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4年04月01日讯】日前收到一位来自中国大陆的年轻人发过来的讯息，感到有点意外，已经好几年没有联络了。原来他知道我来了英国，用尽了各种方法找我，是希望我帮助他从中国大陆来这边寻求升学或就业的机会，他说“希望得以重建自己的人生”。这让我想起了去年在《大纪元特刊》的复活节专辑中，讲到托尔斯泰那本题为《复活》的文学故事。
老实说，对于他这个要求，有点爱莫能助的感叹。一方面是自己真的没有能力安排他从大陆出来，也再没有能力在经济上支援他了。另一方面，也怀疑就算这次能帮他找到他渴望的机会，最终又是否真的能够让他得到自由社会的启廸。如果能够给他这个帮忙，他会得以“重建自己的人生”吗？我对他曾经有过的盼望，又有机会因此而复活吗？
作为长期从事教育工作的人，对教育的正面作用及启蒙意义是绝对不会怀疑的。但另一方面，也不能不承认，早期教育做成的烙印，足以产生难以抵销的长远影响，而这些影响不一定是正面的，而且可以是很负面、很具破坏性的，得看不同地方教育政策、课程、及学校制度的意图。
曾经深信普及的教育可以推动经济发展及社会进步。从个人角度而言，也绝不怀疑有机会接受教育，起码能够让人识字、培养一定程度的文化水平。也希望教育可以令人明理，能够分辨是非对错，培养长进的心及能力，也可以学习生活及工作的技能。这种信念及后来决定投身于教育工作，也与自身经历过的教育历程及成长经验有关。
1980年代初，自己有幸成为大学生，每年暑假都会带着背包在中国大陆四处旅游走动。那时中国刚刚从文化大革命的阴影中走出来，推动经济改革及门户开放政策不多久。当时大陆很多地区仍然十分贫穷落后，旅行过程中有很多印象深刻的观察及反省。最记得的，包括在大同市火车站外见到遍地坐着的孩子，都是乞丐；去到泰山旅游的时候，很多只是小学年岁的孩子没有上学，在山路沿途希望能够找到雇用他们代提行李上山的旅客；在苏州，曾经被一群衣衫褴褛的孩子包围，以追讨的方式乞讨；还记得有一次，在路边小店吃面条的时候，有一只幼童小手突然伸过来，把碗中的鸡蛋夺去，然后转身就走。
对于这些，难免令人难过，但也因而产生不少盼望。当时个人的能力有限，能做的不多，只希望随着改革开放及北京当局后来宣布的九年义务教育政策，会令这些孩子有更美好的未来。
1989年六四事件的时候，见到北京有这么多年轻的大学生不惜舍弃自己的生命来争取民主及自由，感到很鼓舞，后来的结果也令人很沮丧。但当时仍然没有失去盼望，虽然当时因为六四事件而再没有往中国大陆旅行的兴致，但到了90年代初，仍然决定定期捐款给《希望工程》，希望可以有助于中国大陆的新世代，当时的想法是就算只能帮助到一个半个都好，让他们有机会可以得到教育，可以觉醒，除了改善个人的社会处境，也希望他们可以最终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
这样的捐助持续了一段时间，后来《希望工程》实在有太多丑闻了，才决定停止。但停止捐款给《希望工程》不代表对教育失去盼望，只是不想自己的捐款变成贪官污吏的私人财富。
到香港主权移交之后，有一年录取了一位来自大陆的研究生，在我督导下进行其研究及撰写论文。那学生的研究主题是大陆一线大城市的民工子女教育问题。透过督导其研究，自己也对中国大城市的民工子女教育问题有更深刻的认识。于是在那个学生的安排下，资助两个在中国大陆一线城市的民工子女，每年定期给他们支付学费及部分学习开支。开始的时候，还透过电话及一些互联网上的沟通平台与他们谈过，对他们的处境有一定的了解。
作为民工子女，当时很多都不一定能够得到适切的教育。民工的流动性，令这些民工子女经常在不同的地区游走，居无定所，经常要随着父母转工而转校，他们的教育过程也经常断裂，自然影响了他们的正常学习及对教育机会的掌握。而且，很多地区就算有民工学校，都要收取学费，有一些甚至因为家人不能负担学费而索性辍学。所谓义务教育政策，对某些人来说一直都只是虚文。
我开始资助那两个学生时，他们只是小学高年班。跟他们沟通的过程中，觉得他们都是有盼望，希望能争取读书机会的孩子。他们的文化水平固然不高，但孩子的心灵都是洁净如清水，就算不能具体说出来，未来对他们来说仍然是充满着可能性的。
那一次持续多年的资助，我自己的期望更高。首先是因为不需要再经过官僚架构，保证自己付出的那一些微薄捐助，直接为他们支付学费，可以直接让受助人得益。另一方面，自己也知道资助的对象是谁，又有机会跟他们偶然沟通，知道他们的进度。他们偶然寄来的感谢便条，也是令人很窝心的。
几年之后，那两位小朋友因为知道无法回原居地参与高考，决定在那一线城市升读技能训练学校。当时我觉得这个决定就算不尽理想，也总算是个他们能够掌握的教育进程。
后来有一次去到那城市，便由已经在香港毕业后回了国内发展的前学生安排，与两位曾经资助过的民工子女学生见面。那一次见面百味纷陈。高兴的是终于有机会与他们面对面谈话，再不需要隔着手机或者互联网了。至于失望之处，只可以说是一言难尽了。
