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4年04月01日訊】日前收到一位來自中國大陸的年輕人發過來的訊息，感到有點意外，已經好幾年沒有聯絡了。原來他知道我來了英國，用盡了各種方法找我，是希望我幫助他從中國大陸來這邊尋求升學或就業的機會，他說「希望得以重建自己的人生」。這讓我想起了去年在《大紀元特刊》的復活節專輯中，講到托爾斯泰那本題為《復活》的文學故事。
老實說，對於他這個要求，有點愛莫能助的感嘆。一方面是自己真的沒有能力安排他從大陸出來，也再沒有能力在經濟上支援他了。另一方面，也懷疑就算這次能幫他找到他渴望的機會，最終又是否真的能夠讓他得到自由社會的啟廸。如果能夠給他這個幫忙，他會得以「重建自己的人生」嗎？我對他曾經有過的盼望，又有機會因此而復活嗎？
作為長期從事教育工作的人，對教育的正面作用及啟蒙意義是絕對不會懷疑的。但另一方面，也不能不承認，早期教育做成的烙印，足以產生難以抵銷的長遠影響，而這些影響不一定是正面的，而且可以是很負面、很具破壞性的，得看不同地方教育政策、課程、及學校制度的意圖。
曾經深信普及的教育可以推動經濟發展及社會進步。從個人角度而言，也絕不懷疑有機會接受教育，起碼能夠讓人識字、培養一定程度的文化水平。也希望教育可以令人明理，能夠分辨是非對錯，培養長進的心及能力，也可以學習生活及工作的技能。這種信念及後來決定投身於教育工作，也與自身經歷過的教育歷程及成長經驗有關。
1980年代初，自己有幸成為大學生，每年暑假都會帶着背包在中國大陸四處旅遊走動。那時中國剛剛從文化大革命的陰影中走出來，推動經濟改革及門戶開放政策不多久。當時大陸很多地區仍然十分貧窮落後，旅行過程中有很多印象深刻的觀察及反省。最記得的，包括在大同市火車站外見到遍地坐著的孩子，都是乞丐；去到泰山旅遊的時候，很多只是小學年歲的孩子沒有上學，在山路沿途希望能夠找到僱用他們代提行李上山的旅客；在蘇州，曾經被一群衣衫襤褸的孩子包圍，以追討的方式乞討；還記得有一次，在路邊小店吃麵條的時候，有一隻幼童小手突然伸過來，把碗中的雞蛋奪去，然後轉身就走。
對於這些，難免令人難過，但也因而產生不少盼望。當時個人的能力有限，能做的不多，只希望隨着改革開放及北京當局後來宣布的九年義務教育政策，會令這些孩子有更美好的未來。
1989年六四事件的時候，見到北京有這麼多年輕的大學生不惜捨棄自己的生命來爭取民主及自由，感到很鼓舞，後來的結果也令人很沮喪。但當時仍然沒有失去盼望，雖然當時因為六四事件而再沒有往中國大陸旅行的興致，但到了90年代初，仍然決定定期捐款給《希望工程》，希望可以有助於中國大陸的新世代，當時的想法是就算只能幫助到一個半個都好，讓他們有機會可以得到教育，可以覺醒，除了改善個人的社會處境，也希望他們可以最終推動中國社會的進步。
這樣的捐助持續了一段時間，後來《希望工程》實在有太多醜聞了，才決定停止。但停止捐款給《希望工程》不代表對教育失去盼望，只是不想自己的捐款變成貪官污吏的私人財富。
到香港主權移交之後，有一年錄取了一位來自大陸的研究生，在我督導下進行其研究及撰寫論文。那學生的研究主題是大陸一線大城市的民工子女教育問題。透過督導其研究，自己也對中國大城市的民工子女教育問題有更深刻的認識。於是在那個學生的安排下，資助兩個在中國大陸一線城市的民工子女，每年定期給他們支付學費及部份學習開支。開始的時候，還透過電話及一些互聯網上的溝通平台與他們談過，對他們的處境有一定的了解。
作為民工子女，當時很多都不一定能夠得到適切的教育。民工的流動性，令這些民工子女經常在不同的地區遊走，居無定所，經常要隨着父母轉工而轉校，他們的教育過程也經常斷裂，自然影響了他們的正常學習及對教育機會的掌握。而且，很多地區就算有民工學校，都要收取學費，有一些甚至因為家人不能負擔學費而索性輟學。所謂義務教育政策，對某些人來說一直都只是虛文。
我開始資助那兩個學生時，他們只是小學高年班。跟他們溝通的過程中，覺得他們都是有盼望，希望能爭取讀書機會的孩子。他們的文化水平固然不高，但孩子的心靈都是潔淨如清水，就算不能具體說出來，未來對他們來說仍然是充滿着可能性的。
那一次持續多年的資助，我自己的期望更高。首先是因為不需要再經過官僚架構，保證自己付出的那一些微薄捐助，直接為他們支付學費，可以直接讓受助人得益。另一方面，自己也知道資助的對象是誰，又有機會跟他們偶然溝通，知道他們的進度。他們偶然寄來的感謝便條，也是令人很窩心的。
幾年之後，那兩位小朋友因為知道無法回原居地參與高考，決定在那一線城市升讀技能訓練學校。當時我覺得這個決定就算不盡理想，也總算是個他們能夠掌握的教育進程。
後來有一次去到那城市，便由已經在香港畢業後回了國內發展的前學生安排，與兩位曾經資助過的民工子女學生見面。那一次見面百味紛陳。高興的是終於有機會與他們面對面談話，再不需要隔着手機或者互聯網了。至於失望之處，只可以說是一言難盡了。
