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5年12月31日訊】（英文大紀元專欄作家Joseph Varon撰文／信宇編譯）醫學的核心在於觀察。早在臨床試驗、隨機對照試驗和監管機構出現之前，醫生們就通過仔細觀察，如看、摸、聽等，並綜合分析現實，來治療病人。這是一門建立在感官知覺和人類經驗之上的技藝。
很少有歷史人物比瑞士中世紀醫學家菲利普斯‧奧雷歐勒斯‧帕拉塞爾蘇斯（Philippus Aureolus Paracelsus，1493—1541年）更能體現這種醫學奠基精神。這位非凡的人物憑藉其卓越的才能、深刻的洞察力和對教條的無畏摒棄，在科學方法正式形成之前的幾個世紀就幫助醫學走向現代化。他曾說過一句名言：「醫學只能從眼睛所見、手指所觸之物中學習……實踐不應基於思辨理論；理論應該源於實踐。」
那段話並非僅僅是對歷史的評論，還是一種對現實的警告。而如今，這種警告卻被置若罔聞。
一線臨床醫生所目睹的情況，與生物醫學機構所堅持的觀點之間，已出現巨大鴻溝。在我自己的高危內科和重症監護臨床實踐中，超過一半的新患者就診時出現的損傷與生物醫學產品——尤其是信使核糖核酸（mRNA）疫苗——存在時間上的關聯。這並非斷言任何個案都存在因果關係，而僅僅是對「模式識識」——這是醫學數千年來一直依賴的方法——的認可。
然而，許多此類觀察結果卻被忽視、漠視或遭到惡意審查。曾經以謹慎嚴謹著稱的生物醫學體系，如今已轉變為一種防禦姿態，以犧牲患者利益為代價來維護機構的利益。本文將探討我們是如何走到今天這一步的：監管不透明、倫理道德淪喪、政治扭曲，以及對曾經支撐醫療行業的帕拉塞爾蘇斯原則的背棄，共同導致了這個局面。
如果醫學要重建信任，就必須重拾其道德中心，而且首先要有勇氣正視我們眼前的事實。
生物醫學加速部署時代
新冠病毒（COVID-19，即中共病毒）全球疫情時代為生物醫學研發引入了一種新的範式，這種範式並非以嚴謹的研究或長期的隨訪為特徵，而是以速度為導向。在巨大的政治壓力下，許多產品在緊急框架下被推出，這些框架允許：
• 縮短檢測周期；
• 縮短隨訪窗口期；
• 長期數據不完整；
• 對廠商提供的分析報告的依賴程度前所未有。
通常需要數年才能完成的事情，幾個月就完成了。理由可以理解，迅速反應以拯救生命。但是由此產生的不良後果也在意料之中。
速度取代了嚴謹
• 安全數據不完整；
• 上市後監測成為主要的安全機制；
• 不良事件信號是通過政治視角而非科學分析進行過濾的。
安全基礎設施的設計初衷並非為了應對新型基因編碼生物醫學技術的快速全球部署，因為這些技術缺乏長期的人體安全數據。而且，相關機構非但沒有正視這種不確定性，反而一味地宣稱其確定性。
臨床醫生觀察所得：損傷的模式
包括神經病學、心臟病學、風濕病學、內科學和重症監護等在內的各個專科的臨床醫生，現在都正在遇到：
• 自主神經功能不穩定，包括類似體位性心動過速綜合徵（POTS）的症狀；
• 感覺神經病變、感覺異常、感覺障礙；
• 類似心肌炎的胸痛和心律失常；
• 凝血障礙和微血管異常；
• 持續性炎症狀態；
• 新發自身免疫性疾病；
• 激素和月經紊亂；
• 長時間疲勞和運動耐力下降；
• 認知障礙（「腦霧」）；
• 皮膚炎症性皮疹。
這些症狀通常在接觸生物醫學產品後數天至數週內出現。
任何單一案例都不能定義真理。
模式決定真理。
醫學一直以來都是這樣運作的——直到現在。
提出擔憂的臨床醫生會面臨醫療執照、資格認證、機構地位和個人聲譽等方面的威脅。許多醫生非但沒有被鼓勵報告危害，反而被迫噤聲。
這違背了科學，也違背了倫理。
菲利普‧奧雷歐勒斯‧帕拉塞爾蘇斯與觀察倫理
瑞士中世紀醫學家菲利普‧奧雷歐勒斯‧帕拉塞爾蘇斯是一位革命性的思想家，他的影響幫助醫學擺脫了迷信，走向了經驗主義。他的才華、膽識和對以病人為中心的觀察的深刻承諾重塑了醫學領域。
從他的遺產中，有幾點教訓需要我們重新重視：
教訓1：觀察先於理論
帕拉塞爾蘇斯堅持認為，醫生必須相信自己的眼睛和病人，而不是制度教條。
