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一丁：燕京風流 從老北京的城市布局談東西文化
古燕國的都邑、元以後歷代中國的京城：現今的老北京城，它的設計始於元世祖忽必烈之時，體現了中華五千年文化中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核心。透過老北京城最初的城市設計與布局，後世子孫不但能一窺中華文化中許多精微奧妙的神髓，更可以發現許多現代西方文化與古中華文化之間頗能碰出火花的相通之處。
立足於沃野千里的華北大平原，逶迤蜿蜒的太行山脈和燕山山脈屏障拱衛，永定河與潮白河如雙龍護珠般環繞滋潤，古燕京的地理位置似乎從混沌初開的伊始就已擁有了無與倫比的王者之氣。這裡是古燕國的都邑、元以後歷代中國的京城。
道法自然
現存老北京城的設計始於元世祖忽必烈之時，是建立在原金中都離宮的基礎之上的。經明清兩代的經營和加建，形成了後來的規模。北京城分內外三層，三層的正門分別為外城的永定門、皇城的天安門，和宮城（即紫禁城）的午門。三個正門和各宮殿的正門皆向南而開，皇帝則面南而坐，接受文武百官和天下百姓的面北朝拜。按照元大都時最初的設計，京城解決生活問題的市場商業活動安排在宮城北面靠著鐘鼓樓的什刹海一帶。
老北京城的整個設計體現了周朝周禮對皇家都城的設計思想。據《周禮‧冬官考工記第六》記載：「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塗九軌，左祖右社，面朝後市……」周禮中所講的面朝後市（又叫前朝後市）就是：宮城的前面（南面）部分辦理朝政，而宮城的後方（北方）則是做生意買賣的市場。而紫禁城的門口左邊設祖廟，右邊為社稷廟，這就是周禮講的「左祖右社」——祖（太）廟在東，社稷廟在西。
除了宮城的設置之外，應該說京城設計中最重要的就是祭祀。古皇城（內城）外的四方分別設置了專為天子祭祀而用的五壇：天壇、地壇、日壇、月壇，和先農（山川）壇。五壇中的南北二壇的位置是按照《易經》中的乾坤排列：南方為陽，天屬陽，為乾；北方為陰，地屬陰，為坤。所以祭天的天壇設在南郊，而拜地的地壇則立於北郊。日壇置於東而月壇處於西則是因為古人根據人肉眼的觀察，認為日生於東而月起於西的緣故。
從日月二壇的東西位置，我們也不難看出祖（太）廟與社稷廟的主次之分：祖（太）廟在東，社稷廟在西，當然祭祖要比祭社稷來得更重要些。中國人祭祖講究慎終追遠，追著追著，追到最後就追到了天地萬物和人的創造者。所以祖（太）廟當然就比社稷廟更為重要。
不但祭祀，宮城內外的其它建築也離不開易數的安排：作為天子辦理朝政的地方，紫禁城設三座宮殿：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三為單數，易理中單數為陽，暗指天子。後宮為皇帝皇后的生活之處，設兩宮：乾清宮和坤寧宮。二為雙數，雙數為陰，暗指後宮皇后，這是最初的設計。位於乾清宮和坤寧宮之間的交泰宮則是後來加的。紫禁城中暗合易數的排列比比皆是，數不勝數。總而言之，整個古代北京城的設計，體現了中華五千年文化中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核心。
說起道法自然，眾人皆知是來源於老子的《道德經》。《道德經》第二十五章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後世對這句話的理解可說是千差萬別，部分哲學家就是因為這段話含有「有物混成……道法自然」中的「物」和「自然」兩詞，就把道家定義為所謂的樸素唯物主義學說。這類解釋如果不是對古人話語的生吞活剝，就一定是別有用心地歪曲。試想：這個被老子稱為「道」的「物」，既然是一個創造了天地間的萬事萬物包括人類在內的「天下母」，那麼被創造出來的人尚且有思想有靈性，難道這個造了人的「道」或「物」竟會是無知無覺無靈性無精神意志的存在嗎？
一個更有趣的問題是：一旦認同了這類對「道」的所謂樸素唯物論之解釋後，延續了五千年的華夏文化會受到什麼樣的影響呢？在這裡不妨借用一個西方的老外來做例子去嘗試回答這個問題。
