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6年06月08日訊】（英文大紀元專欄作家Jeffrey A. Tucker撰文／信宇編譯）那些經歷了過去幾十年科技革命的人們，都目睹了公眾輿論的顯著轉變。如今，隨著學校禁止學生使用智能手機，並拔掉那些曾被寄予厚望的昂貴筆記本電腦，人們對屏幕的反感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很顯然，這套數字化體系產生了適得其反的效果：學生的成績下降，注意力持續時間縮短，並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社會疏離。
現在我們都知道了這個後果。我自己就遇到過太多這樣的情況：一些二十多歲的年輕人，他們在疫情封鎖期間上學，其它時間都在數字化時代接受教育。這些年輕人幾乎不敢直視你的眼睛，很難說出完整連貫的句子，對任何事都缺乏好奇心，也無法獨立思考歷史、科學、語言等基本問題，除了TikTok上的熱門視頻之外，他們幾乎一無所知。
這就是現代史上受教育程度最低、人格塑造最不健全的一代嗎？這種說法似乎有理有據，現有證據也足以佐證。數字媒體（digital media）成了替罪羊，而且或許確實如此。家長們過於信任，學校和教師過度外包，成年人將自己的工作拱手讓給了背叛他們的科技巨頭。
1979年有一部由史蒂夫‧馬丁（Steve Martin）主演的搞笑電影，叫做「大笨蛋」（The Jerk）。主人公出身貧寒的農村，後來被送到城市，偶然發現了一項新發明：只需在鼻梁上裝個小把手就能輕鬆摘下眼鏡。一位企業家對這項發明很感興趣，於是做了投資，並支付給笨蛋馬丁一定的銷售分成。
這個笨蛋一夜暴富後，立刻開始過起了奢靡的生活，出入高檔餐廳，穿著名牌服裝，住進新豪宅，而且舉止粗魯無禮。
然而，好景不長，這款新眼鏡竟然會導致人們患上鬥雞眼。受害者們提起訴訟，整個生意徹底失敗，讓「大笨蛋」再次一貧如洗。
這是一個取材於「從赤貧到暴富、最終又跌落谷底」這類經典故事的寓言，讓人聯想到喜劇電影《華爾街之狼》（Wolf of Wall Street，2013）和《疤面煞星》（Scarface，1983）。它或許能給我們帶來一些啟示，讓我們反思那種奇怪的心理：我們總是被各種新奇、未經充分驗證的創新事物或新奇玩意兒所吸引，而這些東西後來往往會顯露出意想不到的副作用。
這似乎是數字媒體普及的普遍規律。我不能說自己是那些預見到危險的智者之一。恰恰相反，我對每一款新工具都興奮不已。第一次見到蘋果手機iPhone 1.0時，我的人生幾乎就此改變。我甚至寫過整本書來讚美向雲端遷移的浪潮。誠然，我並非完全錯誤，但我當時也對其中的弊端視而不見。
人工智能（AI）代表著一次巨大的轉變，而且大多朝著負面方向發展。一種取代思考本身的工具，必然會在某種程度上對人類社會構成威脅。機器所做的一切，必然會導致各個領域的技能退化。在鑿岩、耕地或縫紉等工作中，這或許並非完全令人惋惜。但凡事皆有可能走向極端。用機器取代智能，無疑會將我們帶入一個全新的領域。
現在回想起來，真不明白當初為什麼會有人認為給孩子一台手提電腦就能讓他們更加聰明。誠然，移動電腦確實提供了更多獲取信息的渠道。但是我們早該從電視的悲慘歷史中預見到，這種媒介本身的質量終將不可避免地下滑。而事實也正是如此。
這些方式對思維的影響更為顯著。訓練人類思維沒有真正的捷徑。它需要時間、努力、記憶、邏輯謎題、清晰思維的形成、歷史敘事、經典著作的深度閱讀、對語言、數學和科學等工具的掌握，以及閱讀和其它方面的技術能力的培養。
數字媒體的問題在於，它誘使人們相信，我們可以繞過所有這些步驟，只需獲取視覺摘要，擺出合適的姿勢，配上相應的身分證明，就可以萬事大吉了。早在2005年，隨著模因文化（meme culture）的興起，我就開始注意到這種現象：人們紛紛追捧某些思想或理念，卻沒有任何證據表明他們真正研讀過相關內容。
如今，情況更加糟糕。科技正在誘惑整整一代人，讓他們相信自己完全可以不勞而獲，而現有的教育和資格認證體系卻讓他們得逞。