教訓2：患者——而非抽象理論——才是醫學的中心
帕拉塞爾蘇斯駁斥了那些將教條置於人類苦難之上的信奉者的傲慢態度。
教訓3：真理需要勇氣
帕拉塞爾蘇斯公開挑戰他那個時代的權威，提醒我們醫生首先要忠於現實，而不是等級制度。
教訓4：醫學必須隨著證據而發展
他曾因摒棄過時的文獻而名聲大噪，因為這些文獻已無法反映可觀察的現實。世界在變化，醫學也必須隨之改變。
今天我們面臨著類似的危機：儘管臨床觀察不斷積累，與既有觀念相悖，但各個機構仍然固守既有觀念。
監管失靈與信譽崩潰
現代監管體系長期以來被認為嚴謹獨立，如今卻已遭遇嚴重的公信力危機。出版物、內部報告和獨立調查都記錄了其中的關鍵缺陷。
缺陷1：臨床試驗數據延遲發布
監管機構和生產商試圖長期限制獲取原始臨床試驗數據，這給獨立的科學評估造成了深遠而後果嚴重的障礙。世界頂級醫學期刊《英國醫學雜誌》（The BMJ）的一篇題為「新冠疫苗和治療：我們現在必須有原始數據」（Covid-19 vaccines and treatments: we must have raw data, now，2022）的重要社論，直接批評了這種前所未有的不透明做法，並呼籲立即公布所有疫苗和治療數據。這種保密行為的影響是深遠的：獨立科學家無法驗證關鍵的臨床結論，可能改變公共衛生政策的早期安全信號被延遲或完全忽略，隨著人們得知重要數據集被隱匿，公眾的懷疑情緒日益加劇，而政策制定者在無法獲得完整證據記錄的情況下，仍須做出全面性決策。
這種透明度的缺失不僅損害了科學討論，也損害了公眾信任，因為批判性地評估生物醫學干預措施的能力完全依賴於對基礎數據的公開獲取。當監管機構隱瞞信息時——尤其是在現代史上規模最大的醫療推廣活動中——他們破壞了循證醫學的根本承諾，因為在關鍵數據受到限制、延遲或選擇性披露的環境下，循證醫學根本無法發揮作用。
缺陷2：淡化或重新分類不良事件
對關鍵性mRNA疫苗試驗的獨立重新分析發現，與安慰劑組相比，接種疫苗組出現特別關注的嚴重不良事件的發生率更高。
這些做法包括將不良事件重新分類為無關事件、降低已報告危害的嚴重程度、將臨床上不同的事件歸入模糊或非特異性類別，以及在匯總分析中應用統計最小化方法來掩蓋有意義的安全信號。總而言之，這些做法歪曲了不良事件的真實性質和發生頻率，削弱了生物醫學監管所需的透明度，從而損害了科學的公信力。
缺陷3：效力不足的上市前試驗
許多關鍵性研究規模太小、周期太短，無法檢測到罕見但嚴重的危害。心肌炎、神經系統綜合徵、自身免疫激活和其它不良事件在早期臨床試驗中出現的概率很低。
只有在承認存在不確定性的情況下，效力不足的試驗才是可以接受的——而不是作為最終的安全評估進行宣傳。
缺陷4：被動監測無法捕捉到真實發病率
美國疫苗不良事件報告系統（VAERS）是全球最早成立的疫苗警戒系統，這種被動系統依賴於自願報告。通過聯邦政府資助的ESP:VAERS項目進行的歷史評估表明，被動系統會遺漏絕大多數不良事件。
在歷史上規模最大的生物醫學部署中，僅採用被動監測是一個根本性的方法論錯誤。
缺陷5：機構內部的政治壓力
來自監管機構內部的多份證詞描述了一種令人不安的環境：科學家們感到壓力巨大，即使懸而未決的安全問題仍需解決，他們也被迫加快產品審批流程，導致科學判斷屈從於政治和機構的要求。許多人表示，如果他們提出可能延緩審批流程或挑戰既定時間表的擔憂，就會擔心遭到正式或非正式的報復，這導致了自我審查和內部科學辯論的萎縮。另一些人則表示，他們被明確阻止發表不同的分析或對新出現的數據進行獨立解讀，這表明只有符合機構優先事項的結論才受歡迎。
在某些情況下，科學家被直接告知某些安全問題在政治上不便，不應繼續探究，這實際上限制了在公共安全至關重要的領域進行自由調查。如果負責保障公眾安全的專家們都無法自由發言、質疑或遵循證據，那麼監管體系就無法建立公信力。壓制內部專家的聲音不僅損害了科學的誠信，也削弱了公眾對負責評估生物醫學產品的機構的信任。
缺陷6：強制令以脅迫取代了同意
