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6年03月24日訊】（英文大紀元專欄作家Jeffrey A. Tucker撰文／信宇編譯）今年正值美國《獨立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1776年）問世250周年（semiquincentennial）——順便說一下，我們都應該學會說semiquincentennial這個單詞，由semi-（一半）、quin-（五）、cent-（百）和 -ennial（年）等組成，表示250年——希望每一位美國人都能重讀一遍這篇重要文獻。儘管它誕生於250年前，但它至今仍然堪稱是人類歷史上以任何語言寫就的華章中最鼓舞人心的政治宣言。它至今仍為全世界所有追求自由和權利的人民樹立典範。這一切絕非偶然。
試想一下：這項美國獨有的偉大成就，已被世界大部分地區所效仿，成為每個美好社會的夢想和目標。時至今日，一切依然以此為標杆。
這份文件本身就是修辭學的傑作，其主張、論證和結論既精準又全面。令我感到羞愧難當的是，它的篇幅竟然和我為《大紀元時報》撰寫的大多數專欄文章（包括這篇）差不多。
相比之下，我從未寫過如此意義雋永、影響深遠，甚至在文學性上也如此精妙的作品。事實上，除了（聖經）《福音書》（the Gospels）之外，我不確定還有什麼作品能與之媲美，其說服力和內涵之豐富，以至於在兩個半世紀後的今天依然震撼人心。
我重新研讀了這份文件，試圖找出其中的主題，並從中提煉出一個凌駕於其它所有原則之上的核心原則。答案顯而易見，就在標題之中。正如標題所示，這是一份脫離英國——這個統治了169年、並在臨近十年不斷加強控制的殖民宗主國——的獨立宣言。
擺脫外國勢力的獨立理念是美國理念的核心。如果我們放棄了這一點，我們就真的迷失了方向。
當年的簽署者們深刻意識到他們所做之事的意義。他們憑什麼權利自行決定擺脫殖民統治？其哲學基礎是什麼？又有哪些事實與這種哲學相衝突？他們又以何種標準來衡量獨立？究竟是誰或什麼才能促成獨立？僅僅簽署一份文件就足夠了嗎？之後又會發生什麼？這一切都值得今天的我們深刻思考。
他們知道舉證責任在自己身上，他們也願意承擔這個責任。
考慮到所有這些問題，建國先賢們以一段引人深思的論述闡述了他們的哲學前提，這段論述汲取了幾個世紀以來的政治思考。最直接的來源就是英國古典自由主義啟蒙思想家約翰‧洛克（John Locke，1632—1704年），但其根源可以追溯到意大利中世紀神學家托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約1225—1274年）的著作，以及更早之前公元1世紀猶太傳道者拿撒勒人耶穌（Jesus of Nazareth）的言行。
如何將這一切概括成一句話呢？《獨立宣言》的主要起草人托馬斯‧傑斐遜（Thomas Jefferson，1743—1826年）是這麼筆下生花的：
「我們認為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賦予他們若干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為了保障這些權利，人們才在他們之間建立政府，而政府的正當權力，則來自被統治者的同意。——任何形式的政府，一旦破壞了這些目標，人民就有權改變或廢除它，並建立新的政府，使其根基建立在這樣的原則之上，並以這樣的方式組織其權力，以期最能保障人民的安全和幸福。」
宣言開頭提出的論點十分明確，甚至帶有道德教條色彩。但請記住：建國先賢們並非意在打造一個完美世界。他們並非被某種烏托邦的幻想所迷惑，認為任何侵犯人權的行為都能輕易被根除。
他們並非盧梭主義者（Rousseauians），後者後來演變為將法國大革命引向毀滅的雅各賓派（Jacobins）。正如現代保守主義奠基人羅素‧柯克（Russell Kirk，1918—1994年）所指出的，《獨立宣言》和爭取獨立的運動在許多方面都是一種保守的努力。他們想要恢復他們曾經擁有的自由。
建國先賢們試圖找到最好、最謹慎但又合乎道德的必要手段，來保護他們建立和生活的一切，同時避免受到外國帝國統治的不斷騷擾和嚴重阻礙。
因此，宣言的第二句話與第一句話同樣重要：
「誠然，審慎（prudence）會告訴我們，不應因輕微和短暫的原因而改變長期建立的政府；而所有經驗也確實顯示，人類在惡況尚可忍受之際，往往寧願忍受苦難，而不是通過廢除他們已經習慣的體制來爭取正義。」
這句話也蘊含著深刻的智慧。它抑制了現代社會中造成巨大破壞的革命精神。這並非是某種試圖重塑歷史的宏大計劃。這場運動的目標非常明確：爭取政治獨立。
那麼，我們如何判斷何時應該打破現狀，轉而尋求與外國霸權實現切實可行的分離呢？宣言也給出了標準：