在職場中，真正的考驗在於那些長期以來被視為理所當然的核心思維技能突然消失之時。最終，我們不得不完全依賴那些天賦異稟的奇才，或是那些年過五十卻依然頭腦清醒的人。
如今，我們都在竭力尋找擺脫對數字摘要及人工智能手段依賴的方法，以實現思維層面的「排毒」（detoxify）；與此同時，這些工具背後的公司卻執意建設規模更大、侵入性更強的數據中心，甚至動用「徵用權」（eminent domain）來獲取他們所需的資源。
與此同時，人工智能也遭到了公眾的強烈抵制。在今年的畢業典禮上，學生們形成了一種新的慣例（protocol）：每當演講者盛讚人工智能革命時，他們便會發出噓聲和嘲弄聲。這些年輕人曾因防疫需要被禁足家中，被迫通過在線系統進行線上交流，並被告知機器將解決他們面臨的一切難題；如今，他們卻面對著一個將他們拒之門外的就業市場——那些幾乎沒人真正搞得懂的「高科技玩意兒」（gizmos）正在取代他們的位置。
這似乎對人類文明本身構成了極大的危險。
我們正在重新認識一個古老的真理：人的大腦不是用來堆砌數據的硬盤，而是一塊肌肉，需要通過阻力才能成長。真正的教育需要摩擦。屏幕給人一種掌控一切的錯覺，卻只帶來被動。人們滑動屏幕，觀看視頻，點讚評論。人們很少真正投入思考、記憶或創造。
這場反抗是發自內心的。家長們讓孩子遠離電子屏幕，學校安裝存放手機的儲物櫃，大學重新認識到手寫考試的價值，這些都是生存本能的體現。而之前的疫情應對措施加速了這種愚蠢行為的發生。
其結果被稱為「知識肥胖症」（intellectual obesity）：信息獲取渠道廣，但理解能力卻很差。學生提交的論文都是人工智能生成的，他們自己卻幾乎不理解。程序員過度依賴自動補全功能，以至於連簡單的邏輯都無法調試。創造力萎縮成機械式的程序設計。我們有可能造就一個由優雅鸚鵡組成的社會，他們能流利地使用借來的語法，卻缺乏原創思維。
前進的道路需要我們主動拒絕。家長必須重新掌控孩子的電子設備。教育者必須重視紙質書籍、蘇格拉底式精神對話和安靜的圖書館讀書時光。
企業應該為令人上癮的設計承擔市場責任。而個人——尤其是我們這些曾經對每一次升級都歡呼雀躍的人——必須踐行數字極簡主義（digital minimalism）。把手機放在另一個房間。關閉你的屏幕觸覺功能。試試我正在做的：把手機屏幕調成黑白，讓它儘可能地單調乏味，同時關閉所有信息接收提示功能。
我們需要深度閱讀。我們需要用筆寫字。我們需要與人交談。我們需要舉辦晚宴進行深入交流。我們需要訓練社交技能。我們需要重建那些被屏幕磨損的神經通路。
人類的成就始終依賴於智慧的修養。我們曾經過於沉溺於虛幻的光環。科技會不斷進步，但人類的優勢在於那些科技無法複製的東西：奮鬥的火花、存在的深度，以及絕不把靈魂出賣給外界的頑強堅持等。
作者簡介：
傑弗里‧塔克（Jeffrey A. Tucker）是總部位於德克薩斯州奧斯汀（Austin）的布朗斯通研究所（Brownstone Institute）的創始人兼總裁。他在學術界和大眾媒體上發表了數千篇文章，並以五種語言出版了10本書，最新著作是《自由抑或封鎖》（Liberty or Lockdown, 2020）。他也是《路德維希‧馮‧米塞斯文集》（The Best of Ludwig von Mises, 2019）一書的編輯。他還定期為《大紀元時報》撰寫經濟學專欄，就經濟、技術、社會哲學和文化等主題廣泛發聲。聯繫方式：tucker@brownstone.org。
原文：The Backlash Against the Screen 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並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立場。
責任編輯：高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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