1958年出版的《達爾文傳》是由達爾文的孫女艾爾瑪‧巴露（Emma Nora Barlow）編輯出版的。書裡有這樣一段達爾文晚年的自述：「直到三十多歲，詩歌仍能給我帶來巨大的喜悅。從學生時代開始，我就酷愛莎士比亞，特別是莎翁的歷史劇。另外圖片也能帶給我相當的愉快，音樂帶來的享受則更是巨大。但到今天為止有很多年我已經連讀一句詩歌的興致都沒有了。我近來曾嘗試著再回去讀莎士比亞，但卻發現這些東西簡直枯燥得讓我作嘔。我對圖片和音樂幾乎完全失去了興趣……我的腦子似乎變成了一部碾碎機，不停頓地從一大堆記憶中收集的事物裡去破解自然法則，但這種工作為什麼會造成我追求精神享受的那部分思維神經的萎縮，我無法接受……失去精神享受的品味就是失去幸福感，還可能導致對智慧的損害，甚至引起的情感的低能而導致對道德品行的傷害。」
達爾文，人類史上第一個向猴子認祖歸宗的人。看了他白髮蒼蒼晚年時的自述，再去回顧一百多年來的中國歷史，應該對國人尋找造成今天的文化和道德困境背後的真正原因有所幫助。
老子說的「有物混成」中「物」字的意思不是今天物理意義上的物質，而是「東西」的意思。老子因為無法描述「道」是什麼，只好說有個東西。而在「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這個邏輯論述中，前三個「法」字是動詞，意為效法。但最後四個字「道法自然」卻是兩個名詞，意思是：「道法」是本（自）來就有的、先天存在的。
作為炎黃子孫，為了三千多載的燕京風流和五千多年的華夏璀璨，我們應該感謝「道法自然」的上蒼神明。
天行健
中國人有天南地北之說。天南地北這句成語究其根源來自《易經》。在八卦中，天為乾卦，屬陽，在南，所以古燕京祭天的天壇設在了皇城以南。
這裡講的天，可不完全是天空的意思。孔子在《篆辭》中寫道：「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代表天的乾卦在《易經》中是由道所化的天地萬物的初始，不只包括物質，也涵蓋了精神。在中華文化中，不只是《易經》，《道德經》裡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序列中，每一層也都是人與道之間在物質與精神上雙重的對應關係。
而祭天，就是這種天人合一關係最高的世俗體現，反映的是天與天子之間的關係定位。
孔子所推崇的王道思想是「天之歷數在爾躬」，以一人（即天子）承天下之運責，皇帝是為奉天承運的九五之尊。所謂「九五」的說法是按照《易經》中的陰陽演算法：單數為陽雙數為陰，單數中九為至高至陽之數，五則是從一到九的正中之數。所以九五的意思就是至高至正至中，意即君臨天下的王者須是至高至正至中之人。紫禁城在設計中，前半部為天子辦理朝政的地方，設三座殿：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而三座大殿是建在一個工字形的大台基之上的，這個大台基的南北長與東西寬之比則正好是九比五，其中之意不言而喻。
然而問題來了：這個至高至正至中由誰來評判呢？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下人皆面北稱臣稱民，那麼那個面南而坐的皇上，他的行為誰能制約得了呢？
當然有：別忘了，那個朝堂之上的九五之尊所面對的，不僅是從南面向他朝拜的文武百官和天下百姓，更有在百官與百姓的身後那個矗立在南郊之外的天壇——上天。皇帝之所以要面南稱帝，辦理朝政，就是因為他的一切行為皆是在上天的注視之下。
朝堂之上的九五之尊所面對的，不僅是從南面向他朝拜的文武百官和天下百姓，更有矗立在南郊之外的天壇——上天。圖為清乾隆《萬國來朝圖》局部，前為太和門，後為太和殿。（公有領域）
中國有句古話：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能載舟，水亦能覆舟。老天爺雖然不說話，但民意即為天意。而民意是靠什麼來衡量那個每天接受萬歲歡呼的天子呢？答案：是來自於中華文化傳承之中敬天信神的傳統價值。君王的行為符合這個核心的價值，他就是位聖明的君王，就是九五之尊；反之，就是昏君。
即使今天在高科技最為領先的美國，美國人在所有正式集會上都要向國旗宣誓：美國是神明之下的一個國家（America is one nation under God）。在美國這個民主歷史最長的老牌民主社會，美國人仍覺得選票對權力的制衡不足。除了民主制度對權力的制約之外，還需有道德信仰對權力的制衡。而道德信仰的基石，就是對神明的敬仰。「美國是神明之下的一個國家」這句誓詞絕不簡單，它確立了一個美利堅立國的基本信條：是非對錯由神明評判而非政府說了算。有了這句話，是非對錯的最終仲裁者就不是政府，而是美國的文化價值——自由與平等，而自由平等則是上天為美國文化設計的核心價值——天賦人權平等（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既然標準是上天賜予的，不是政府制定的，那政府就無權更改。政府也無權將上天給百姓的基本權利收回去。
