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6年06月23日訊】（英文大紀元專欄作家Victor Davis Hanson撰文／信宇編譯）最近在各大媒體上有很多關於大學高等教育危機的報導，現在是大學之間爭奪生源，而不是學生之間爭奪入學資格。
也許那些精英大學，就是那七八所所謂的頂尖學府仍然認為，憑藉自己的品牌名聲——儘管它們已受到相當大的打擊，它們的錄取數據和申請人數的下降也反映出這點——它們仍會一直屹立不搖。
但是大多數四年制普通大學都處境艱難。這是為什麼呢？
首先，這是人口統計學因素。1960年代時，生育率在1960年達到每戶約3.6個孩子。雖然近三年來生育率略有回升，但仍然只有1.7。因此，目前17歲、18歲和19歲年齡段的人口數量不足當年的一半。
因此，大學爭奪的年輕人群體規模要小得多。
真正讓人們反感的第二件事是，在過去的50年裡，學費的增長速度是年通貨膨脹率的三倍。
這是為什麼呢？
主要原因是行政機構臃腫。
在我任職的斯坦福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最近指出，如果把斯坦福大學的研究生和本科生全部算進去，再把行政人員及其工作人員也算上，那麼平均大約是每個學生就對應著一名行政人員或工作人員。
這是因為大學扮演了監護人的角色。它說：「我就是家長，我要全天候360度監控學生的生活。如果他不開心，我們會處理。如果有人指控你性騷擾，我們會處理。我們會處理所有事情，而且我們會嘗試參與政治。」
「我們的工作不是提供不帶立場客觀中立的、以歸納為基礎的教育，我們的目標是培養出能夠對家庭、核心家庭、社區、宗教等提出反面觀點的左翼人士。我們認為社會受到企業、家庭和宗教的偏見影響，而我們要提供的是一種反面觀點。」
毫無疑問，那樣的行為讓人反感。
在美國，教授這個職業本身就很特殊。其它任何職業都沒有他們這樣的待遇。在教授這個崗位工作六年之後，他們就能獲得終身教職。在那些精英院校之外，獲得終身教職幾乎是理所當然的。在我之前工作的加州州立大學（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簡稱CSU），我認為90%的助理教授都獲得了終身教職。
現在申請減免教學時間非常普遍。你可以說「我想做兼職行政人員」、「我在輔導學生」或者「我有一個特別的項目」，這樣你就可以減少教學任務量。
請記住，教學任務量已經大幅減少。在大多數大學，每年只有兩到四門課程。沒錯，是一年。
也許加州州立大學（CSU）除外，但就連CSU的許多校區也出現了縮減。這可是全球知名的加州州立大學系統，它是全球規模最大的大學系統。這個大學系統的課程設置已從每學期四門課減少到三門課。
他們運作這套模式的方式之一，就是不斷提高行政部門的預算，增加全職教師的休假時間，減少教學時數，然後再僱用兼職、臨時講師，並剝削他們。
大學付給非全職教師的課時費，大約只有正教授或副教授的40%。也沒有給他們提供同等的福利。在一些大學，由兼職、受剝削的講師授課的課程比例，已經高達40%甚至45%。
讓公眾反感這些大學的另一個原因就是：它們漫天要價，貪婪成性。
我們開始了解到，例如，在NIH（全稱為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撥款項目中，許多大學收取的佣金不是10%或15%，而是40%甚至更高。
換而言之，如果一位教授從聯邦政府獲得了一百萬美元的撥款，大學就會介入並說：「好吧，你用了你的辦公室、電話或實驗室，所以我們要抽取其中的40%。」
他們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整個體系在財務上並不健全。是的，財務狀況不健全，這已經是一個老生常談的話題了。
這主要是因為行政部門的膨脹，以及設立了許多與教育無關但卻造成巨大間接成本的中心和項目。
另一件讓人們非常擔憂的事情，是他們用來為這些債務籌資、擴張行政人員隊伍、並削減教學經費的一種方式：他們招收了超過一百萬名國際學生。
而與美國學生不同的是，國際學生沒有獎學金，也沒有學費減免。國際學生需要支付全額學費，甚至可能要支付更高的學費。
現在的問題就是，當你從中國引進三十萬名學生，或者從不自由的中東地區引進二十多萬名學生，當你查看這些學生的來源地時，你會發現他們大多來自非洲、亞洲和西半球的專制和不自由地區，特別是中東和中國。
然後你開始將學生群體政治化，你就可以看到2023年10月7日（哈馬斯襲擊以色列引發以哈戰爭）之後發生在各個大學校園的反猶太運動了。
他們舉行了大規模示威遊行，通常由外國學生領導，他們高喊著「從河流到海洋，巴勒斯坦將獲得自由」。這實際上是摧毀以色列國的暗語。
他們還發生了暴力示威遊行，這些校園示威遊行往往由來自中東的學生領導的。
此外，美國聯邦調查局（FBI）表示，大約有1%到5%的中國留學生積極從事間諜活動。
公眾都知道這些情況，他們並不喜歡這種想法——有時他們的孩子進不了大學，是因為大學為了收取較高的學費而錄取國際學生。
