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6年01月16日訊】埃德加‧斯諾——一個曾是耳熟能詳的外國人名，共產黨領導人稱他為「老朋友」，他在延安窯洞前以及天安門城樓上跟毛澤東站一起的照片，成了多數人對他的印象。他1937年英文版的《紅星照耀中國》是給西方人寫的，中文版第二年在上海發行，為避開國民政府的審查改名為《西行漫記》。斯諾現被中共媒體譽為「西方第一雙了解中國革命的眼睛」，讓人不由得關注他，因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他曾三次訪華，筆者想知道那幾次的訪問對他到底有何影響，如何讓他對共產政權從「嚮往」變成「迷惘」。
斯諾是美國記者，上世紀三十年代和六七十年代曾多次去中國，這兩個時代一個屬於國民政府，一個屬於共產黨政府，而他報導的對象卻是同一批共產黨人。筆者依據斯諾的傳記作者伯訥德‧托馬斯(S. Bernard Thomas)、一位歷史學家的資料，探索斯諾後階段訪華所遇到的兩難困境。曾經，這雙「了解中國革命的眼睛」晚年所看到的中國發生了什麼樣的劇變？這個「老朋友」遇到什麼樣的角色衝突與困境而使他欲言又止？
斯諾早年的《紅星照耀中國》轟動美國新聞界，它首次詳細報導了共產黨人在西北地區的活動，托馬斯這樣概括斯諾的作用：「在30年代和戰爭時期，正因為斯諾在美國和中國兩方面都有影響，因而他成為向美國公眾傳達有關中國革命事業消息最有效的人物。」
新中國成立的頭十年，由於美國實行對華遏制政策以及麥卡錫主義，斯諾受到排擠，他抱怨「人們對任何為我們的中國朋友說好話的人都抱有成見，無論這些話如何真實，或者具有多麼堅定的歷史依據。」這時期他在職業和政治上都很淒慘，他在1959年的訪港日記裡寫道「今晚，我突然感到疲勞、孤獨、淒涼、年邁和與世隔絕，沒有一個可以聊聊的人。」「在這個世界上，我還能夠再次發揮作用嗎？」事由幾年前他曾寫信請求毛澤東：「如果像寫作《紅星照耀中國》一書時那樣，允許我自由地進行調查和訪問，那麼，依據我的親身考察」，他可以寫出一些「很有幫助的報導」。斯諾在提醒毛，那本書曾給中國共產黨人帶來很大的好處，他還有可能寫一部新的《紅星照耀中國》。北京未予答覆。
1960年春天，斯諾收到旅居中國的新西蘭友人艾黎的消息，他請人帶口信邀請斯諾作為自己的「私人客人」去中國訪問三個月。斯諾對這次旅行抱有很高的期望，他說：我不能拒絕這次機會，它將產生輝煌的新聞報導，並將有益於歷史，更不必說有益於兩個國家的生存。
然而，一切並非如斯諾所料，當他1960年重返故地時，那裡的情況已經發生變化。雖然他是政府同意邀請並受到政府照顧的「客人」，費用卻都得自付，且作為考察記者受到很多限制，甚至比不上三十年代國民政府下享有的自由。斯諾那次報導的真實性也受到質疑，如1962年在美國發表的《大河彼岸：今日紅色中國》（中文版《今日紅色中國》）一書中，他否認大躍進後存在著廣泛的饑饉，斯諾這樣寫：在中國，我沒有看到有人挨餓，沒有看到任何類似於舊時代的饑饉現象（《今日紅色中國》619-620頁）。托馬斯對此的評語是「斯諾上述論斷的意義，在於它的不確定性，而不在於他究竟是絕對真理還是謊言。」
依筆者的觀點，作為對舊中國閱歷豐富且會說中文的美國記者，在華五個月期間「沒有看到有人挨餓」，他大概為了不開罪中國政府而對某些現象採取不聞不問的態度，這從他的私下言論也能看到。這裡引述托馬斯所概括的斯諾的委婉表達：正如以往經常發生的，在私下裡，他感到困惑、為難、半信半疑，並由於他認為中國人對他設置了重重障礙而感到惱怒，這種感覺並非在他離開中國後才出現，而是還在他逗留中國期間就已經產生（托馬斯，388-389頁）。托馬斯的解釋是「斯諾……作為中國革命的堅定朋友，同時又是政治上獨立的新聞記者的斯諾，當他為廣大的美國『資產階級』讀者寫作時，在內心所感受到的衝突和兩難困境」（托馬斯，388頁）。
