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6年05月21日讯】2014年离世的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盖瑞・贝克（Gary Becker, 1930～2014）, 一生为经济学开彊拓土，是一位入世的顶尖经济学家。他在1985年初应美国《商业周刊》（Business Week）编辑的邀请每个月写一篇专栏稿。
以经济理论来分析公共政策
贝克以经济分析为基础，剖析公共政策对个人及组织行为所造成的影响。他认为不管是个人或团体组织，都会透过竞争的方式，尽其所能地想要改善所处的环境，其目的是获取收入以及工作机会，或者争取市场客户，甚至于地位及权势等。个人及组织的欲望是无穷的，但能掌控的资源却相当有限，而市场及价格，则可以帮助他们在两者之间取得平衡。
由此角度来看，个人及组织的行为是根据“动机”及“诱因”来决定的。例如，在商品价格较高，或服务成本提高时，一般家庭就会撙节开支；相对地，在商品价格上升之际，厂商便会增加生产。“动机”及“诱因”会影响行为，这是不变的事实，也应是常识。可惜的是当人们讨论公共政策时，总是会将常识抛诸脑后。贝克指出：我们不是经常听说，犯罪不会因为坏人遭到逮捕并受到惩罚而受到抑制吗？不是也有人常说政府透过医疗保险计划，而对医院及医师所提供的补贴，并不是造成医疗支出巨幅成长的主因吗？
贝克表示，所谓的“市场”，通常指的是商品及资产进行交易，并且订定公开价格的一种正式管道，像是普通股票及债券等的金融市场，或是国际石油及小麦市场等。不过，我们也将市场视为一种资源分配的方式。在这种非制式的市场里，资源会流到谁的手里，并不是透过公开价格来决定的。贝克在开始为《商业周刊》撰写专栏时，并未说明其主旨为何？但事实上，每篇文章都强调行为诱因和公共政策之间的关联性。贝克深深感受到虽然读者对每篇专栏的记忆不会维持很久，但如果有几篇文章连续讨论相同的主题，读者是会体会到作者的用意。
贝克在专业领域上最与众不同之处，在其研究中显示出理性选择和市场机制，不仅在经济领域里很重要，在社会和政治方面也很重要。他写的专栏都反应他对个人及组织行为的认知，而1985年5月刊登的第一篇专栏所谈的，就是1970年代后期以来，经济及社会因素对美国妇女的就业和收入所造成的影响。其它文章则讨论到结婚和离婚的问题、生育率的问题，以及少数族群受到歧视的问题等。此外，贝克也把教育问题、酒醉闹事、犯罪，最高法院法官的任命，以及信仰自由、民意代表任期和利益团体在政治决策里所应扮演的角色等问题提出讨论。
贝克究竟是自由派或保守派？
贝克表示，不少人在看过几篇专栏后，就写信抱怨，指责他是个保守反动派。贝克问说，难道只因为他认为行为诱因和市场机制有其重要性，就表示他是采取保守派的立场吗？贝克说他的确支持亚当・史密斯（Adam Smith, 1723-1790, 经济学创始者）和大卫・休谟（David Hume, 1711-1776）等18、19世纪思想家所倡议的“个人自由”及“私有经济”观念。这些思想家都认为，容许个人有权对多数事情自己做决定的制度，是比较好的制度，而这样的想法并不表示人们永远是理性而很少犯错的。他们的理念主要是说，绝大多数的人在有关个人权益的问题上，会比政府官员来的理性，而且犯的错会比较少。这样的看法，比以前还要重要，因为在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不管是政府税收、法令规范或是政府的行政权力等，都已经明显地扩大了。