顯而易見，DEI（全稱為Diversity, Equity, and Inclusion，多元性、公平性和包容性）運動對大學校園造成了損害。
大學之所以讓人感到震驚，是因為儘管有州級公投、最高法院的裁決以及《民權法案》（Civil Rights Act，簡稱CRA，1964），它們仍然故意地、有意識地、且隱晦地以種族作為衡量標準，來決定錄取誰、聘用誰、留下誰、以及晉升誰——全都基於人的外在特徵、性取向或性別。
這些行為完全是反精英、反能力主義的。它就像蘇聯（Soviet Union，1922—1991年）的政治委員制度（commissar system），也像回到了麥卡錫主義[McCarthy，註：指美國在1950年代冷戰初期由聯邦參議員約瑟夫‧麥卡錫（Joseph McCarthy，共和黨/威斯康星州，1908—1957年）所主導的一段思想審查的政治氛圍]時期。
如果你想在大學裡找份工作，大多數情況下都需要填寫一份多元化聲明（diversity statement）。
顯而易見，如果你在多元化聲明中寫道：「老實說，我認為DEI是反精英主義的」，那你肯定不會被錄用。
這些大學陷入危機還有另一個原因。
聯邦政府介入並為學生貸款提供了擔保。
正如我之前所言，大學一旦採取了那種種措施，就會大幅提高學費，每年漲幅是通貨膨脹率的三倍。
於是政府介入並表示：「你們可以借錢給學生，我們會提供擔保，所以他們（學生們）會用聯邦政府擔保的資金償還你們。」
我們現在知道，貸款不合規率高達30%到35%，貸款的學生要麼逾期還款，要麼違約。
因此，國家背負著1.7萬億美元的債務，並且發現債務還在增加，因為學生無法在四年內畢業——現在的平均畢業時間為六年。
大約有30%到40%的大學生最終未能畢業。
但這一切都是由聯邦政府擔保的銀行貸款補貼的，這使得大學可以開設這些沒人想要的瘋狂課程——和平研究、種族研究、黑人研究、環境研究等等——因為學生們選修了這些課程，而且政府還為他們買單。
而且，沒有人擔心他們是否順利畢業，或者雇主是否能僱到一個受過良好教育、具備實證經驗的大學學士畢業生。
最後，我們現在缺少大約兩百萬名水管工、電工、藍領木工、石膏板工人和屋頂工等。
眾所周知，這些工種對美國經濟非常重要。
但當這些大學說：「來我們這裡吧，即使你們中40%的人最後無法畢業；即使畢業，平均也要花六年時間；即使你們會背上巨額債務，你們還是可以修心理學和社會學。二十幾歲正是可以四處遊蕩，住在地下室裡，好好盡情享樂的時候。」
但是經濟形勢給出了回應：你們正在浪費孩子們二十多歲的這段成長黃金時期。
我們需要的是高級電工，我們需要的是石油產業的技術工人，我們需要的是技術嫻熟的木匠，如此等等。
而諷刺的是，如果你在22歲時拿到心理學或社會學的學士學位，和成為一名高級電工相比，如今電工的年薪會超過10萬美元；而那位社會學學士，或學習過兩三年心理學的人，要不是失業，要麼就是完全用不上他所受的教育。
或者，如果他被錄用，他的收入將只有電工、屋頂工或木匠的一半。
總而言之，我們的大學狀況堪憂，迫切需要強制改革，因為它們不會自行改革。
本文由播客節目「維克多‧戴維斯‧漢森採訪錄」（Victor Davis Hanson: In His Own Words）2026年6月18日文字稿編輯而成，經總部位於華盛頓特區的美國傳統基金會（The Heritage Foundation）發行的出版物《每日信號報》（The Daily Signal）授權轉載。
作者簡介：
維克多‧戴維斯‧漢森（Victor Davis Hanson），教授，美國知名的保守派評論家、古典學家和軍事歷史學家。他是加州州立大學（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古典學榮譽教授、斯坦福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古典學和軍事歷史資深研究員、希爾斯代爾學院（Hillsdale College）研究員、美國偉大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American Greatness）傑出研究員。漢森教授著有《沒有夢想的田野》（Fields Without Dreams, 1997）、《西方戰爭之道》（The Western Way of War, 2009）、《川普特例》（The Case for Trump, 2019）和《垂死的公民》（The Dying Citizen, 2021）等17部著作。
原文：Why America’s Universities Are Falling Apart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並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立場。
責任編輯：高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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