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6年05月21日訊】2014年離世的199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蓋瑞・貝克（Gary Becker, 1930～2014）, 一生為經濟學開彊拓土，是一位入世的頂尖經濟學家。他在1985年初應美國《商業週刊》（Business Week）編輯的邀請每個月寫一篇專欄稿。
以經濟理論來分析公共政策
貝克以經濟分析為基礎，剖析公共政策對個人及組織行為所造成的影響。他認為不管是個人或團體組織，都會透過競爭的方式，盡其所能地想要改善所處的環境，其目的是獲取收入以及工作機會，或者爭取市場客戶，甚至於地位及權勢等。個人及組織的慾望是無窮的，但能掌控的資源卻相當有限，而市場及價格，則可以幫助他們在兩者之間取得平衡。
由此角度來看，個人及組織的行為是根據「動機」及「誘因」來決定的。例如，在商品價格較高，或服務成本提高時，一般家庭就會撙節開支；相對地，在商品價格上升之際，廠商便會增加生產。「動機」及「誘因」會影響行為，這是不變的事實，也應是常識。可惜的是當人們討論公共政策時，總是會將常識拋諸腦後。貝克指出：我們不是經常聽說，犯罪不會因為壞人遭到逮捕並受到懲罰而受到抑制嗎？不是也有人常說政府透過醫療保險計劃，而對醫院及醫師所提供的補貼，並不是造成醫療支出巨幅成長的主因嗎？
貝克表示，所謂的「市場」，通常指的是商品及資產進行交易，並且訂定公開價格的一種正式管道，像是普通股票及債券等的金融市場，或是國際石油及小麥市場等。不過，我們也將市場視為一種資源分配的方式。在這種非制式的市場裡，資源會流到誰的手裡，並不是透過公開價格來決定的。貝克在開始為《商業週刊》撰寫專欄時，並未說明其主旨為何？但事實上，每篇文章都強調行為誘因和公共政策之間的關聯性。貝克深深感受到雖然讀者對每篇專欄的記憶不會維持很久，但如果有幾篇文章連續討論相同的主題，讀者是會體會到作者的用意。
貝克在專業領域上最與眾不同之處，在其研究中顯示出理性選擇和市場機制，不僅在經濟領域裡很重要，在社會和政治方面也很重要。他寫的專欄都反應他對個人及組織行為的認知，而1985年5月刊登的第一篇專欄所談的，就是1970年代後期以來，經濟及社會因素對美國婦女的就業和收入所造成的影響。其它文章則討論到結婚和離婚的問題、生育率的問題，以及少數族群受到歧視的問題等。此外，貝克也把教育問題、酒醉鬧事、犯罪，最高法院法官的任命，以及信仰自由、民意代表任期和利益團體在政治決策裡所應扮演的角色等問題提出討論。
貝克究竟是自由派或保守派？
貝克表示，不少人在看過幾篇專欄後，就寫信抱怨，指責他是個保守反動派。貝克問說，難道只因為他認為行為誘因和市場機制有其重要性，就表示他是採取保守派的立場嗎？貝克說他的確支持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 1723-1790, 經濟學創始者）和大衛・休謨（David Hume, 1711-1776）等18、19世紀思想家所倡議的「個人自由」及「私有經濟」觀念。這些思想家都認為，容許個人有權對多數事情自己做決定的制度，是比較好的制度，而這樣的想法並不表示人們永遠是理性而很少犯錯的。他們的理念主要是說，絕大多數的人在有關個人權益的問題上，會比政府官員來的理性，而且犯的錯會比較少。這樣的看法，比以前還要重要，因為在過去一個多世紀以來，不管是政府稅收、法令規範或是政府的行政權力等，都已經明顯地擴大了。