有效的知情同意需要自願性，這是一項基本的倫理原則，與脅迫不能共存。然而，倫理分析表明，圍繞新冠疫苗強制接種的脅迫條件從根本上損害了個人自主權，使真正的知情同意成為不可能。數百萬人之所以服從，並非因為他們自由選擇，而是因為拒絕會帶來嚴重的後果，包括失業的威脅、國內和國際旅行的限制、被剝奪受教育的機會、醫院和醫療保健系統將就業或探視與接種疫苗掛鉤的政策、在紀律處分下強制執行的軍事命令，以及普遍存在的社會壓力，這種壓力使異議者蒙受污名。
在這種情況下，人們在不遭受物質或社會傷害的情況下說「不」的能力實際上消失了，原本應是自願的醫療決定變成了出於恐懼、無奈或脅迫的順從行為。在這種環境下獲得的同意並非真正的同意，而是偽裝成自主的順從。當順從被錯誤地包裝成知情同意時，醫學的倫理基礎不僅被削弱，而且遭到踐踏。
人性的代價：病人遭到遺棄
認為自己受到傷害的患者描述了一系列令人深感不安的經歷。他們表示，當他們試圖將自身症狀與近期接觸的生物醫學物質聯繫起來時，卻遭到忽視；他們被拒絕接受通常情況下類似症狀應有的評估或診斷檢查；他們常常在未經充分調查的情況下，被下意識地告知其症狀是心理性的而非生理性的；他們對那些似乎更熱衷於維護某種既定敘事而非理解其痛苦的臨床醫生和醫療機構失去了信任；最終，他們感到被自己曾經依賴的醫療體系所拋棄。
這些經歷並非僅僅是個人的不滿；它們反映出系統性地未能承認和調查潛在的傷害。一個以「公共利益」為由要求人們遵守規定的社會，負有關懷那些可能在此過程中受到傷害的人的道德義務。然而，許多人卻被邊緣化、被噤聲，或被拋棄獨自承受痛苦，這讓他們感到深深的背叛。這不僅僅是程序上的疏忽，更是道德上的失敗。
前進之路
方法1：徹底透明
徹底透明要求生物醫學數據的每個要素，包括臨床試驗方案、原始數據集、不良事件列表、統計代碼、內部溝通和監管函件等，都必須公開提供，不得延遲、限制或選擇性披露，因為科學主張的合法性完全取決於公開審查和獨立驗證。在新冠疫情期間，試驗數據長期被扣留，加上數十年來試圖限制公眾獲取數據，暴露出一個既要求信任又限制透明度的體系的脆弱性。
真正的透明意味著摒棄監管機構中根深蒂固的保密文化，代之以一種讓科學界、臨床醫生和公眾共同評估證據是否支持所宣傳的論述的模式。這要求從對數據的專有控制轉向對真相的共同承諾，即便真相令人不快。缺乏徹底的透明，生物醫學機構將面臨公眾信任進一步喪失的風險，因為信任無法強求，必須通過開放、問責和全面披露決定人類健康結果的信息來贏得。
方法2：恢復知情同意
恢復知情同意（informed consent）需要消除一切強制機制，回歸到一種醫療決策完全出於自願、且充分了解已知風險和未決不確定性的模式。知情同意並非在表格上簽字，而是一個基於誠實、自主和尊重的過程。在新冠疫情期間，工作威脅、機構強制、出行障礙和社會污名化等因素共同破壞了人們自由選擇自身醫療保健所需的條件。為了恢復知情同意的完整性，臨床醫生必須向患者提供平衡的信息，公開討論數據的局限性、罕見但嚴重的副作用，以及仍然存在重大不確定性的領域。
恢復知情同意也意味著要接受部分個體可能拒絕接受干預，即便機構或政策制定者不贊成。受恐懼、懲罰或排斥影響的知情同意過程不再符合倫理。唯有消除強制壓力並重申告知真相的承諾，醫學才能將知情同意重新確立為一項基本的道德義務，而非官僚主義的例行公事。
方法3：保護那些通報傷害事件的臨床醫生
保護報那些通報傷害事件的臨床醫生，對於重建科學誠信至關重要。當醫生觀察到異常模式或新出現的危害時，必須感到安心，才能提出公開質疑，而不必擔心遭到職業報復、聲譽損害或機構懲罰。許多臨床醫生表示擔憂，提出針對有關不良事件的問題，無論這些事件的記錄多麼詳實可信，仍可能危及他們的個人資質、醫院執業資格、學術地位或工作職位。這種擔憂會產生寒蟬效應，不僅壓制關鍵的安全信息，更阻礙坦誠的臨床對話。
為糾正這個問題，舉報人保護必須明確擴展至報告疑似危害、發表挑戰現有假設的分析報告，或為症狀被忽視的患者發聲的醫護人員。醫療機構必須營造一種鼓勵而非懲罰臨床醫生識別安全信號的文化，因為早期發現危害始終依賴於醫生在發現異常情況時是否願意挺身而出。缺乏強有力的保護，系統就會鼓勵沉默，使本可預防的危害持續發生而不受制止。