那麼相比於現代的美國文化，傳統的中華文化對君王又是怎樣要求的呢？
皇帝雖貴為天下第一人，但他卻只能是天子——上天的子民，所以他首先必須敬天地神明。《五經通義》中說：「王者所以祭天地何？王者父事天，母事地，故以子道事之也。」帝王既然將自己稱為天地之子，那麼儒家的孝道對天子的要求當然就是天子要以人子之道祭祀天地敬拜神明。
孔子在《象辭》中解釋乾（天）卦時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所以作為「天之歷數在爾躬」的君王，自強不息勤政愛民就是應有的作風。帝王既然是九五之尊，行為處事就應有九五之風。《周易》在解釋九五爻時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那麼作為九五之尊的帝王當然必須符合被稱為「大人」的條件：「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和其吉凶。」
簡而言之：以人子之道事天地神明、以仁愛之心勤政愛民就是君王在祭天時向神明立下的誓言。這個誓言也可以看成是一個君王與天下百姓之間的契約，契約的仲裁是上天神明，而契約在世俗中的約束力則來源於敬天信神的傳統文化。
比較中西文化不難看出：現代的民主社會只不過在這個契約之上增加了一個讓民意得以直接表達的選舉程式。既然民意即為天意，那麼民選程式就只不過是天意在現代民主社會的一個表達方式而已。當古代的百官萬民向著面南稱帝的皇上三呼萬歲跪地朝拜的時候，他們身後那天壇之上的上天在默默地看著。當現代國家的公民在民主投票選舉總統的時候，冥冥之中的上天也在默默地看著。
對神明的信仰，就是東西正統文化不可侵犯的最為神聖的關鍵。
因為，一旦放棄了這個關鍵，那麼是非對錯的最終標準就變成了統治者可以隨意改變的最高指示、中央文件、甚至是一紙行文。而在當掌權者連是非對錯的標準都能任意更改的時候，古代的集權就變成了現代的極權。
厚德載物
燕京五壇之中用於祭地的地壇設在古燕京的北郊，按照易數的布置與南郊的天壇遙遙相對。古代祭祀天地是君王的專利。《禮記》中規定：「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而諸侯則只能「祭山川，祭五祀」。如果祭了不該祭的，就是淫祀，「淫祀無福」。既然祭祀天地是君王至高無上的專利，那麼到地壇祭祀對君王意味著什麼呢？
在《易經》中坤卦為地。《象辭》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所以大地對君王的示範作用就是厚德載物。什麼樣的行為才能算得上厚德載物呢？《篆辭》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所以，大地對君王所示範的厚德有兩方面：一是順承天意，二是資生萬物。
問題是：什麼才是天意？古往今來，天心難測，天道無憑。誰能知道上天的意願呢？
天意，人可能確實難以知道，但天意的表現，卻往往是有跡可循的。天意的表現，用今天的話說，就是歷史的潮流。順應天意，就是順應歷史的潮流（on the right side of history）。
1980年，以美國為首的自由世界因蘇聯入侵阿富汗而抵制莫斯科奧運會。作為回應，以前蘇聯為首的前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則聯合抵制了1984年的洛杉磯奧運會。如果我們僅僅從所謂國家利益的角度去看這兩個集團之間的角力，美蘇之間你來我往的相互抵制就變成了既然你不喜歡我，當然我就不喜歡你的簡單交換。但如果我們將立足點放高一點：放在縱觀百年國際共運歷史的高度上，我們就不難看到這兩者之間哪方才是歷史潮流的選擇。
歷史的潮流不外是不同時代的人的潮流。按需分配的烏托邦理念從一開始就否定了人性惡的一面，而暴力革命的理論則徹底否定了人性善的一面。一個同時否定人性善惡兩面的非人性的理念，即使被裹上誘人的包裝，也絕不可能永久成為人類的潮流，只可能在特定的歷史時期產生影響。