因此，從古典或歐洲學派來看，貝克是自由派，他比較支持自由化的政經和社會制度，在個人自由不對他人構成明顯而重大的傷害時，個人就應該享有自由選擇的權利。這樣的立場和傳統上對保守派的定義不同，因為他們是希望維持現狀不變的。雖然古典自由派認為，事物之所以能生存下來，通常都有其維持下去的功能，而且對社會有利；但他們也知道，某些長期延續下來的做法及傳統，完全是因為勢力龐大的利益團體，為了想從公共政策裡得到好處，而施加壓力所造成的結果。因此貝克鼓吹打破現狀以提升效率，他也倡議增加窮人改善環境的機會。貝克表示，對某些讀者來說，他的看法有時過於激進，而不是過於保守的。
貝克並不明顯地認同任何政黨，因為對於個人和行為誘因之間的關係，以及個人是否比政客更知道自己利益為何的問題，沒有一個政黨的立場是一致的。當對自己有利時，多數政治人物都承認行為誘因的重要性，一旦這樣的看法不符合自己的利益，他們就會忽視這項因素。例如，某些保守派人士在反對國際自由貿易時，就忘了曾經鼓吹自由競爭的好處。同樣的，不少自由派人士也不承認，現在的福利制度會刻意刺激人民移居到經濟狀況較佳的國家，因為那裡有比較好的社會福利和醫療保險。而保守派人士因為宣稱人民自由遷徙的原則，也故意不提人民因為那些好處而移民的事實。
同樣地，在自由派人士鼓吹調高煙草稅來抑制民眾吸煙，或是認為公立大學應減免學費，以鼓勵家境較差的孩子就學時，就會想到誘因的重要性。不過，若這項因素對自己的看法沒幫助，他們往往會變得比保守派人士，更忽視其重要性，例如社會福利制度是否會導致婚姻解體，並鼓勵婦女自我獨立，以及所得稅過高是否會降低就業及投資意願等。
雖然貝克認為自己屬於古典自由派，但他希望在專欄裡所表達的看法，是以研究結果為基礎，避免在政策議題上採取特定立場。在寫前幾篇文章時，貝克的確儘量這麼做，但他很快發現，讀者希望專欄作家在評論時事時，能清楚地表明自己的立場，於是貝克很快就決定要在專欄裡為所說的問題提供改善的建議，而這些建言大致上還是以行為誘因及理性選擇為分析基礎，而後很自然地政策建言就自行浮現出來。
貝克很明確地反對擴大政府功能以及中央計劃的政策模式。他也反對非法移民、反對保留就業機會給少數族群以及公立大學對家境中上的學生提供高額的就學補助。此外，貝克在文章裡也不贊成對員工握有公司股票給予補貼的做法，並且反對徵收關稅及對進口設限，即使其它國家實施這些措施，他也不贊成。
貝克的專欄不只是提出反對意見而已，他鼓吹以合法的方式將移民權利出售給資格符合的申請人，支持大規模的民營化計劃，讓某些毒品合法化、以自給自足的原則來制定社會福利制度。此外，他也認為不能支付小孩教養費用的父親受到懲罰，贊成強制執行婚姻契約，以修改《憲法》的方式讓聯邦法官不再是終身制，對重大犯罪實施重罰，尤其是持槍犯罪者。同時，貝克也認為社會福利的關注重心，應由母親及社工身上移轉到對小孩的幫助上。
貝克對公共政策的建言有無影響力？
貝克相信，他在專欄中所提出的看法和分析，對公共政策的制定和一般讀者是有影響力的。不過，他認為效果的顯現往往是緩慢而迂迴的。貝克指出，知識分子往往喜歡誇大理念的影響力，因為他們的聲望高低，是依其所提的理念好壞及是否具有原創性來決定的。有些知識分子甚至認為，政治人物和選民會很快地接受論述清楚而又具說服力的立論分析。貝克卻認為，在理念和民意的影響方面，這是相當嚴重的錯誤認知，他覺得政策的制定並非根據想法和理論作了理性評估之後完成的，事實上，政策往往是在相互對立的利益團體之間，以務實的態度取得平衡點之後的結果。當理念和實際利益產生衝突時，理念往往是無用武之地的。
貝克表示，貿易政策的制定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他說，在亞當・史密斯和大衛・李嘉圖（David Ricardo, 1772-1823）於兩個世紀前（18世紀）對國際專業分工的比較利益（comparative advantage）加以分析後，經濟學家便大聲倡議自由貿易的理念。不過，實際的情況卻是多數國家為了不讓進口商品和本國產品競爭而徵收了高額關稅，並對進口設限。雖然知識分子認為自由貿易才是正確的，但這樣的想法卻無法抵擋國內產業因為害怕外國商品的競爭，而對政府所施加的政治壓力。