當時他們已經快將從技能訓練學校畢業，學校還安排他們去到不同的地方實習。但其實所謂實習，只是利用他們當廉價勞工，根本無法搞清楚當中經歷了幾多層的剝削。
原居於那個城市的學齡少年，一般家境還算比較好，父母也願意投資於子女的教育，甚至在不同程度上鼓吹一種與民工子女隔離的教育制度，從而鞏固自己的階級利益，因此都已經沒有人把自己的子女送去這些民工子女才會去的技能訓練學校了。那些技能訓練學校及其教職員也是良莠不齊，部份只是利用民工子女的弱勢來謀取利益，學校也因為有這些民工子女的學生而不至於不能經營下去，甚至可能利用這些學生來為學校謀取其他利益。教育工作者有時也可以是很邪惡的，除了中國大陸，看看今天的香港就更是一目了然！
與幾年前他們還是小學生時比較，兩個已經分別十五及十六歲的年輕人，已經被當時的社會及教育環境消磨得很老氣，也很世故，甚至很認命。他們都已經忘記了10歲時曾經有過的盼望與夢想，只希望能夠好好討他們老師的歡心，好讓實習過後畢業考試時，可以給他們較好的成績及評級，甚至協助他們找到工作機會。中共的教育令他們學懂了一個扭曲社會的潛規則。
至於自身以外的其他，例如長期處於一個弱勢的生存環境，社會上普遍存在的不公平，他們已經接受，覺得這才是正常。至於國家在政治上的封閉，個人自由受到的不合理限制等等，他們差不多已經變得完全無感。他們的世界觀，已經與大部份大陸的民眾及五毛式人物合模，如果說台灣很多年輕人是小確幸，可以肯定的說，今天中國大陸的年輕世代比小確幸更小確幸。
自從2014年發生了佔領運動或雨傘運動之後，中共控制下的宣傳機器，便不斷描黑香港；各種社交平台及言論渠道，也有些人不斷散發一些對香港不盡不實的描述及批評，甚至挑動中國大陸的民眾仇視香港人。另一方面，隨着中國經濟有改善，又在官方不斷煽動的盲目民族主義情緒下，不少在中國大陸長期生活的人都會產生一種很扭曲的心態，認為香港人已經比他們好，不應該爭取比他們更多的人權保障、民主及自由。這種心態，不是與魯迅百多前所描述的情況一致嗎？當時魯迅認為，中國的基層民眾雖然長期受官吏及比他們地位優越的人欺壓，但見到別人比他們處境好，他們首先不會希望與更好的睇齊，只是會樂見比他們處境好的被拉低到與他們一樣。
那兩位我曾經資助過，曾經寄予過盼望，希望他們能夠有較好的教育機會，能夠突破其階級處境的年輕人，幾年前當我還能與他們接觸的時候，我已經知道他們與大部份來自大陸的小粉紅沒有多少分別了。
對於他們自己小時為何不能得到公平的教育機會，為什麼國家正式頒布了的義務教育好像從來沒有他們的份兒，他們如何流離於不同地區的民工社群及民工學校，他們曾經如何抵受其他人的歧視與踐踏，他們為什麼最終只能進入一些掛羊頭賣狗肉的所謂技能訓練學校去消耗青春，這一類問題可能太令人喪氣了，他們索性不去想。他們經歷過的教育，令他們知道自己有幾弱勢，有幾無助！
他們就算出來工作之後，為何只能填補那一線城市的同齡年輕人不會涉足的骯髒工作？他們為何要長期面對惡劣及缺乏合理合法保障的工作環境？為何只能接受根本無法獨立生存的微薄工資？他們為何要忍受無休止的剝削與壓榨？他們的自由與基本權利為何仍是這麼遙遠？對於這些，他們似乎已經再沒有動機去思考了。
那兩位我曾經寄託過盼望的年輕人，可能因為曾經受過我這個香港人的幫助，對香港的情況就特別感興趣，經常有留意，因而也受到這些官方刻意製造的資訊影響。
他們顯然覺得香港人太不知滿足，覺得共產黨對香港所做的天經地義。他們現在顯然更關心台灣幾時會被統一，也樂意見到日本有另一次大地震或海嘯。對他們來說，這就是民族的驕傲！對於新疆及西藏那些他們口中的同胞，頂多也只能算是與他們同樣因為在錯誤的地域出生、在錯誤的地域成長，因而不得不面對現實處境的種種限制。既然他們都可以挺過來，終於在一線大城市中找到一個小螺絲的位置，為什麼新疆西藏的那些人不可以？這就是知命，也是認命。
有些問題未有機會跟他們談過，我估計他們可能也會認為中共聲稱擁有主權的那條南海九段線合情合理，甚至認為很多他們根本不知道的地方自古以來都是中國人的神聖領土。
這種種扭曲的認知，其實也是來自宣傳及教育！教育可以是雙面刃，立心不良的權勢集團，就充分利用教育及宣傳來達到意識形態控制的效果，從而塑造人心，也扭曲人性，也破壞很多人的正常人生。
對教育我仍然不失盼望，因為我見過很多人因為失去教育機會而失去了希望及很多可能性。但對威權政府的教育政策，我覺得也要保持高度的懷疑，要更加心存警惕，因為我也見證過扭曲的教育如何把年輕人的人性與觀念扭曲。當下的香港正在承襲中國大陸那一套，希望有更多人都能夠對這樣的所謂教育保持高度的警惕與懷疑，不要把一切希望寄託於官方的教育。
仍然希望那位年輕朋友可以再一次得到他渴望的機會。如果他得到這樣的機會，希望這一次他能夠演繹出比我曾經幫助他得到的那次機會更有意義的成果。
文｜鍾劍華
2024年3月7日◇
責任編輯：陳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