pierre Kory）博士談到，美國的醫療學術中心和主要機構一直在推動標準化治療，但醫院不是工廠，病人獨特的生活習慣嗜好對疾病都有不同影響，是非常複雜的治療問題，「必須解決這種極權主義自上而下控制醫學實踐標準化的問題。」
「NIH對皮質類固醇的指導劑量為每天6毫克，比我給80歲的肺氣腫患者的劑量還要少，而且上呼吸機的COVID病人肺部已經變白，幾乎沒有交換氣體的能力，他們不斷地進入我的重症監護室，我查看記錄，為什麼只給這麼可憐的劑量？」科里在2020年5月接受參議員約翰遜的邀請，他在國會呼籲，「八週後，測試證明了皮質類固醇的救命特性。」科里說，還有其它近十項的藥物測試，比如甲潑尼龍（Methylprednisolone）就強於被推薦的地塞松（Dexamethasone）。
美國國內衛生研究院NIH對COVID住院患者的後期治療指南中包括瑞德西韋和低劑量的地塞松，「如果查看完整的獨立的研究報告，瑞德西韋使死亡將風險增加3%，它使病人患腎功能衰竭的機率增加20%，」馬里克博士說，「更荒謬的是聯邦政府給使用它的醫院20%的獎勵。」
「一個療程的瑞德西韋大約3000美元，而將死亡風險降低了約26%～50%的伊維菌素只需要2美分。NIH和其它機構忽略了那些被FDA批准、安全和低成本的許多藥物，還包括抗雄激素、螺內酯（Spironolactone）、硝唑尼特（Nitazoxanide）、褪黑激素（Melatonin）、維生素C….」，馬里克博士說，這些都不是實驗性的藥物，本可以挽救幾十萬的生命。
科里說，在全球範圍內推廣低劑量地使用老藥品，是為了強制推廣昂貴、有利可圖的新藥留出（市場）空間，「我會一直談論這個問題」。
患者未得到應有的照顧
妮可·西羅泰克（Nicole Sirotek）是內華達州的註冊護士，2020年5月到紐約市支援，她在一段被多次轉發的20多分鐘的視頻中流著淚說，患者不是死於COVID-19，而是死於「醫療管理不善」和「嚴重疏忽」。
西羅泰克認為是公共衛生措施不當、早期干預不力以及對醫療人員的工作障礙，導致了大流行和歇斯底里的危機局勢。西羅泰克創建了美國前線護士（American Frontline Nurses）民間組織，「我們從全國各地收集到的統計表明，患者服用了FDA推薦的藥物，可能降低了25%的生存機會」，她試過聯繫管理部門，但沒有用。
「我的專長是重症監護和飛行中的創傷，是可以管理呼吸機的護士；我有化學碩士學位，在追蹤艾滋病毒的基因突變方面進行了廣泛的工作，」西羅泰克說，「當我們要布洛芬（Ibuprofen）時，他們說是被禁止的；我們要類固醇，他們說沒有；遵循那些治療命令導致了醫院發生大量死亡。」
「儘管我是一個自豪的美國公民，但我們的醫療水平已經惡化到低於第三世界國家的醫療保健標準。人們在醫院被長時間隔離，得不到水，得不到食物，沒有洗澡，沒有翻身，為什麼我們需要獲得法院的強制命令才能為未插管的病人提供食物？」西羅泰克問，「這是不人道的，會造成病人嚴重的心理健康問題。」西羅泰克因為偷偷進入一個西班牙裔家庭，向他們說出最後的權利而被解僱。
詹妮弗‧布里奇斯（Jennifer Bridges）護士一直在COVID病房工作，因拒絕強制接種疫苗被休斯頓衛理公會醫院（Houston Methodist Hospital）解僱。
「在疫情開始時，醫院允許使用羥氯喹，然後被禁止，換成了瑞德西韋和其它昂貴的藥物，」布里奇斯說，「我們問醫生為什麼，答曰『不知道」，或者政策改變了。」
「醫生們大多不進COVID病房，我們從頭到腳裝備後帶著iPad進去，用iPad和患者交流，」布里奇斯說，「當新冠病毒患者快要死去時，家人不被允許進去做最後的告別。」
「我會汗流浹背地在病房裡待上一個多小時或兩個小時，拿著手機，讓家屬和病人說最後的話，」布里奇斯說，沒有太多的護士這樣做，「但我認為對病人和家屬都非常重要。」
醫生建議
馬里克博士建議，人們根本不需要等待COVID的檢測結果，當出現一些COVID症狀後，立即採用一些有效的治療的方法。如果按照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簡稱NIH）的指導，則是待在家裡，喝水、吃泰諾（Tylenol），直到你變得更嚴重，無法呼吸，然後讓你去醫院，被像囚犯一樣隔離，用瑞德西韋，那就很危險。
彼得·麥卡洛（Peter McCullough）博士說，前72小時特別關鍵，感染者在這期間立即治療大多能戰勝病毒。◇
責任編輯：方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