方法4：建立獨立的藥物警戒機制
建立獨立的藥物警戒需要放棄對被動報告系統（例如VAERS）的過度依賴。聯邦資助的ESP:VAERS項目表明，VAERS僅捕獲了實際不良事件的一小部分，揭示了傳統監測的巨大差距。真正的安全監測必須是積極主動的、數據驅動的，並且獨立於商業或政治影響，利用從電子病歷中自動提取、長期隊列跟蹤、對高危人群進行主動隨訪，以及對研究人員和公眾都可訪問的透明報告渠道。
被動系統本質上是被動的，依賴於臨床醫生的意識、患者的主動性和機構文化，而所有這些因素都會抑制報告。而獨立的藥物警戒則需要建立不受經濟利益衝突影響的外部監督機構，賦予其審核真實世界數據、監測長期趨勢並在出現信號時向公眾發出警報的權利。一個真正現代化的安全系統必須將監測視為一項持續的科學責任，而非事後補救，並且只要生物醫學產品仍在使用，監測就必須持續進行。
方法5：為受傷害者提供支持
支持受傷害者意味著承認他們的痛苦，提供及時全面的醫療評估，並建立專門的診斷、治療和長期管理途徑，而不是讓患者獨自應對支離破碎的醫療體系。許多在接受生物醫學干預後出現嚴重症狀的患者反映，他們被忽視或被拒絕進行適當的檢查，這加劇了他們的身體痛苦，並帶來了情感和心理創傷。一個公正的社會必須確保提供多學科的臨床護理，包括神經科、心臟科、風濕科、免疫科、康復科和心理健康支持，並在傷病影響工作能力時提供經濟援助。
支持也需要建立正式的認可機制，因為認可本身就是康復過程中一個強有力的組成部分；當患者被告知他們的經歷是真實的，值得關注時，獲得適當護理的大門就會敞開。建立傷害登記處、以患者為中心的研究項目和專門的治療診所，可以確保受害者不會被遺棄。同情心、責任感和結構化的醫療支持並非可有可無，而是倫理上的必要條件。
結論
這不僅是一場科學危機，更是一場道德危機。因為生物醫學產品只有在以謙遜的態度、嚴謹的方法論和對人類尊嚴的堅定尊重，進行研發、應用和監測時，才能真正造福人類。菲利普‧奧雷歐勒斯‧帕拉塞爾蘇斯堅持認為，醫學真理始於對患者的直接觀察，而非教條的墨守成規，他的教誨在今天依然具有深刻的現實意義。世界各地的臨床醫生正面臨著規模和表現形式都前所未見的全新損傷模式，忽視這些觀察結果不僅不科學，而且在倫理上也站不住腳。
重塑醫學信任需要回歸基本原則：清晰洞察，不讓機構或政治偏好過濾證據；坦誠呈現真實所見，即使與既定敘事相悖；守護患者而非維護體系；重建以透明、問責和學術誠信為根基的文化。任何偏離此道的行為都是對醫學宗旨的背叛，因為醫學存在的意義在於服務人類，不是服務於機構、意識形態或預設的敘事，而是服務於患者真實的生活體驗，正是這些體驗才能指引我們前進的方向。
本文刊自總部位於德克薩斯州奧斯汀（Austin）的布朗斯通研究所（Brownstone Institute）的網站。
作者簡介：
約瑟夫‧瓦倫（Joseph Varon），醫學博士，是一位重症監護醫生、教授，也是總部位於弗吉尼亞州的獨立醫療聯盟（Independent Medical Alliance，簡稱IMA）的主席。他撰寫了超過980篇經同行評審的出版物，並擔任美國《獨立醫學雜誌》（Journal of Independent Medicine）的主編。
原文：Philippus Aureolus Paracelsus and the Modern Medical Crisis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並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立場。
責任編輯：韓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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