因此，从古典或欧洲学派来看，贝克是自由派，他比较支持自由化的政经和社会制度，在个人自由不对他人构成明显而重大的伤害时，个人就应该享有自由选择的权利。这样的立场和传统上对保守派的定义不同，因为他们是希望维持现状不变的。虽然古典自由派认为，事物之所以能生存下来，通常都有其维持下去的功能，而且对社会有利；但他们也知道，某些长期延续下来的做法及传统，完全是因为势力庞大的利益团体，为了想从公共政策里得到好处，而施加压力所造成的结果。因此贝克鼓吹打破现状以提升效率，他也倡议增加穷人改善环境的机会。贝克表示，对某些读者来说，他的看法有时过于激进，而不是过于保守的。
贝克并不明显地认同任何政党，因为对于个人和行为诱因之间的关系，以及个人是否比政客更知道自己利益为何的问题，没有一个政党的立场是一致的。当对自己有利时，多数政治人物都承认行为诱因的重要性，一旦这样的看法不符合自己的利益，他们就会忽视这项因素。例如，某些保守派人士在反对国际自由贸易时，就忘了曾经鼓吹自由竞争的好处。同样的，不少自由派人士也不承认，现在的福利制度会刻意刺激人民移居到经济状况较佳的国家，因为那里有比较好的社会福利和医疗保险。而保守派人士因为宣称人民自由迁徙的原则，也故意不提人民因为那些好处而移民的事实。
同样地，在自由派人士鼓吹调高烟草税来抑制民众吸烟，或是认为公立大学应减免学费，以鼓励家境较差的孩子就学时，就会想到诱因的重要性。不过，若这项因素对自己的看法没帮助，他们往往会变得比保守派人士，更忽视其重要性，例如社会福利制度是否会导致婚姻解体，并鼓励妇女自我独立，以及所得税过高是否会降低就业及投资意愿等。
虽然贝克认为自己属于古典自由派，但他希望在专栏里所表达的看法，是以研究结果为基础，避免在政策议题上采取特定立场。在写前几篇文章时，贝克的确尽量这么做，但他很快发现，读者希望专栏作家在评论时事时，能清楚地表明自己的立场，于是贝克很快就决定要在专栏里为所说的问题提供改善的建议，而这些建言大致上还是以行为诱因及理性选择为分析基础，而后很自然地政策建言就自行浮现出来。
贝克很明确地反对扩大政府功能以及中央计划的政策模式。他也反对非法移民、反对保留就业机会给少数族群以及公立大学对家境中上的学生提供高额的就学补助。此外，贝克在文章里也不赞成对员工握有公司股票给予补贴的做法，并且反对征收关税及对进口设限，即使其它国家实施这些措施，他也不赞成。
贝克的专栏不只是提出反对意见而已，他鼓吹以合法的方式将移民权利出售给资格符合的申请人，支持大规模的民营化计划，让某些毒品合法化、以自给自足的原则来制定社会福利制度。此外，他也认为不能支付小孩教养费用的父亲受到惩罚，赞成强制执行婚姻契约，以修改《宪法》的方式让联邦法官不再是终身制，对重大犯罪实施重罚，尤其是持枪犯罪者。同时，贝克也认为社会福利的关注重心，应由母亲及社工身上移转到对小孩的帮助上。
贝克对公共政策的建言有无影响力？
贝克相信，他在专栏中所提出的看法和分析，对公共政策的制定和一般读者是有影响力的。不过，他认为效果的显现往往是缓慢而迂回的。贝克指出，知识分子往往喜欢夸大理念的影响力，因为他们的声望高低，是依其所提的理念好坏及是否具有原创性来决定的。有些知识分子甚至认为，政治人物和选民会很快地接受论述清楚而又具说服力的立论分析。贝克却认为，在理念和民意的影响方面，这是相当严重的错误认知，他觉得政策的制定并非根据想法和理论作了理性评估之后完成的，事实上，政策往往是在相互对立的利益团体之间，以务实的态度取得平衡点之后的结果。当理念和实际利益产生冲突时，理念往往是无用武之地的。
贝克表示，贸易政策的制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说，在亚当・史密斯和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 1772-1823）于两个世纪前（18世纪）对国际专业分工的比较利益（comparative advantage）加以分析后，经济学家便大声倡议自由贸易的理念。不过，实际的情况却是多数国家为了不让进口商品和本国产品竞争而征收了高额关税，并对进口设限。虽然知识分子认为自由贸易才是正确的，但这样的想法却无法抵挡国内产业因为害怕外国商品的竞争，而对政府所施加的政治压力。
