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6年06月08日讯】（英文大纪元专栏作家Jeffrey A. Tucker撰文／信宇编译）那些经历了过去几十年科技革命的人们，都目睹了公众舆论的显著转变。如今，随着学校禁止学生使用智能手机，并拔掉那些曾被寄予厚望的昂贵笔记本电脑，人们对屏幕的反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很显然，这套数字化体系产生了适得其反的效果：学生的成绩下降，注意力持续时间缩短，并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社会疏离。
现在我们都知道了这个后果。我自己就遇到过太多这样的情况：一些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他们在疫情封锁期间上学，其它时间都在数字化时代接受教育。这些年轻人几乎不敢直视你的眼睛，很难说出完整连贯的句子，对任何事都缺乏好奇心，也无法独立思考历史、科学、语言等基本问题，除了TikTok上的热门视频之外，他们几乎一无所知。
这就是现代史上受教育程度最低、人格塑造最不健全的一代吗？这种说法似乎有理有据，现有证据也足以佐证。数字媒体（digital media）成了替罪羊，而且或许确实如此。家长们过于信任，学校和教师过度外包，成年人将自己的工作拱手让给了背叛他们的科技巨头。
1979年有一部由史蒂夫‧马丁（Steve Martin）主演的搞笑电影，叫做“大笨蛋”（The Jerk）。主人公出身贫寒的农村，后来被送到城市，偶然发现了一项新发明：只需在鼻梁上装个小把手就能轻松摘下眼镜。一位企业家对这项发明很感兴趣，于是做了投资，并支付给笨蛋马丁一定的销售分成。
这个笨蛋一夜暴富后，立刻开始过起了奢靡的生活，出入高档餐厅，穿着名牌服装，住进新豪宅，而且举止粗鲁无礼。
然而，好景不长，这款新眼镜竟然会导致人们患上斗鸡眼。受害者们提起诉讼，整个生意彻底失败，让“大笨蛋”再次一贫如洗。
这是一个取材于“从赤贫到暴富、最终又跌落谷底”这类经典故事的寓言，让人联想到喜剧电影《华尔街之狼》（Wolf of Wall Street，2013）和《疤面煞星》（Scarface，1983）。它或许能给我们带来一些启示，让我们反思那种奇怪的心理：我们总是被各种新奇、未经充分验证的创新事物或新奇玩意儿所吸引，而这些东西后来往往会显露出意想不到的副作用。
这似乎是数字媒体普及的普遍规律。我不能说自己是那些预见到危险的智者之一。恰恰相反，我对每一款新工具都兴奋不已。第一次见到苹果手机iPhone 1.0时，我的人生几乎就此改变。我甚至写过整本书来赞美向云端迁移的浪潮。诚然，我并非完全错误，但我当时也对其中的弊端视而不见。
人工智能（AI）代表着一次巨大的转变，而且大多朝着负面方向发展。一种取代思考本身的工具，必然会在某种程度上对人类社会构成威胁。机器所做的一切，必然会导致各个领域的技能退化。在凿岩、耕地或缝纫等工作中，这或许并非完全令人惋惜。但凡事皆有可能走向极端。用机器取代智能，无疑会将我们带入一个全新的领域。
现在回想起来，真不明白当初为什么会有人认为给孩子一台手提电脑就能让他们更加聪明。诚然，移动电脑确实提供了更多获取信息的渠道。但是我们早该从电视的悲惨历史中预见到，这种媒介本身的质量终将不可避免地下滑。而事实也正是如此。
这些方式对思维的影响更为显著。训练人类思维没有真正的捷径。它需要时间、努力、记忆、逻辑谜题、清晰思维的形成、历史叙事、经典著作的深度阅读、对语言、数学和科学等工具的掌握，以及阅读和其它方面的技术能力的培养。
数字媒体的问题在于，它诱使人们相信，我们可以绕过所有这些步骤，只需获取视觉摘要，摆出合适的姿势，配上相应的身份证明，就可以万事大吉了。早在2005年，随着模因文化（meme culture）的兴起，我就开始注意到这种现象：人们纷纷追捧某些思想或理念，却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们真正研读过相关内容。
