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2年03月03日訊】（大紀元專題部記者李思齊採訪報導）中國長期存在資本外逃問題，公認的主因是中共官員腐敗導致國有資產大量外流。中共央行於2月中發布的貨幣政策執行報告稱已實施更強監管，但專業人士認為，中國資本外逃問題不會因強監管而結束。
2月11日，中共央行發布《2021年第四季度中國貨幣政策執行報告》，稱已在「化解重大金融風險」中取得「新成效」，並重申要嚴肅追責，補齊監管不足。在外匯管理上，除關停互聯網外匯交易平台外，央行在2021年兩次上調金融機構外匯存款準備金率各2個百分點，加強對外匯流動性管理。
鑒於中國實際情況，專業人士認為，強監管無法根本上解決中國資本外逃問題。
2月27日，美國南卡羅萊納大學艾肯商學院教授謝田接受大紀元採訪時說：「中共的監管只能限制部分官員和普通老百姓，對於真正控制中國經濟的權貴家族而言，他們可以用所謂光明正大的方式來安排資金外逃，這些家庭不需用地下錢莊。資本外逃規模取決於他們手裡有多少錢，監管政策限制不到他們。」
謝田舉例說，他們可通過在美國的收購公司，尤其是那些看起來高新技術型企業，把收購價從1.0億美元改成1.5億，這樣通過看起來是「正常」交易來外逃大筆資金。
他認為，這些權貴家族資金已轉移得差不多了，但中國在2021年賺到大筆外匯，發「瘟疫財」，此類資金外逃問題或重現。
2月11日，中國2021年國際收支平衡表顯示，貨物貿易順差高達5545億美元，為歷年第二高。
另一方面，謝田認為，對中下級別中共官員和普通百姓來說，雖單體外移金額相對小，人數多的話，總體金額也非常龐大。地下錢莊是這個群體資金外逃途徑之一。中國外逃資金具體數字無從得知，但僅從破獲的地下錢莊涉案金額來判斷，中國外逃資金規模巨大，遠超中國國際收支平衡中的淨誤差和遺漏項。
中國國際收支平衡中的誤差與遺漏項從2009年起開始為負值，在國際收支平衡中該常被認為主要由資本外逃引起。僅以國際收支平衡來計算會低估真實的資本外逃數量，因誤差和遺漏無法涵蓋進出口謊報帶來的影響。
中國資本多年大舉外逃
中國資本外逃問題由來已久。中國科學院院刊2006年第三期刊登的《我國資本外逃的渠道、規模與對策》稱，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資本外逃規模保持上升趨勢，在1998年估算的資本外逃達到近870億美元；1997年至2002年資本外逃總額都分別超過同期流入外商直接投資（FDI）與外債的總和。
文章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調查報告指出，1994年墨西哥的金融危機、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以及1997年至1998年俄羅斯的金融危機，大規模資本外逃都是重要潛在起因。而中國在1996年至2002年單位GDP的短期資本外逃額分別高於1994年和1997年發生金融危機時的墨西哥和韓國，中國沒在1997年發生金融危機的主要原因，除了未開放資本市場外，還與當時大量資本流入有關。
該文在列舉資本外逃方式時未談及地下錢莊，但已破獲的地下錢莊案件涉及上千億美元。中共央行和官媒2015年10月和11月初公布的信息披露，在2015年4月至10月破獲地下錢莊案92起，涉案金額八千多億元（約合1,280億美元）。報導披露，銀行的工作人員也參與地下錢莊的生意鏈。
如2015年6月破獲的深圳特大地下錢莊案，涉及金額達一百二十多億元（約合19.2億美元），某銀行深圳寶安支行時任行長沈某生主動提出用地下錢莊替香港籍商人陳達將巨資轉移境外。大量涉案「客戶」證實，他們之所以找到地下錢莊，係銀行員工或其他熟人朋友介紹的。
中國2014年的國際收支淨誤差與遺漏為1,401億美元。雖中共外匯管理局於2015年3月31日發布的《2014年中國國際收支報告》以專欄的形式提出，認為誤差與遺漏複製不等於資本外逃規模，但從2015年4月起，中共央行牽頭開展打擊利用離岸公司和地下錢莊向境外轉移資金的專項行動。
同時，2015年中國居民通過信用卡在境外提取現金頻繁，規模大，中共外匯局於2015年9月30日發文限定境外的提現額度。2015年的淨誤差與遺漏為負的1,882億美元，比2014年增加了34%。《2015年中國國際收支報告》分析出2015年中國居民境外刷卡高達1,330億美元支出，報告說明外匯局因此在9月30日發文限定了境外提現額度。
中國對外匯的監管在逐步升級。2016年1月1日，運行個人外匯業務的監測系統在全國正式上線，同時停止使用個人結售匯管理信息系統。若借用他人額度辦理結售匯行為的個人，直接列入「關注名單」。中國居民每年有5萬美元的換匯額度。
中共國家信息中心網站於2017年2月23日發表文章《我國跨境資金持續流出的原因及對策建議》。文章稱，「近年來跨境資金流出壓力較大，是全方位的資金外逃。」「通過非正規渠道發生的『熱錢』外流也在愈演愈烈」。高盛高華基於中共官方數據以及市場和第三方金融統計數據做出的分析顯示，跨境資金流出中，內資外流的作用要大於外資外撤。