不过，贝克仍然认为，长期而言，观念还是能对政策和民意造成很大的影响，即使实际利益的考量在短期还是具有绝对的主导力。他觉得，如果某些组织认为不同的看法有利于提升本身的利益，就可能会接受这些看法。他指出，政治团体不能公开承认提倡某些政策的目的，是在牺牲他人权益的情况下，让自己得到好处。他说，虽然美国联合劳工会（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 AFL）的首脑能够直陈工会和资方私下谈判的目的，不过是想获得更多的好处而已，但对有意得到政治利益的团体来说，如果坦白地把真正的意图说出来，则无异是自寻死路。相反地，他们的说词必须让人相信，对他们伸出援手是对国家有利的。
所以，国内厂商从来不会说要求征收关税及对进口产品设限的原因，是因为外国厂商的营运较有效率；相反地，他们会说外国厂商是以不公平的方式来竞争，要不就说进口外国商品会降低国内的就业机会。
贝克表示，有些团体在经过权力重组之后，开始成了气候，他们或许会发现某个学者几年前随意提出的想法，有利于提升民众支持度。这些团体就让这些想法重新包装，然后鼓吹说这些想法的时代已经来临。贝克认为，或许这些想法的确能在获取民众支持上扮演更重要角色，但绝非造成权力重整的根本原因—就如同专家出庭表达意见，并不是造成原告和被告上法庭进行法律诉讼的原因。
贝克说他在专栏文章中所提的建议，有些是新的想法，而且经常被认为是“不切实际的”。而他之所以把他们提出来，就是因为长期来说，理念还是会对政策造成影响。不过，他并不认为政策趋势会快速而轻易地大幅转向，就算有充分的理由，也不容易，但政权和思想风潮终究是会转移的，政策必须大幅改革的时机，也终会到来。他对于政策建言被接受的可能性，同样也是采取长期的观点来判断。他说他不会不切实际地认为，某些毒品合法化的时机已经成熟，也不会认为当时是修改《宪法》让联邦法官不再是终身职的时候。不过，他相信当现行政策的负面效果愈来愈明显的时候，他所提出的建言在未来还是会被接受的。
有保存价值的专栏文章集结成书
贝克表示，报纸及杂志的专栏所讨论的议题，大多是以时事为主，这些议题通常很快就会被大众所遗忘。所以，他在1997年出版的这本《生活的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Life），是他认为比较有保存价值的专栏文章之结集。他相信他对这些议题所做的分析，应会有助于学生、企业主管，以及创业者和一般读者，更能了解我们在经济、社会以及政治上所面临的问题。
贝克觉得，经济学教科书在说明理论如何应用到真实世界的时候，所举出的例证往往不够多，因而让学生遇到许多不必要的困难。要理解经济学的道理，绝对有必要知道其实际运用的状况。他的专栏文章就有很多以经济分析来看问题的例子，如政府的助学贷款究竟应该用固定利率，或视学生的未来收入多少来决定等，相对于教科书来说，是很好的补充教材。对于公司主管及商业界人士来说，由于公共政策会对企业营运及决策造成影响，因而他们更能透过政策议题的讨论而受益。贝克谈到的主题包括公司高阶主管的激励诱因问题，以及提高最低工资对就业市场和公司获利可能造成的影响等等。
贝克说他相信，想更清楚地知道为什么经济及社会状况会发生变化的读者，也会对他的专栏文章感兴趣。他谈到越来越多已婚妇女进入就业市场的问题，离婚率越来越高的问题，以及经济自由度不高的国家，为什么经济的表现较差等问题。他觉得他的专栏文章，也能帮助读者来分析当前具争议性的公共政策议题，如政府是否有必要制定“工业政策”、美国是否应该接受那么多移民入境等问题。
贝克对问题的判断究竟正不正确？