当时他们已经快将从技能训练学校毕业，学校还安排他们去到不同的地方实习。但其实所谓实习，只是利用他们当廉价劳工，根本无法搞清楚当中经历了几多层的剥削。
原居于那个城市的学龄少年，一般家境还算比较好，父母也愿意投资于子女的教育，甚至在不同程度上鼓吹一种与民工子女隔离的教育制度，从而巩固自己的阶级利益，因此都已经没有人把自己的子女送去这些民工子女才会去的技能训练学校了。那些技能训练学校及其教职员也是良莠不齐，部分只是利用民工子女的弱势来谋取利益，学校也因为有这些民工子女的学生而不至于不能经营下去，甚至可能利用这些学生来为学校谋取其他利益。教育工作者有时也可以是很邪恶的，除了中国大陆，看看今天的香港就更是一目了然！
与几年前他们还是小学生时比较，两个已经分别十五及十六岁的年轻人，已经被当时的社会及教育环境消磨得很老气，也很世故，甚至很认命。他们都已经忘记了10岁时曾经有过的盼望与梦想，只希望能够好好讨他们老师的欢心，好让实习过后毕业考试时，可以给他们较好的成绩及评级，甚至协助他们找到工作机会。中共的教育令他们学懂了一个扭曲社会的潜规则。
至于自身以外的其他，例如长期处于一个弱势的生存环境，社会上普遍存在的不公平，他们已经接受，觉得这才是正常。至于国家在政治上的封闭，个人自由受到的不合理限制等等，他们差不多已经变得完全无感。他们的世界观，已经与大部分大陆的民众及五毛式人物合模，如果说台湾很多年轻人是小确幸，可以肯定的说，今天中国大陆的年轻世代比小确幸更小确幸。
自从2014年发生了占领运动或雨伞运动之后，中共控制下的宣传机器，便不断描黑香港；各种社交平台及言论渠道，也有些人不断散发一些对香港不尽不实的描述及批评，甚至挑动中国大陆的民众仇视香港人。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有改善，又在官方不断煽动的盲目民族主义情绪下，不少在中国大陆长期生活的人都会产生一种很扭曲的心态，认为香港人已经比他们好，不应该争取比他们更多的人权保障、民主及自由。这种心态，不是与鲁迅百多前所描述的情况一致吗？当时鲁迅认为，中国的基层民众虽然长期受官吏及比他们地位优越的人欺压，但见到别人比他们处境好，他们首先不会希望与更好的睇齐，只是会乐见比他们处境好的被拉低到与他们一样。
那两位我曾经资助过，曾经寄予过盼望，希望他们能够有较好的教育机会，能够突破其阶级处境的年轻人，几年前当我还能与他们接触的时候，我已经知道他们与大部分来自大陆的小粉红没有多少分别了。
对于他们自己小时为何不能得到公平的教育机会，为什么国家正式颁布了的义务教育好像从来没有他们的份儿，他们如何流离于不同地区的民工社群及民工学校，他们曾经如何抵受其他人的歧视与践踏，他们为什么最终只能进入一些挂羊头卖狗肉的所谓技能训练学校去消耗青春，这一类问题可能太令人丧气了，他们索性不去想。他们经历过的教育，令他们知道自己有几弱势，有几无助！
他们就算出来工作之后，为何只能填补那一线城市的同龄年轻人不会涉足的肮脏工作？他们为何要长期面对恶劣及缺乏合理合法保障的工作环境？为何只能接受根本无法独立生存的微薄工资？他们为何要忍受无休止的剥削与压榨？他们的自由与基本权利为何仍是这么遥远？对于这些，他们似乎已经再没有动机去思考了。
那两位我曾经寄托过盼望的年轻人，可能因为曾经受过我这个香港人的帮助，对香港的情况就特别感兴趣，经常有留意，因而也受到这些官方刻意制造的资讯影响。
他们显然觉得香港人太不知满足，觉得共产党对香港所做的天经地义。他们现在显然更关心台湾几时会被统一，也乐意见到日本有另一次大地震或海啸。对他们来说，这就是民族的骄傲！对于新疆及西藏那些他们口中的同胞，顶多也只能算是与他们同样因为在错误的地域出生、在错误的地域成长，因而不得不面对现实处境的种种限制。既然他们都可以挺过来，终于在一线大城市中找到一个小螺丝的位置，为什么新疆西藏的那些人不可以？这就是知命，也是认命。
有些问题未有机会跟他们谈过，我估计他们可能也会认为中共声称拥有主权的那条南海九段线合情合理，甚至认为很多他们根本不知道的地方自古以来都是中国人的神圣领土。
这种种扭曲的认知，其实也是来自宣传及教育！教育可以是双面刃，立心不良的权势集团，就充分利用教育及宣传来达到意识形态控制的效果，从而塑造人心，也扭曲人性，也破坏很多人的正常人生。
对教育我仍然不失盼望，因为我见过很多人因为失去教育机会而失去了希望及很多可能性。但对威权政府的教育政策，我觉得也要保持高度的怀疑，要更加心存警惕，因为我也见证过扭曲的教育如何把年轻人的人性与观念扭曲。当下的香港正在承袭中国大陆那一套，希望有更多人都能够对这样的所谓教育保持高度的警惕与怀疑，不要把一切希望寄托于官方的教育。
仍然希望那位年轻朋友可以再一次得到他渴望的机会。如果他得到这样的机会，希望这一次他能够演绎出比我曾经帮助他得到的那次机会更有意义的成果。
文｜钟剑华
2024年3月7日◇
责任编辑：陈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