不過，貝克仍然認為，長期而言，觀念還是能對政策和民意造成很大的影響，即使實際利益的考量在短期還是具有絕對的主導力。他覺得，如果某些組織認為不同的看法有利於提升本身的利益，就可能會接受這些看法。他指出，政治團體不能公開承認提倡某些政策的目的，是在犧牲他人權益的情況下，讓自己得到好處。他說，雖然美國聯合勞工會（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 AFL）的首腦能夠直陳工會和資方私下談判的目的，不過是想獲得更多的好處而已，但對有意得到政治利益的團體來說，如果坦白地把真正的意圖說出來，則無異是自尋死路。相反地，他們的說詞必須讓人相信，對他們伸出援手是對國家有利的。
所以，國內廠商從來不會說要求徵收關稅及對進口產品設限的原因，是因為外國廠商的營運較有效率；相反地，他們會說外國廠商是以不公平的方式來競爭，要不就說進口外國商品會降低國內的就業機會。
貝克表示，有些團體在經過權力重組之後，開始成了氣候，他們或許會發現某個學者幾年前隨意提出的想法，有利於提升民眾支持度。這些團體就讓這些想法重新包裝，然後鼓吹說這些想法的時代已經來臨。貝克認為，或許這些想法的確能在獲取民眾支持上扮演更重要角色，但絕非造成權力重整的根本原因—就如同專家出庭表達意見，並不是造成原告和被告上法庭進行法律訴訟的原因。
貝克說他在專欄文章中所提的建議，有些是新的想法，而且經常被認為是「不切實際的」。而他之所以把他們提出來，就是因為長期來說，理念還是會對政策造成影響。不過，他並不認為政策趨勢會快速而輕易地大幅轉向，就算有充分的理由，也不容易，但政權和思想風潮終究是會轉移的，政策必須大幅改革的時機，也終會到來。他對於政策建言被接受的可能性，同樣也是採取長期的觀點來判斷。他說他不會不切實際地認為，某些毒品合法化的時機已經成熟，也不會認為當時是修改《憲法》讓聯邦法官不再是終身職的時候。不過，他相信當現行政策的負面效果愈來愈明顯的時候，他所提出的建言在未來還是會被接受的。
有保存價值的專欄文章集結成書
貝克表示，報紙及雜誌的專欄所討論的議題，大多是以時事為主，這些議題通常很快就會被大眾所遺忘。所以，他在1997年出版的這本《生活的經濟學》（The Economics of Life），是他認為比較有保存價值的專欄文章之結集。他相信他對這些議題所做的分析，應會有助於學生、企業主管，以及創業者和一般讀者，更能瞭解我們在經濟、社會以及政治上所面臨的問題。
貝克覺得，經濟學教科書在說明理論如何應用到真實世界的時候，所舉出的例證往往不夠多，因而讓學生遇到許多不必要的困難。要理解經濟學的道理，絕對有必要知道其實際運用的狀況。他的專欄文章就有很多以經濟分析來看問題的例子，如政府的助學貸款究竟應該用固定利率，或視學生的未來收入多少來決定等，相對於教科書來說，是很好的補充教材。對於公司主管及商業界人士來說，由於公共政策會對企業營運及決策造成影響，因而他們更能透過政策議題的討論而受益。貝克談到的主題包括公司高階主管的激勵誘因問題，以及提高最低工資對就業市場和公司獲利可能造成的影響等等。
貝克說他相信，想更清楚地知道為什麼經濟及社會狀況會發生變化的讀者，也會對他的專欄文章感興趣。他談到越來越多已婚婦女進入就業市場的問題，離婚率越來越高的問題，以及經濟自由度不高的國家，為什麼經濟的表現較差等問題。他覺得他的專欄文章，也能幫助讀者來分析當前具爭議性的公共政策議題，如政府是否有必要制定「工業政策」、美國是否應該接受那麼多移民入境等問題。
貝克對問題的判斷究竟正不正確？