另外，講到歷史的潮流，就不能不談到一個被長期宣傳而搞亂了的關係：暴力革命與平民起義之間的關係。起義與匪幫的不同之處就在於一個「義」字。平民起義是在被腐敗的官府逼迫得活不下去而導致的大規模人身防衛行為，正當的人身防衛是符合人道的，而不問青紅皂白將暴力革命的理論「放之四海而皆準」地應用則是反人道的。馬克思出生於1818年5月5日，從他出生的那一刻起，一個巨大的歷史舞台便將選擇的機會擺在了全人類的面前。用老子的話說，就是「天下皆知善之為善者，斯不善也」。如果從選擇善惡的角度去看歷史的潮流，美蘇在互相抵制奧運時所作出的選擇，誰善誰惡，誰是誰非，誰有福誰無福，誰順承了天意，誰逆歷史潮流而動，便一目了然了。
大地所示範厚德的另一方面是資生萬物：人間的萬事萬物無不源於大地，而大地母親卻從不尋求任何回報，這就是資生萬物的精神。在八卦與五行的對應關係中，東方木西方金北方水南方火，而正中則是土。為什麼土擺在了中間？因為土即是地，《繫辭》中有：「安土敦乎仁，故能愛。」只有理解了大地資生萬物的核心本性，儒家的至高境界——「仁」才有了本源和基礎。
從資生萬物的角度衡量歷代的統治者，一個基本的尺度是民生的好壞。在前朝後市的古燕京設計中，商市擺在了紫禁城的後面與地壇之間的位置上，即靠著什刹海的鐘樓鼓樓一帶。後來由於通向該處市場的漕運水道失修堵塞，商業中心才漸漸移到古燕京的東南區域。「後市」這種設計的象徵意義極其明顯：經濟是朝政的後脊梁，商市的繁榮與否則是經濟好壞的風向標。而將這個風向標擺在紫禁城與厚德載物的標誌——地壇之間的位置上，其中寓意不言而喻。
資生萬物的另一個衡量指標是稅收的多少和稅收的使用。後世對歷代帝王進行評價的時候，這一條極其重要。漢代的文景之治可以說是周以後中華歷史上的第一個繁榮期，漢文帝作為文景之治的代表人物，重用黃老之學，講究無為之治。具體地說，就是減稅去賦，讓老百姓得以休養生息。為了降低朝廷的花費，文帝身上穿的皇袍都是帶補丁的。他死後諡號「文帝」，意即以文德服天下，可說是厚德載物的至尊級人物了。
與漢文帝皇袍上補丁相對應的反面榜樣，則是秦王朝統一天下之後所修建的阿房宮。文景之治為漢武帝平定匈奴打下了堅實的基礎，而阿房宮則成為斷送秦王朝的導火線。一個為厚德，一個則是損德，這是古代在「資生萬物」方面兩個極端的榜樣。
稅收的多少和使用這一條，在衡量古今中外的政府時都是重要的標準。18世紀後半葉，大英帝國對其北美殖民地不公平的稅收政策成了革命爆發的重要導火索之一。作為那場革命的結果，就是我們今天在北美大陸所看到的兩個大國：美利堅和加拿大。當時的革命者們成就了星條旗下美利堅最早的十三個州，而擁護英國王室的保王派則向北撤退，成為了後來的加拿大的奠基者。
今天中國的高稅率主要體現在商業稅收上。中國的商業稅率是當今世界GDP排名前25的經濟大國中第二高的，排名僅僅次於法國。而且由於國內的許多收費缺乏透明度，國內的一些經濟學者認為中國的實際稅（費）率遠遠高於其公開發布的水準，部分學者甚至在近些年將中國列為世界上實際稅率最高的國家。
中國與法國，不論誰的稅率居經濟大國之首，將這兩個國家的稅率高低進行比較所不能回避的一個問題是：稅收的用途為何？法國作為老牌的福利型資本主義國家，其政府稅收的主要用途不外是：醫療、衛生、健保、就業、教育，以及環保。而中國呢？與法國相比，中國人所繳的稅都被用在了什麽地方呢？
作為一個有數千年「厚德載物」傳承的國度，我們是否也應該將當今中共官員們的行為與漢文帝皇袍上的補丁對比一下呢？
允執其中
帝王之氣的象徵是龍。所以，古燕京以龍為題材的圖案不勝其數。最為著名的，是九龍壁。
北京現存的兩座九龍壁皆為清乾隆年間所建，一在北海，一在故宮。九龍壁上的九條龍，正中一條是主龍，兩邊各有四條副龍。九條龍無論其形態怎樣千變萬化，有一條是不變的：中間的主龍一定是黃色的，象徵著皇者的氣象。易數裡九為最高之數，而中間的那條龍無論從左從右數都排第五，這就是九五之尊的天子意向。問題是：九五之尊為什麼一定要用黃色來代表呢？
無獨有偶，如果去看八卦與五行的對應會發現：北方玄武屬水是黑色；南方朱雀屬火是紅色；東方木為青龍和西方金為白虎都有顏色。而正中間呢？正中間是黃色。黃色又擺在了正中間，因為中間是金木水火土五形中的土，土為黃色。更重要的是：土象徵的是大地。而人間五行之中的的金、火、木、水則均源於大地。