如今，情况更加糟糕。科技正在诱惑整整一代人，让他们相信自己完全可以不劳而获，而现有的教育和资格认证体系却让他们得逞。
在职场中，真正的考验在于那些长期以来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核心思维技能突然消失之时。最终，我们不得不完全依赖那些天赋异禀的奇才，或是那些年过五十却依然头脑清醒的人。
如今，我们都在竭力寻找摆脱对数字摘要及人工智能手段依赖的方法，以实现思维层面的“排毒”（detoxify）；与此同时，这些工具背后的公司却执意建设规模更大、侵入性更强的数据中心，甚至动用“征用权”（eminent domain）来获取他们所需的资源。
与此同时，人工智能也遭到了公众的强烈抵制。在今年的毕业典礼上，学生们形成了一种新的惯例（protocol）：每当演讲者盛赞人工智能革命时，他们便会发出嘘声和嘲弄声。这些年轻人曾因防疫需要被禁足家中，被迫通过在线系统进行线上交流，并被告知机器将解决他们面临的一切难题；如今，他们却面对着一个将他们拒之门外的就业市场——那些几乎没人真正搞得懂的“高科技玩意儿”（gizmos）正在取代他们的位置。
这似乎对人类文明本身构成了极大的危险。
我们正在重新认识一个古老的真理：人的大脑不是用来堆砌数据的硬盘，而是一块肌肉，需要通过阻力才能成长。真正的教育需要摩擦。屏幕给人一种掌控一切的错觉，却只带来被动。人们滑动屏幕，观看视频，点赞评论。人们很少真正投入思考、记忆或创造。
这场反抗是发自内心的。家长们让孩子远离电子屏幕，学校安装存放手机的储物柜，大学重新认识到手写考试的价值，这些都是生存本能的体现。而之前的疫情应对措施加速了这种愚蠢行为的发生。
其结果被称为“知识肥胖症”（intellectual obesity）：信息获取渠道广，但理解能力却很差。学生提交的论文都是人工智能生成的，他们自己却几乎不理解。程序员过度依赖自动补全功能，以至于连简单的逻辑都无法调试。创造力萎缩成机械式的程序设计。我们有可能造就一个由优雅鹦鹉组成的社会，他们能流利地使用借来的语法，却缺乏原创思维。
前进的道路需要我们主动拒绝。家长必须重新掌控孩子的电子设备。教育者必须重视纸质书籍、苏格拉底式精神对话和安静的图书馆读书时光。
企业应该为令人上瘾的设计承担市场责任。而个人——尤其是我们这些曾经对每一次升级都欢呼雀跃的人——必须践行数字极简主义（digital minimalism）。把手机放在另一个房间。关闭你的屏幕触觉功能。试试我正在做的：把手机屏幕调成黑白，让它尽可能地单调乏味，同时关闭所有信息接收提示功能。
我们需要深度阅读。我们需要用笔写字。我们需要与人交谈。我们需要举办晚宴进行深入交流。我们需要训练社交技能。我们需要重建那些被屏幕磨损的神经通路。
人类的成就始终依赖于智慧的修养。我们曾经过于沉溺于虚幻的光环。科技会不断进步，但人类的优势在于那些科技无法复制的东西：奋斗的火花、存在的深度，以及绝不把灵魂出卖给外界的顽强坚持等。
作者简介：
杰弗里‧塔克（Jeffrey A. Tucker）是总部位于德克萨斯州奥斯汀（Austin）的布朗斯通研究所（Brownstone Institute）的创始人兼总裁。他在学术界和大众媒体上发表了数千篇文章，并以五种语言出版了10本书，最新著作是《自由抑或封锁》（Liberty or Lockdown, 2020）。他也是《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文集》（The Best of Ludwig von Mises, 2019）一书的编辑。他还定期为《大纪元时报》撰写经济学专栏，就经济、技术、社会哲学和文化等主题广泛发声。联系方式：tucker@brownstone.org。
原文：The Backlash Against the Screen 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并不一定反映《大纪元时报》立场。
责任编辑：高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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