為了讓讀者判斷這種以經濟分析來理解行為模式的方式，是否真能深入地瞭解問題的核心，貝克就以過去的一些專欄文章，對公共政策及經濟和社會變動所做過的分析，是否能經歷時間的考驗來印證。他舉出1985年刊登的一篇文章，寫出預期美國男女所得差距會進一步縮減；1990年的一篇文章指出，日本股市並沒有被「操控」；1985和1992以及1993年的文章都認為「工業政策」是件可怕的事；1990年的一篇文章認為最高法院的法官任期應有限制；1986年的一篇文章指出美國黑人的經濟狀況已大幅改善等等。事後都證明他的看法大致是對的，因而這些文章可以證明，經濟性的思考的確讓人更深入的理解社會和政治問題，因為這種思考方式認為，人們對於不同選擇項目的成本和效益，具有敏銳的分辨能力，而僅由政治、社會或心理的角度來看問題的人，是看不見這個層面的。
有鑑於此，貝克乃興起將這些專欄文章集結成這本書出版。他將十年中撰寫的一百三十多篇專欄文章，歸類成政府管制與自由化政策、勞工市場及移民問題、人力資源和學校教育、家庭問題、歧視問題、犯罪和毒癮問題、利益團體和政治決策、政治功能和稅收制度、資本主義和經濟制度、國際貿易和國際協議、股票市場和經濟衰退等12個單元。
在貝克獲得諾貝爾獎之後，突然間人們都把他當成各種問題的專家、萬事通。但他一直堅守在自己專精的範圍裡，他是因為把經濟理論用來分析社會問題而得獎的，特別是有關種族和性別歧視、教育等人力資源的投資、犯罪及懲罰的問題，以及家庭的組成、結構及解體等。而每個人都知道，多數人在決定要花多少錢買水果、衣服或汽車等商品時，都會考慮成本及效益，貝克認為人在做任何決定時，都會用到這種基本的想法。
貝克的專欄文章，都用這種方法來分析每個人所關心的社會問題。在得到諾貝爾獎之後也同樣從經濟的角度來看人生，也都沒有自以為有能力解答所有的問題。
貝克認為，經濟學家不論在公共政策的討論，或企業決策的分析方面，都必須扮演重要的角色，而人們對此需求也越來越強，但經濟學是無法滿足這些需求的。民眾所要的，超過了經濟學家所能給的，而這正是經濟學家一方面受到各界寵愛，但另方面卻仍不斷成為笑柄的原因。
我在1985年曾到芝加哥大學經濟學系當訪問學者，就是貝克當系主任批准的。那一年親炙芝加哥學派的自由經濟學風，在貝克・盧卡斯（R. E. Lucas, Jr. 1937-2023, 199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黑克曼（James J. Heckman, 2000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等大師的薰陶之下，更堅定的走著「自由經濟之路」。也在1985年之後更勤於在台灣的諸多報章雜誌上發表時論，除了傳布自由經濟觀念外，還針砭政府的公共政策。跟貝克一樣，把自由經濟理論用來分析社會經濟問題，時常參酌貝克的專欄文章作為立論基礎，如最低工資率、外勞引進、婚姻、生育、人力資本等課題，這些社會經濟問題與時俱進，愈來愈凸顯，貝克的文章也更有參考價值。
這本《生活的經濟學》就像巴斯夏的《看得見與看不見的經濟效應》、亨利・赫茲利特（Henry Hazlitt）的《一課經濟學》（Economics in One Lesson）和密爾頓・弗利曼（Milton Friedman）的《選擇的自由》（Free too Choose）等書一樣愈陳愈香！如貝克所言，本書中的文章對各種議題所做的分析，應會有助於學生、企業主管，以及創業者一般讀者，更能瞭解我們在經濟、社會以及政治上所面臨的問題，也能幫助讀者來分析具有爭議性的公共政策議題。
（作者為中華經濟研究特約研究員）
責任編輯：朱穎
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