在「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的序列中，以黃色的土所代表的地，擺在了人與天的中間，起到了承上啟下的作用。這就是為什麼黃色對君王如此重要。作為君王要「人法地」——效法大地的「厚德載物」，就要做到孔學中所講的仁愛。所以在九龍壁上黃色的龍當然要擺在正中間，實際也就是把仁愛和包容擺在了核心。
堯舜在傳位的時候均告戒後人：「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這個允執其中，就是把君王與朝廷的政制與政策，擺在了天道與百姓的中間：對上不能有違天道，對下以仁愛待萬民。如何上順天意，下惠黎民，是每個執政團體都必須回答的問題。
現代的美國文化雖然講究政教分離，但政制政策是建立在文化的基礎之上的，這一條，是跨越中西無所不在的。所以政教分離僅僅是教會與政府的分離，而神卻無所不在。除了在大小公眾會議上都要宣誓的「美國是上帝之下的一個國度（American is one nation, under God……）」，許多具體的政府的政策也都會體現出諸如此類的「允執其中」。
1968年美國國會通過了《洪水保險案》（National Flood Insurance Program）。這項法案的條文中明確寫道：洪水是上帝（天）的手筆，而洪災則基本歸咎於人的行為（Floods are acts of God, but flood losses are largely acts of man）。洪水保險案的主導思想是以保險費用為槓桿，限制對洪水區的開發利用，同時提供部分資金鼓勵洪水區內的居民和已開發的專案遷移出去。此提案首先不是從人類用地的功利角度出發，而是從理解上帝（天）為什麼要安排洪水的角度去思考，認識到洪水及洪區所帶來的各種價值：如蓄水、保護野生資源、淨化及補充地下水等等功能，從而制定出既順從天意又切實可行的法規政策。
美國《洪水保險法案》的設計與那些向江河湖海要田要地的思路，可說是正反兩個方面的鮮明對比。
中國傳統的道家思想相信道法自然：即天道的法則自然地存在於天地萬物與人之間。我們要做的就是在順應自然的同時用心體會周圍的一切，最後達到人與天地的和諧：天人合一。用天人合一的思想去反觀美國政府的《洪水保險案》就不難發現：這確實是一個體現了「允執其中」的政策法規。
結語
「五四」以及後來的新文化運動之後的一百多年以來，無神論在中國氾濫成災。無神論的氾濫造成了兩個幾乎是司空見慣的謬誤：一、文化與歷史不分；二、文化與知識不分。
文化與歷史不同之處在於：文化的核心是信仰，是來自於先天的，而歷史則是一個後天的過程。在無神論猖獗了一個多甲子之後，許許多多國人都忘記了文化的先天核心，於是就出現了一個現象：不少人在談論文化的時候，你仔細聽聽卻發現，他們其實是在談歷史。你跟他說中華文化有五千年，他卻說有文字記載的歷史只有三千七百年。這簡直就是雞跟鴨講話，文史不分嘛。
其實，所謂五千年文化也就是一個約定俗成的講法。如果你認為文化的核心是先天的，那麼你說東西方的正統文化都經過了悠悠的萬古歲月也都不為過（參見拙文《三部上古奇書中的奧祕》）。這裡可以看出的一個問題是：當我們忘記了文化的先天本源之後，先天的文化與後天的歷史之間的界限就變得越來越模糊了。
文化與知識的不同之處在於：文化的本源是來自於先天的信仰，而知識則只是一種後天產生的工具。信仰被破壞之後，失去了信仰的先天文化就變成了後天所使用的知識。其結果是：信仰變成了知識、文化變成了工具。
文化的本源來自先天的信仰，而知識則只是一種後天產生的工具。忘記了文化的先天本源，先天的文化與後天的歷史之間的界限就變得越來越模糊。圖為四川樂山大佛。(China Photos/Getty Images)
看看今天中國許多被冠以文化大師頭銜的名人，用先天的文化為後天的利益服務。他們的真實信仰是什麼，誰也不知道。這些人其實都是些悲劇人物：他們如果生在一個好的時代，以他們的聰明才智，很可能真的會在文化上有所成就。但可惜的是，他們生在了一個信仰迷失萬馬齊喑的時代。這些人，沒人能說他們缺少知識，但他們確確實實不懂文化。
中華中華，這個「中」字，一般的理解是居四方之中，這是從地理和空間上去解釋。但是從先天文化的精神層面去看，從其久遠的先天本源和對世界的後天影響來看，未嘗不能理解為天與人之間的連接點或中轉站。
轉載自《新紀元》
責任編輯：王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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