斯諾對新中國的第二次訪問是1964年10月至次年1月，顯然他的《今日紅色中國》獲得北京的好評。那次他與毛澤東見面兩次，跟周恩來會談一次，他還打算採訪其他高級官員包括劉少奇，「但周總理告訴我，我不必『打擾』這些『忙人』，因為他也能回答我所提出的任何問題，如果他回答不了，毛澤東可以。」斯諾二次訪華的報導隨即被更大的事件淹沒，1965年3月爆發越南戰爭，1966年5月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
到了1969年，斯諾寫信告訴韓素音（英籍華裔女作家）希望重訪中國，「僅僅是因為，我迫切希望補充自己不足的知識。在西方，人們非常希望從我這裡了解有關中國的消息，並聽取我對中國問題的解釋和說明，這種願望不但合乎情理，也是我很難忽視的。」1970年8月斯諾和夫人洛伊絲從香港進入廣州，「開始了一次使他極度疲勞的旅行，他到處都聽到毛澤東思想式的情況簡介，不久他就感到，這些簡介千篇一律，單調沉悶，冗長乏味，是公式化的東西，這使他的情緒更加低落」。斯諾參觀了公社、工廠、車間、學校、醫院、公共事業和其他許多地方，他對所看到的一切顯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看到，意識形態口號遍布城鄉各處，一再重複，令人麻木。當年國慶日，在天安門城樓的欄杆邊，「美國友好人士」斯諾站在主席身邊的那張著名照片，或許主要是向中國人傳達某種信號，即美國作為「最凶惡的帝國主義魔鬼」的形象，可能已由官方進行了某種修正。亨利‧基辛格後來寫道，那個信號「太隱晦，以至於我們這些粗糙的西方大腦完全沒有理解其含義」(托馬斯，406頁)。斯諾那年12月18日在中南海游泳池住處還聽到毛澤東說的那句驚悚之言：「我不怕說錯話，我是無法無天，叫『和尚打傘——無髮（法）無天』，沒有頭髮，沒有天」（見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網頁2016年11月15日），而英文譯為a lone monk with a leaky umbrella. 與這個諧音雙關的歇後語的表意大相徑庭。
1971年2月斯諾離開中國，他精疲力竭，情緒低落，中國的經歷刺激了他，使他感到困惑不安，很可能他已處於癌症的早期階段。一年後，癌症最終結束了他的生命。4月，北京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問中國，隨即《時代週刊》發表斯諾的文章，介紹他去年12月同毛澤東的談話，推動了乒乓外交的進展。斯諾對自己在這一事態發展中所起到的作用，頗想引人注意地說道：「我希望，我現在和以前所撰寫的一切對此有幫助。我祇能認為，他們與我的所有談話都是有目的的，但我當時並不知道這一點，或者沒有完全領會」(托馬斯，415頁)。1972年2月15日斯諾在瑞士去世，那天正是中國黃曆新年。六天後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結束了兩國多年彼此孤立和敵對的局面。
以上回顧了斯諾對新中國的三次訪問過程，後兩次因隨即發生重大事件而未引起西方新聞界的關注，但在中美緊張關係解封之時，斯諾被當作一個中國信使的作用毋庸置疑。而斯諾後來的訪華經歴讓他「感到困惑、為難、半信半疑」，顯示他對那幫打天下坐天下的共產黨人的認知從嚮往到迷惘，這一改變竟成了一個美國記者視角裡最有時效的今昔對照，也是「西方第一雙了解中國革命的眼睛」裡的真實寫照。
責任編輯：金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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