「但是，當一連串的濫用職權和篡奪行為，始終追求同一個目標，表明其意圖是將他們置於絕對專制統治之下時，他們有權，也有義務推翻這樣的政府，並為他們未來的安全提供新的保障。」
我們明白這個模式了嗎？我們明確闡述了理想目標。我們有審慎的理由，對任何試圖以不正當手段實現理想目標的遠距離且欠考慮的嘗試都保持謹慎。我們有衡量標準，也有人們應該採取行動的條件。然後，我們按照完全合乎邏輯的順序，看到了證據。
接下來是一長串令人震驚的不滿清單，他們選擇將這些不滿直接歸咎於肩負重任的英國國王喬治三世（King George III，1738—1820年）。其中包括：
• 他設立了許多新官職，並派出大批官員來騷擾我們的人民，榨取他們的財產。 • 在和平時期，他未經立法機關同意，就在我們中間保留了常備軍。 • 他試圖使軍隊獨立於文職權力之外，並凌駕於文職權力之上。 • 他與他人勾結，使我們受制於與我們憲章相悖、與我們法律不符的管轄權；並對他們那些假冒的立法行為予以核准。 • 用於在我們這裡駐紮大量武裝部隊。 • 切斷我們與世界各地的貿易往來。 • 未經我們同意就對我們徵稅。
這的確是一份政治文件，但是其中蘊含著一個常被忽視的重要潛台詞。英國是一個重商主義（mercantilist）國家。英國王室並不信奉我們今天所說的自由企業（free enterprise）制度。它奉行特權原則來運作其商業經濟。它授予工業家壟斷權，以此換取財政收入。其中最主要的壟斷者便是東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
英國及其工業巨頭將美洲殖民地視為掠奪的溫床：掠奪其資源、其勞動力、其土地所有者和其創新成果。在英國王室看來，美洲存在的目的就是為了接受剝削。它要求與美洲殖民地簽訂排他性的貿易協定，甚至禁止美洲發展自己的貿易關係，即便是農產品也不例外。更甚的是，它還對殖民地消費的商品和服務徵收重稅，雪上加霜。
正如美國思想家托馬斯‧潘恩（Thomas Paine，1737—1809年）在著作《常識》（Common Sense，1775—1776年）中所寫：「美國在英國政治體系中只是一個次要對象。英國關心這個地區的利益，僅僅是為了滿足英國自身的利益。」
獨立雄心不僅關乎政治、正義和法律，也關乎金融、經濟和企業。波士頓傾茶事件（Boston Tea Party，1773年）凸顯了這一點。這是一場針對外國霸權強加的工業壟斷的抗議。所有這些壟斷都是稅收來源，並有法律依據：例如《航海條例》（Navigation Acts，1651年）、《食糖條例》（Sugar Act，1764年）、《印花稅條例》（Stamp Act，1765年）和《湯森條例》（Townshend Acts，1767年）等。
當人們設想美國人會建立什麼樣的政府時，他們選擇了獨立作為首要原則。
「與所有國家和平相處、開展貿易、建立真誠的友誼——不與任何國家結成糾纏不清的聯盟。」——托馬斯‧傑斐遜
「我們對待外國的首要原則就是，在拓展商業關係的同時，儘可能減少與它們的政治聯繫。」——喬治‧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1732—1799年）
「抵禦外敵的手段，歷來都是國內暴政的工具。」——詹姆斯‧麥迪遜（1751—1836年）
約翰‧亞當斯（John Adams，1735—1826年）對美國理念的精髓和精神做出了最著名的總結：「無論自由和獨立的旗幟曾經或將要飄揚到哪裡，她的心、她的祝福和她的祈禱都將在那裡。但她不會遠走他鄉去尋找需要消滅的怪物。她衷心祝願所有人享有自由和獨立。她只捍衛和維護她自己的自由和獨立。」
今年的250周年慶典是我們國家核心價值觀復興的時刻。祈禱我們永遠不要忘記這些寶貴的價值觀。
作者簡介：
傑弗里‧塔克（Jeffrey A. Tucker）是總部位於德克薩斯州奧斯汀（Austin）的布朗斯通研究所（Brownstone Institute）的創始人兼總裁。他在學術界和大眾媒體上發表了數千篇文章，並以五種語言出版了10本書，最新著作是《自由抑或封鎖》（Liberty or Lockdown, 2020）。他也是《路德維希‧馮‧米塞斯文集》（The Best of Ludwig von Mises, 2019）一書的編輯。他還定期為《大紀元時報》撰寫經濟學專欄，就經濟、技術、社會哲學和文化等主題廣泛發聲。聯繫方式：tucker@brownstone.org。
原文：Why Did They Declare Independence?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並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立場。
責任編輯：李琳#
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