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4年01月08日訊】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森（Amartya Sen）曾經指出：「評價一個人的判斷力，關鍵在於考察其資訊管道和來源的多樣性。」中共對此有著深刻的理解，並長期嚴格控制著中國人的資訊獲取管道和來源。
在資訊匱乏的年代，尤其是文革期間，中共對書籍的出版發行實行了嚴格的管控，從而有效地控制了人們的資訊來源。例如，據統計，《毛主席語錄》、《毛澤東文選》和《毛澤東選集》這三套書籍的發行量就高達驚人的18億7,244萬冊。這種龐大的發行量導致了一個現象：我學會識字後家中可讀的第一批書籍竟然是《毛澤東選集》。
即使在資訊技術高度發達的今天，中共政府仍然強有力地控制資訊源頭。他們對國內互聯網訪問實施嚴格監控，隨意封禁和關閉不符合其標準的網站和軟體。對外，利用「長城防火牆」封鎖了Google、Twitter、Facebook、YouTube、Wikipedia、Instagram等眾多國際知名網站。更進一步，中共甚至立法將使用VPN訪問互聯網視為違法行為。例如，廣東韶關市的朱某因使用VPN遭行政處罰，被罰款1,000元；上海一男子因出售VPN軟體，被判三年有期徒刑並處以一萬元罰金。通過這樣的手段，中共成功地對民眾的思想進行了全面控制，限制了資訊的多樣性，影響了人們的獨立判斷力。
在這樣的環境中出生和成長，幾乎每個中國人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中共的影響和蒙蔽。我曾深信中共是一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政黨、只有優秀的人才有資格成為中共黨員，從而為社會做出貢獻。因此，幼時無知的我和同齡人一樣，先後加入了中國少年先鋒隊和中國共青團。大學時期，由於學習成績優秀，受輔導員推薦，並考慮到未來的職業發展，我於1996年12月正式成為了中國共產黨的黨員。
入黨後，我開始積極參與中共黨組織的活動。然而，不久我發現這些活動主要集中在吸納新黨員上。在新黨員的介紹過程中，每個人都被讚譽得無比優秀，甚至出現了相互吹捧的情況，這讓我開始感到厭惡和懷疑。
這種感覺在一起震驚的事件後更加深刻。當時，我校一名女生在教學樓後面的公共廁所中慘遭姦殺，並有傳言凶手系某領導的兒子，他已經通過了精神病鑑定以使其逃脫法律的制裁。她的同班同學為了悼念她，發起了一場靜坐示威活動。我和室友打算參加這個活動，表達哀悼之情，卻在途中被輔導員攔下，嚴厲批評並禁止我參加這個活動，我們只得失望地返回。
這件事對我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我心裡埋下了質疑的種子，逐漸讓我開始思考：「中共到底是一個怎樣的組織？加入這樣的組織意義何在？」從此我對黨組織的活動不再積極，甚至經常缺席，使我在輔導員眼中逐漸成了「壞孩子」。
1999年大學畢業後，憑藉「共產黨員」身分的加持，我在一所高校順利獲得了教職。那時，互聯網在中國大陸開始普及，我開始利用自己的電腦專長，借助自由門軟體轉向VPN，成功突破了中共的「長城防火牆」，開始接觸到更廣泛和多元的資訊。直到今天，我依然在為一些渴望自由獲取資訊的朋友們提供免費的VPN服務。
在這個過程中，我閱讀了高華教授的《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這本史學著作向我揭示了中共為了奪取政權所採取的殘酷手段，包括排除和殘殺異己。這讓我認識到，學校教科書和在大陸公開出版的歷史書籍，只不過是幫助中共篡改歷史、進行「偉光正」宣傳的工具罷了。
我還閱讀了楊繼繩的《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這本書揭露了中共政府在短短三年時間內，即使倉庫有大量庫存糧食，甚至茅臺酒產量增加的情況下，卻仍然導致3,000至5,000萬普通百姓餓死的慘劇（準確數字不詳，因為這是中共的國家機密），這個數字超過任何一次世界大戰的死亡人數，這些史無前例的慘絕人寰的事實，曾經讓我徹夜難眠，每一頁都如千斤巨石，整整半年才讀完這本書。
2013年，我去香港旅遊時，在銅鑼灣書店買到了這兩本書，並購買了幾套送給朋友，作為對原作者的一種補償和尊重。後來，我還閱讀了《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等其它歷史書籍。這些被中共禁止的書籍讓我逐漸認識到：中共並不是其自稱的「為人民服務的政黨」，他們所做的一切只是為了維護其在中國的統治權力，在我眼中，它們是人類歷史上史無前例的暴力犯罪集團。
通過閱讀這些史學著作，我逐漸撥開中共編織的迷霧，認清了其罪惡的真面目，所以我決定退出中共及其相關組織。然而，眾所周知，在中國大陸公開退黨是有極大風險的。中共為了維護政權，對公開反對或退黨行為持不寬容態度，任何公開表達與黨對立的觀點都會帶來不利後果，如職業限制或其它形式的打壓。對我來說，大學教師的職位無疑會受到威脅，所計劃創辦的教育培訓公司也可能受挫，因為創始人的黨員身分是成立此類公司的不成文前提條件。
因此，儘管我內心決定了退黨，但我不能在中國大陸公開這一決定。在2008年讀完《墓碑》後，我選擇了在大紀元網站上匿名宣布退出中國共產黨、中國共青團、中國少年先鋒隊，這一過程被簡稱「三退」。由於擔心可能的迫害，我不敢留下任何證據，以保護自己的安全和利益。這是我在中國大陸複雜政治環境下作出的艱難決定，也是我心路歷程的重要轉捩點。
2009年，我將主要精力放在自己的創業工作上，並以工作繁忙為藉口，不再參加學校黨組織的活動。甚至像當年聲勢浩大、要求人人參加的唱紅歌活動，我一次都沒有參加過。我也不再繳納黨費，支部書記因此找我談話，作為我的同事和朋友，他建議我保留黨員身分以利教職與事業。某次酒過三巡後他甚至豪邁地表示願意幫我繳納每月五毛人民幣的黨費。權衡利弊後，最終我選擇保持沉默。
2019年，我正式從學校辭職。對於像我這樣不參與活動的問題黨員，他們迫不及待地要求我轉移黨組織關係，並要求我將黨員檔案轉交給我的公司所在地的黨組織。然而，我不想再隸屬於任何黨組織。因此，我私下銷毀了我的中共黨員檔案，徹底切斷了與中共組織的聯繫。
2021年，我在美國進行商務考察期間，中共突然宣布關閉教育培訓機構，我的公司也因此被迫關停。這意味著我在中國苦心經營了十幾年的心血在一夜之間化為烏有；我異常憤怒，當時我已身在美國，一無所有的我不再對中共恐懼。因此，我於同年8月2日，通過大紀元網路平臺公開、實名宣布了我的「三退」決定。
中共在得知我公開「三退」後的第二天，即中國大陸時間8月4日，迅速宣布開除我的黨籍。同年9月21日，我接受了大紀元記者的採訪，9月24日，《大紀元時報》發表了《認清中共本質憤然退黨，前大學教師重見光明》一文，公開了我的故事和觀點。終於，我徹底擺脫了中共的控制和影響，在美國這片自由的土地上過著正大光明地自由自在的生活。◇
責任編輯：方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