为了让读者判断这种以经济分析来理解行为模式的方式，是否真能深入地了解问题的核心，贝克就以过去的一些专栏文章，对公共政策及经济和社会变动所做过的分析，是否能经历时间的考验来印证。他举出1985年刊登的一篇文章，写出预期美国男女所得差距会进一步缩减；1990年的一篇文章指出，日本股市并没有被“操控”；1985和1992以及1993年的文章都认为“工业政策”是件可怕的事；1990年的一篇文章认为最高法院的法官任期应有限制；1986年的一篇文章指出美国黑人的经济状况已大幅改善等等。事后都证明他的看法大致是对的，因而这些文章可以证明，经济性的思考的确让人更深入的理解社会和政治问题，因为这种思考方式认为，人们对于不同选择项目的成本和效益，具有敏锐的分辨能力，而仅由政治、社会或心理的角度来看问题的人，是看不见这个层面的。
有鉴于此，贝克乃兴起将这些专栏文章集结成这本书出版。他将十年中撰写的一百三十多篇专栏文章，归类成政府管制与自由化政策、劳工市场及移民问题、人力资源和学校教育、家庭问题、歧视问题、犯罪和毒瘾问题、利益团体和政治决策、政治功能和税收制度、资本主义和经济制度、国际贸易和国际协议、股票市场和经济衰退等12个单元。
在贝克获得诺贝尔奖之后，突然间人们都把他当成各种问题的专家、万事通。但他一直坚守在自己专精的范围里，他是因为把经济理论用来分析社会问题而得奖的，特别是有关种族和性别歧视、教育等人力资源的投资、犯罪及惩罚的问题，以及家庭的组成、结构及解体等。而每个人都知道，多数人在决定要花多少钱买水果、衣服或汽车等商品时，都会考虑成本及效益，贝克认为人在做任何决定时，都会用到这种基本的想法。
贝克的专栏文章，都用这种方法来分析每个人所关心的社会问题。在得到诺贝尔奖之后也同样从经济的角度来看人生，也都没有自以为有能力解答所有的问题。
贝克认为，经济学家不论在公共政策的讨论，或企业决策的分析方面，都必须扮演重要的角色，而人们对此需求也越来越强，但经济学是无法满足这些需求的。民众所要的，超过了经济学家所能给的，而这正是经济学家一方面受到各界宠爱，但另方面却仍不断成为笑柄的原因。
我在1985年曾到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当访问学者，就是贝克当系主任批准的。那一年亲炙芝加哥学派的自由经济学风，在贝克・卢卡斯（R. E. Lucas, Jr. 1937-2023, 199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黑克曼（James J. Heckman, 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等大师的熏陶之下，更坚定的走着“自由经济之路”。也在1985年之后更勤于在台湾的诸多报章杂志上发表时论，除了传布自由经济观念外，还针砭政府的公共政策。跟贝克一样，把自由经济理论用来分析社会经济问题，时常参酌贝克的专栏文章作为立论基础，如最低工资率、外劳引进、婚姻、生育、人力资本等课题，这些社会经济问题与时俱进，愈来愈凸显，贝克的文章也更有参考价值。
这本《生活的经济学》就像巴斯夏的《看得见与看不见的经济效应》、亨利・赫兹利特（Henry Hazlitt）的《一课经济学》（Economics in One Lesson）和密尔顿・弗利曼（Milton Friedman）的《选择的自由》（Free too Choose）等书一样愈陈愈香！如贝克所言，本书中的文章对各种议题所做的分析，应会有助于学生、企业主管，以及创业者一般读者，更能了解我们在经济、社会以及政治上所面临的问题，也能帮助读者来分析具有争议性的公共政策议题。
（作者为中华经济研究特约研究员）
责任编辑：朱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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