時政評論家章天亮曾在2020年分析過中國資本外逃。基於全球金融廉政（Global Financial Integrity, GFI）在2012年10月25日發布的報告，2000年至2011年期間，通過比較中共官方和各國公布的進出口額，有3.2萬億美元通過偽發票（Misinvoicing）方式從中國外逃到海外。加上其它外逃方式，GFI估計2000年至2011年期間，中國的資本外逃金額高達3.79萬億美元。
章天亮認為，可依此類推2011年後的外逃金額，因為中共不可能在2012年後一下子就變廉潔了。如加上「一帶一路」，海外直接投資項目等轉移資本的方法，估計中共轉移到海外資產在2020年總計已達到10萬億美元。
美國最終受益
中國外逃資本很多進入美國，已推高美國部分華人聚集城市的房價，使當地的住房供應更緊張。但中國外逃資本進入美國，對美國的總體影響應另當別論。
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沃頓商學院網站2020年9月1日發表文章《外國買家如何影響美國住房價格和供應》（How foreign purchases of U.S. homes impact prices and supply）。文章作者是該院房地產學教授本傑明·凱斯（Benjamin Keys）和該院的博士生凱特琳·戈貝克（Caitlin Gorback）。文章提到，中國居民對美國住房的投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近年來中國的資本外流；其中很大一部分是較富裕的中國居民將他們的錢轉移到國外，以逃稅和避免審查。
凱斯和戈貝克還聯手發表研究論文《全球資本和當地資產：房價、數量和彈性》（Global capital and local assets: House prices, quantities, and elasticities），於2020年6月刊登在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的網站。
該研究得出結論：外國投資者，尤是中國人在美國買房推高房價，使得住房的負擔能力更令人擔憂。如在2012年至2018年間，非美國出生的中國人較多的地區，房價漲幅比其它地區高出8個百分點。
凱斯表示，在美國，提供工作機會的城市有住房不可負擔性的危機，因新住房的增量趕不上就業增量；外國人買房可能會惡化當地的住房可負擔性。2013年至2019年期間，中國買家引領了外國人在美國住房投資。他例舉美房地產經紀人協會（NAR）的一份報告，2019年至2020年期間，中國人購房金額達115億美元，略高於外國人購房總額的六分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2016年至2017年期間，中國投資者在美國的購房金額為幾近320億美元。為何購房金額在2019年至2020年下降了近三分之二？謝田認為有兩個原因：一是美中貿易戰於2018年開始，中國貿易收入相對減少；另一原因是中共加強監管。如對官員的護照管理更嚴，護照被統一管理，很多到海外辦的事受限了；即使老百姓有每年5萬美元的額度，兌換很費勁，有錢人買海外人壽保險也被限制。
公開信息顯示，中共強監管下，中國地下錢莊的規模似乎更大了。黑龍江省七台河市於2019年破獲的「9.8」特大系列地下錢莊，涉案交易流水超過10,000億元（約合1,600億美元，超過2019年經常帳戶的餘額1,413億美元）。官方披露，從涉案規模看是當時中國歷史上最大的地下錢莊案。該案涉及中國二十多個省區市的68個地下錢莊犯罪團伙、300餘家報關行和1,300餘家公司企業，涉案人員達幾百人。
中共官媒《中國紀檢監察報》於2021年2月8日發表題為「切斷腐敗資產外流渠道」的文章。文章披露，2017年以來截至報導日的四年時間內，查處地下錢莊非法買賣外匯案六千多起，平均每年一千五百多起。2019年，被破獲的地下錢莊類重大案件有四百四十多起，抓獲犯罪嫌疑人1200餘名，超過2016年的規模。2016年，被破獲的地下錢莊類重大案件三百八十多起，抓獲犯罪嫌疑人800餘名，涉案交易總金額超過9,000億元（約合1,440億美元）。
對中國外逃資本進入美國對美國的整體可能影響，謝田表示，因是資本進入美國，對美國而言都是投資，是好事。
美國統計局今年2月7日公布的數據顯示，2021年美國對華商品貿易逆差擴大450億美元，上漲14.5%達到3553億美元，是2018年以來最大逆差。美國官員稱，中國未履行第一階段貿易協議的承諾，即在2020年和2021年額外購買2000億美元的美國商品和服務。然而進入美國境內的中國外逃資本，無疑可彌補或部分彌補中國違反承諾給美國帶來的損失。
責任編輯：連書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